错爱上萨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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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弥留”中国

1980年，16岁的少年大学生余明阳在浙江大学哲学系首届学生学术报告会上，以一篇名为“萨特对于当代中国价值观的影响”的报告，获得二等奖。

2003年，已成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的余明阳在广州发起成立了“60年代俱乐部”。在“向60年代势力致敬”的横幅下面，俱乐部成员们说起曾经的激情岁月，公认萨特是对他们

萨特在美术圈的影响更加直接。《美术之友》杂志主编成佩说，那个时候，画西画的人“几乎言必称萨特。”萨特在80年代被画家拿来为他们吁求的创作自由和自我表现壮胆做势。形式单纯、充满哲理的萨特话剧早已不是戏剧舞台的宠儿。但听说国家话剧院导演查明哲眼下正在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重排萨特剧《死无葬身之地》，《中国妇女报》记者何东表示要来重温当时的那种震撼。七年前，何东和朋友一起看完在中国首排的《死无葬身之地》后，被震撼得在马路边上默默坐了一宿。查明哲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部剧要告诉人们：人的价值、人的尊严都是可贵的，是需要去捍卫的。而这种东西完全可以穿越时代。

“用一个词来形容90年代，就是：暧昧。90年代同时消解了前面的两个年代。”中央美术学院史论系教授邹跃进说，90年代以来的美术思想界其实充满了困惑：调侃、无聊、无赖、无所适从。“80年代的激情在此时显得百无一用。”

何怀宏对年代的体会是：“80年代是一个人们旧的信仰破灭，但是对信仰本身又仍然郑重其事、非常认真严肃地对待的年代，现在并不能说就找到了新的信仰，但人们对此已经有些无所谓了，这也许是更深一层的危机。”

冯国东：“自在者”的想望

冯国东是共和国的同龄人。1964年，酷爱画画的冯国东进北京帆布厂当了一名扫地工。每天的工作，就是拿把大笤帚，在车间来来回回扫除那些一会儿就落一地的棉花毛。

进厂两年后，文革爆发。正常的出版业中断，市面上看不见画了。那个年头，冯国东做过不少小偷小摸的事，他常常随身携带刀具，碰到有点艺术感的图书插图、纸盒上的印画、甚至看上去能做画板的三合板，三下两下就割走了。

1976年，刚粉碎四人帮时，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办油画学习班，每个工厂选派一个人参加，冯国东入选。油画班的学员们虽然都是工人出身，但个个恃才傲物，除了一起上课外，几乎互不理睬。一天，课间休息，大喇叭里突然播放了一首澳大利亚民歌《剪羊毛》。这首歌60年代曾在文艺青年中流行一时，文革时算“封资修”，沉寂了多年。音乐响处，寂静的课堂里，有两个人同时开口哼了起来：一个是冯国东，另一个是某厂装卸工钟鸣。二人相视一笑。从此，他们经常在一起谈画论道，很快成为挚友。

后来，钟鸣调到人民出版社工作，经常能看到一些内部发行的读物，其中就包括萨特作品。在钟鸣的影响下，冯国东也对萨特亲近起来。

1980年11月举行的北京油画研究会三展上，有两副作品因风格另类引人瞩目，并且在后来成为中国美术界“85思潮”早期标志性作品。一幅是钟鸣的《他是他自己——萨特》，另一幅是冯国东的《自在者》。两个心灵默契的朋友不约而同式的创作，引发了一场艺术界关于“自我表现”的争论。

作品展出后，《美术》杂志一个编辑找冯国东约一篇3000字的稿子来诠释《自在者》。冯国东的文章《一个扫地工的梦——自在者》在1981年2月发表，5月，一篇署名杜哲森的批评文章《艺术不能离开人民的土壤——寄言冯国东同志》发表，文中写道：“当群众对你的艺术百思不得其解，诚恳向你请教时，你却以高深莫测、玄妙非常的语言，说什么‘可以看成是我们这个世界上从未出现的绝对自由者；又可以看成是另一个星球上的人。可以认为是一种偶然的存在；更可以认为这只是一个虚无……’这真让人摸不着头脑”。

《自在者》是冯国东穷困潦倒之际在用碎片拼成的褴褛画布上，用最后的颜料画的。文章发表后，有人写信说，“我崇拜你。我也很穷，但我愿意把我画箱里的颜色分一半给你。”有的人表示愿跟他对调工作，好让他有充裕的时间创作。还有人寄钱、粮票、布票到出版社，但都让他给退了回去。

轰动过后，冯国东被工厂开除。因这件事失去工作的还有另一个人，就是那个约稿的编辑，现在被画界称做“中国现代艺术之父”的栗宪庭。事件旋涡中的另一个人，钟鸣，后来远走国外，据说现已回到上海，已不再搞画。

