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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2月，深圳发展银行并购案尘埃落定，美国新桥基金入主深发展，美国人韦杰夫（JeffreyR.Williams）走马上任在中国各大中城市有200多家分支机构的深圳发展银行行长，成为中国银行界的第一位“洋行长”。
“世潮浩荡，逶迤恢弘，汤汤泱泱，在彼东方。”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正发生着举世瞩目的巨大变革。而金融改革，又是中国改革领域领风气之先的前沿领域。今天的中国，以恢弘的气度接纳了韦杰夫；韦杰夫，以一种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到中国。而深圳发展银行的未来走势和动向，引起了全国其他各大银行的关注。
750年前，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在中国停留17年，他始终有一个未完成的夙愿：用威尼斯人的智慧和才能，参与中国元朝的事务管理。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中，马可·波罗虚构了自己担任3年扬州盐务总管的经历，以虚构梦幻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心愿。今天，我们无法估量马可·波罗是否具备“扬州盐务总管”的管理资质，还是来简单历数一下韦杰夫的从业经历：1982年到1990年，韦杰夫在花旗银行台湾公司任信贷业务部经理、深圳分行行长、香港客户服务部总裁、花旗贸易服务公司副总裁；1990年到1994年，任美国运通银行台湾服务部副总裁兼总经理；1994年到1999年，任台湾美国运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地区经理；1999年到2002年，任台湾渣打银行行长。他曾替美国花旗银行在深圳成立了中国第一分行；他至今仍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公共管理学院商业和管理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无论从人格魅力、学识修养，还是银行业长期以往的从业经验；无论是从对亚太地区文化的深入了解，还是对中国社会历史的通透熟稔，韦杰夫都堪此重任。
韦杰夫讲得一口流利的汉语，写得一手漂亮的汉字，吟得出道地的五言古风，但他决不仅仅是与人诗文唱和的文人骚客。韦杰夫在哈佛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继续读完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他不愿在书斋和图书馆里安静地做学问，而希望把自己的所学所得，经世济用于他所热爱的现实。如果说韦杰夫是一个“中国通”，那只是对他10%的描述，他热爱着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方文明，他在亚太地区数十年的工作经历，是他把这种热爱转化为现实的具体步骤。
韦杰夫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厚的体味，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他有一位美丽贤淑的中国妻子，中国文化特有的东方智慧，已经在点滴涓细之中成为他精神王国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
从嵇康进入东方文化
看着韦杰夫的眼睛，你会觉得那当中有一种巨大而深沉的澹定，这种从容而又内敛的澹定，背后有宏伟而博大的文化支撑，这种复合的文化支撑来自西方，也来自东方。
韦杰夫在哈佛大学中文系读本科时的研究课题，是魏晋时期的嵇康。关注竹林之下酣歌纵酒的嵇康，体现着韦杰夫对中国文化中特色人物的良好直觉和特殊敏感。嵇康，是鲁迅先生一生喜爱的古人，他甚至亲手抄写校订过《嵇康集》，在直性侠、刚肠疾恶的嵇康身上，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言行如一、直道而行的珍稀品格。在嵇康的身上，有着光风霁月、磊落通脱的襟怀，有着特立独行、追求个性解放的特殊品质。精通音乐的韦杰夫欣慕嵇康“目送飞鸿，手挥五弦”的怡然自得，把毕业论文锁定在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上，在深入研究这篇音乐理论文章的基础之上，把这篇古文翻译成了英文。
循着嵇康《广陵散》的空山绝响，韦杰夫听音寻路，一步步进入中国古典文化的高深堂奥。他对老庄哲学的“返璞归真”深得三昧，对孔子“吾道一以贯之”更是悟证十分。在他晓畅儒雅的中文言谈语句之间，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他对中国古史典籍的熟读和深味。中国哲学以鲜活的水源，滋养着他在西方知识背景中建立起来的思想体系。他信手拈来地引用着东西方语言内核里的特殊表达方法。繁难的问题，在他精妙的剖析中化作如水般的清澈；芜杂的事物，在他幽默的笑谈中呈现出明澈清晰的本质。
从北大投身中国现实
韦杰夫是中美建交之后进入中国的最早一批外国专家之一。1979年，他自愿来到北京大学任教。他见证了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的那段历史，见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人纯朴的笑容，感受到了封闭已久的普通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热切期盼。
中山装，军大衣，“火车头”棉帽子，蹬着一辆大二八的自行车，韦杰夫奔走于北大校园和友谊宾馆的外国专家楼之间，他和他所热爱的中国老百姓一样，感受着中国的每一个日日夜夜。他喜欢白颐路上四列成行的高大杨树和冬天北大未名湖上的冰；他经历了北京街头悄然出现裙子的春天；发现了中国人从单一的“同志”称呼而增添了“先生”和“小姐”称谓的转变；他听到了国庆宴会上领导人有着微妙措词变化的新年致辞……作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在华外国人，他敏锐地感到了中国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的诸多端倪。作为一个既熟稔西方文化，又通晓东方历史的学者，他感受体味到的，也许比身在局中的中国人更多。
在北大1979年的课堂上，他开始用英语讲授他最喜爱的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作品。博尔赫斯，这影响了苏童、余华、史铁生、马原等一大批中国作家的人，这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小说叙事文体的作家，这被世界文坛称之为“作家里的作家”的人，在中国的大学课堂上，第一次被讲述，而开先河者，正是年轻的韦杰夫。
韦杰夫喜爱和熟悉的另一位学者是英国剑桥大学的中国科技史学者李约瑟，李约瑟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观点深深触动了韦杰夫。博尔赫斯和李约瑟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韦杰夫的一个思考坐标，前者以感性和诗的方式直达中国文化的柔软内核，而后者以坚实而确凿的史实和理论，为中国科学技术史梳理出了一个清晰而有力的脉络框架。
韦杰夫对中国的诸多问题有着属于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能够设身处地地看待中国、理解中国，理解中国在许多历史变革面前的艰难选择。他最常提及的一个词是“历史”，最着重强调的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问题。他认为，只有从历史出发，才不会对中国问题抽象地、想当然地来武断下结论。
在求学早年，韦杰夫有过完整地拆装一台奥迪汽车发动机的经历，在他幼年的家庭教育中，有过一家人围炉诵读《百科全书》的难忘记忆。他熟悉一件具体事物的内部细节，也时刻关照着事物外部的宏大结构。在他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背后，始终有一个博大而辽阔的思考体系，其核心构成便是一个人的“文化观”和“历史观”。
韦杰夫说：“如果站在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之外，也许可以对中国的台湾问题得出很轻易的结论，但如果你一旦对中国历史的来龙去脉和文化传统有一个深入的了解，你就会真正理解中国的选择，知道中国人在内心深处是决不可能接受一个国土被分割的现实的。”
对一片土地的文化和历史的尊重和理解，不仅体现着一个谦逊的品质和宽阔的胸怀，这种尊重和理解，也许正是开启这片土地未来交流的一把黄金钥匙。我们从这种对历史的极大尊重和敬畏中看到了“善”，相信这样诚敬事物的人也一定能达到“真”的澄明之境，并进而达到浑弘壮丽的“至美”之境。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5年06月16日 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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