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2005年6月10日，沈阳市大东区望花南街46号。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在柔和的夕阳下即将静静“睡去”，从这里走出的一名小学生抬着头问自己的妈妈：“74年前的那一切都是真的？”
我们无法责怪孩子们带有疑问的眼神，因为74年的光阴的确太久，但正因如此，我们更加不能忘却那一夜，正如亲历那个夜晚的姜树德老人所说：勿忘历史，勿忘屈辱。
亲历 北大营天空一片火红
时隔74年，副军职离休干部姜树德依然说“九一八”的那个夜晚是让他“屏住呼吸、不能忘却的一晚”。
“1931年那时我20岁，正在东北大学读教育学专业，对那个灾难般的日子记忆特别深刻，”老人轻轻地摇摇头：“那天晚上学校组织我们观看《金狐》和《银狐》两部电影，因为那年南方水灾严重，学校还安排在电影结束后进行捐款，大家捐款的积极性特别高，一边议论一边往寝室走，大约10点多了，刚准备睡觉，忽然听见惊天动地的枪炮声，瞬间北大营方向的天空被炮火炸得一片火红，惊天动地的枪炮声吓得我浑身发抖。那时候我们得到消息说，日本炮兵正在向北大营开火。”
其实，战争的发生比姜老经历的要复杂得多。
1931年9月18日22时2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奉天独立守备队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何本末守中尉带领几名日本兵，来到南满铁路柳条湖路段，按照事先的预谋炸毁铁路一侧的一小段路轨，制造了“柳条湖事件”，并以此为借口进攻沈阳城。日军用事先准备好的大炮狂轰北大营（中国军队在沈阳的主要驻地）和沈阳城垣。北大营官兵在接到“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的命令后，只有挺着挨打。日军冲进兵舍，见人就用刺刀扎，而此时的北大营士兵赤手空拳，毫无还击能力。日军“纵火焚烧营房，竟日不绝”。
当然，在最初的战斗中，依然有大量爱国东北军将士奋起反击，其中至少有2名日军被击毙。驻沈阳的警察们也进行了还击，其中有10名警察据守要地，直至弹尽粮绝……沈阳也成为了打响反法西斯战争第一枪的地方。
第二天，日本关东军竟在沈阳城内张贴如此布告：“昭和6年午后10点30分，中华民国东北边防军一队，在沈阳西北侧北大营附近爆破我南满铁路，贸然袭击日本军守备队……对帝国军队发枪开炮是彼东北军自对我军来求挑战也明矣……”
就在战争爆发那晚，东北大学里反响极大。
虽然已经94岁，姜树德老人的思维仍然非常清晰。他说：“那晚，同学们都从宿舍跑了出来，一边望着通红的天空，一边惊恐地纷纷议论，也许大家还没有想到，一个天大的灾难已经降临了……那一夜，惊天动地的枪炮声使大家再也不能入睡，在惊悸和惶恐中熬到了天明。早晨5点多钟，天刚蒙蒙亮，一个令人惊悸不安的消息传来了：‘日本人打进来了！北大营和东大营已经被占领了！’，噩耗如狂风而至，这时，有的同学回家了，有的还组织了‘敢死队’要去日军营里摸底，还有的要去北京找张学良。这时日本特务南满学堂的堂长来到我们学校‘慰问’大家，告诉我们，日本人来了也不必慌张，正常上课，有什么困难尽管说，日军会帮你们解决，大家都知道他是‘猫哭耗子假慈悲’，谁都不听他的。”
到19日凌晨，攻打北大营的日军共有600多人，而北大营内共有12000多人。东北军总参谋长荣臻传达命令不许抵抗：如果敌人进来的话，把枪放在仓库里头，坚决不能抵抗。据事后统计，北大营一战，中国军队伤亡335人，失踪483人，日军死亡2人，受伤20多人。好多士兵没有准备，一边逃一边跑，因为枪也没有在手里，有的赶紧找枪，有的做局部的反抗，许多东北军因为措手不及被日军用刺刀捅死在床上。
北大营是中国军队在沈阳的主要驻地，北大营的陷落，等于沈阳的防御力量基本被解除。一夜之间，沈阳城被日军完全占领。