很多年后，冯国东得以定居在北京通州的宋庄画家村专心画画。

“我是不留神成为我自己的。”25年过去，病中的冯国东已经离萨特太远。他的儿子记得，很小的时候，就在家里看到过《恶心》、《存在与虚无》，喝了酒以后，父亲还会说很多萨特式的醉话。在儿子看来，父亲的醉话要比平时的话漂亮十倍。但现在医生严禁喝酒，也就听不到醉话了。

让—保罗·萨特

(Jean-Paul Sartre 1905～1980)

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文学家。以他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思潮，曾经在许多国家发生过广泛的影响。他企图以存在主义去结合和补充马克思主义，西方一些人们称之为“不断地以人的名义和人的自由的名义向现代世界提出抗议，想恢复人的价值”的思想家。1980年萨特逝世以后，在中国掀起了一股“萨特热”。

二次大战爆发以后，他于1938年应征入伍，1940年被俘，在德国的战俘营里研读了海德格尔的著作。1943年发表代表作《存在与虚无》，被称作“反对附敌的哲学宣言”。

1945年10月发表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一文，更具体地阐述了存在主义的现实社会意义。

战后他思想左转，信奉马克思主义，但不参加共产党，只做共产党的同路人。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与共产党分道扬镳，但仍坚持左派立场，反越战，反苏联侵略。1960年发表《辩证理性批判》，此外，还写了大量剧本和小说。1964年他拒领诺贝尔文学奖，理由是“不接受官方的任何荣誉”，“不愿意被改造成体制中人”。

萨特与他的同学、著名的女哲学家西蒙·波伏娃是终生情侣，但没有结婚。

董正国：辞职为了“自我”

受萨特影响过的董正国在生活中走了许多弯路，为的是寻找“自我价值”

董正国是个地道的安徽农家孩子。1985年，因为考上了省重点高中，16岁的董正国才第一次踏进县城。那时候，一本小书引起了董正国的强烈兴趣——谌容的《萨特与杨月月之研究》。他兴奋地一口气读完，并在字里行间做了密密麻麻的题注。

1988年，董正国以文科第一名的成绩由亳州一中考入安徽大学哲学系。在学校里，他看的书很杂，但中学读谌容的那本小书时刻骨铭心的感觉，再也没有出现过。

1992年，完成了毕业论文，董正国便觉学校的环境一天也呆不下去了。外面的世界诱惑之大，让他感到分裂的痛苦。那时邓小平南巡讲话刚刚发表。分配工作时，董正国放弃了三个去事业单位当老师的机会，执意到省内一家大型国有酿酒企业去体验“火热的世俗生活”。他说：“我已经不怎么关注我个人，只想快快成为这个社会的一分子。”

原先的董正国同学变成了一名仓库管理员。每天腰里别一串钥匙，接收几十卡车的粮食入库，登记，过磅，或用一种叫杆子的长长的尖头铁器插到粮包底层查验原料质量。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董正国什么书都没看过。又过了一年，他觉得烦透了。他把那时候的日子叫做“提前死亡”。

1996年，董正国终于向厂里递交了辞职信。

辞职后的董正国开了一家书店，一年后，赔了几万元，关门大吉。他精心挑选的认为绝对是好东西的书，只有自己过去的老师来买。除了武侠小说，大体都卖不动。虽然失败的滋味像割肉一样疼，他还是觉得比老老实实呆在酒厂里要好多了。

之后，董正国从自以为熟悉的文化领域，退守到自己生长于斯的农业领域，和几个朋友一起开了一家农业公司。然而几年下来，他发现农业产业化过程的长期、艰巨和复杂，有太多自己无法左右的因素。于是，赚了一些钱后便及时退了出来。现在的他，经营着一家水处理公司。

从1996年辞职到现在，9年多的时间里，不管走到哪儿，董正国都在钱包里随身带着那封辞职信。

那封信是这么写的：“尊敬的王厂长：我叫董正国。1992年7月毕业于安徽大学哲学系，被分配进厂工作，现系4分厂供应科库管员。基于以下三点认识，我决定辞职。……我认为自己属于宏观型、战略型和独立性较强的创造型人才，更适合自己干事情。现在我决定下岗从事自己喜欢的文化实业，从而实现自己的自身价值。”

萨特的中国年谱

1943年11月，《明日文艺》刊载萨尔脱（萨特）短篇小说《房间》译文。

1947～1948，中国早期对存在主义作品集中介绍时期。

1955年9月，萨特与波伏娃作为“进步作家”应邀来华访问。

60年代至文革结束，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在中国受到批判。

1978年，《外国文艺》发表林青翻译的《肮脏的手》，这是进入新时期最早的萨特译作。

1980年，萨特逝世，柳鸣九应《读书》之约，写《给萨特以历史地位》。钟鸣画作《他是他自己——萨特》，冯国东《自在者》公开展览，引发画界“自我表现”争论。萨特与喇叭裤、蛤蟆镜一道并列为“精神污染”。

1981年，柳鸣九主编《萨特研究》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比较全面负责地介绍萨特的书。

1983年，中国思想界掀起“人道主义与异化”大争论。

80年代中期，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作品译介达到高潮，一直持续到90年代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