“那阵子大街上真静，一个人影都没有，连平时常在街上耀武扬威的警察也不知道哪去了，只有几辆笨重的装甲车在街上行驶，后面是一群腰挎枪支、手牵大狼狗的日本兵，再后面是一队日本步兵，每人手里都平端着插有明亮亮的刺刀、挂着膏药旗的步枪，脚下的大皮靴狠命地踏着地面，啪啪作响，扬起一路尘土，呛得人连打喷嚏，引得日本兵中的大狼狗一阵狂吠……”
离休干部孙世箴当时才只有10岁。19日清晨，他同奶奶一起去上街，刚走到胡同口，就被一个老大娘给拉进了铺子。老大娘指着外面站着的日本兵说，你们看看那些都是什么人，孙老并不知道他们是谁，只是发现国旗由“青天白日”变成了“白底红日”。这时恰好从对面胡同口走出一个小男孩，也就三四岁的模样，当时老百姓同中国军队关系很好，孩子们总喜欢摸摸枪托。那个小男孩显然没注意到站在那儿的是谁，还上去摸枪托，不想被日本兵上去一刺刀就给挑了起来……
幕后 事变当晚张学良在做什么
“九一八那晚，张学良正在北京看戏，他根本不知道沈阳发生的事情，但沈阳这面炮声一响，他就得到了消息……”姜老叹了一口气，“可是蒋介石早就下达了‘不抵抗政策’。”
关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下令张学良，让其不要抵抗的说法，主要来自张学良机要秘书郭维城、东北军将领孙德沛、何柱国以及冯玉祥等人的回忆，更为广泛的传说是，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在军事法庭上辩护说：过去国人都责怪我出卖东北，现在我要读一封蒋委员长给我的电报，说着从衣服口袋中掏出一个小钱包，从中拿出电报宣读，大意是“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不要抵抗云云。
迄今为止学术界还没有发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下令东北军或张学良，让其不要抵抗的确切证据。
那么，装备精良的东北军为何会在一夜之内一溃千里？
自“东北易帜”以后，张学良便将行署逐渐移往北京，而将东北事务交给张作相来主持，可是有好多事还得转到北京去决定办理。以致当时哈尔滨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后投敌任“伪国务总理”）的张景惠曾表示，“千里请命，能够不耽误事情吗？”
从此不难看出，当时的沈阳除了在政治上形成“空巢”，在军事上也空前“孤立”。
“中原大战”爆发时，张学良急调大量主力入关，而后并未调回。战争爆发前，偌大一个沈阳城，真正的主力驻守部队，就只有在北大营的七旅。因此日军占领北大营而后又占领东塔机场，未付出过大代价便将沈阳控制在了手掌之中。
必须指出的是，当时东北军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分裂。也正是这种分裂，最终导致了东北军力不从心的抵抗。
作为东北“首府”，沈阳的失陷为整个战局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先例。沈阳失陷后，留守长春的清朝远支宗室熙洽首先投敌，条件是“恢复大清”；马占山被紧急任命为黑龙江省代主席，在齐齐哈尔组织抗战，不久齐齐哈尔失守，马率部撤退，后来马被土肥原贤二诱降。张景惠在哈尔滨暗中组织维持会，开门揖盗。汤玉麟在热河不战而退，后投敌。就这样，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日军长驱直入占领了东北四省。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九一八’事变前后张学良抗日思想也不例外”姜老意味深长地说。
在整个战争最初阶段里，张学良自己的态度也逐渐发生着改变。他从最初的唯唯诺诺，到不愿再做“不抵抗将军”，最终组织策划了“西安事变”。本报记者 陈婵婵 何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