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国际儿童节是为保护全世界儿童的生存权、保健权、受教育权等一切合法权利而设立。在这个节日前夕，新华社记者走访了一名被捕的巴勒斯坦少年“人弹”的家。
巴勒斯坦：谁让他们成为“人弹”
“这死小子跑哪去了。”巴勒斯坦大婶芳兹雅嘴里嘟囔着，眼睛斜眇了一下挂在墙上的挂钟———快5点半了。平日这个时候，15岁的小儿子尼姆尔早该回家了。这天，有个惊喜还在等着他：一直想变成大人的尼姆尔会看到刚刚寄到家的巴勒斯坦居民身份证登记申请表。
“到巷口看看你哥回来没有。”两个6岁的双胞胎丫头穆娜和麦哈听见妈妈的吩咐，高兴地掀开门帘跑了出去，欢快的身影带起一阵风吹拂着掀开的日历———5月24日。
这一天，一切似乎都同往常一样，但芳兹雅的心里却莫名其妙地微微有些忐忑……
芳兹雅不知道，此刻她最亲的尼姆尔已经变成一个腰缠炸药的“人弹”，正和两公里外哈瓦拉检查站的以色列士兵对峙。在巴拉塔这个约旦河西岸最大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内，近两个月来已经冒出十几个少年，不知深浅地只身赴以色列检查站，最后无一不被以色列国防军逮捕。按照以色列军方的统计，尼姆尔是两个月来该地区第15个“人弹”。突然被抓
“妈妈，妈妈，”芳兹雅刚一转身的功夫，穆娜和麦哈就惊慌失措地冲进门来，“哥哥……哥哥，他在检查站被抓了！”
“瞎说！”芳兹雅心头一震。“谁跟你讲的？！”还没等穆娜和麦哈回答妈妈，此时门帘一挑走近几个小青年：“您是尼姆尔·达乌德的妈妈吧？我们是电视台的，刚得到消息，尼姆尔因为腰缠炸药在哈瓦拉检查站被抓了。”
大脑里轰的一声巨响，芳兹雅差点没坐到地上。她还是半信半疑，“尼姆尔才15岁，他哪来的炸药？”
青年人没有说话，打开屋子的电视机。现场直播的画面让芳兹雅震惊：那个被以色列士兵五花大绑的少年不是尼姆尔还能是谁！芳兹雅永远忘不了孩子被押进军车之前，回头张望摄像机时的神情。
谈起那天的情景，仿佛历历在目，芳兹雅放电影般向记者详细叙述了每一个细节。“家里小，孩子多，这张沙发床就是尼姆尔每晚睡觉的地方，”芳兹雅用手指着记者坐着的地方，“可已经一个星期了，尼姆尔音讯皆无，我就在电视里看见孩子最后一面。”
幕后“黑手”
不善言辞的父亲达乌德黑着脸，低着头，一个劲狠命地抽烟，看上去窝着一肚子火。“15岁孩子懂什么？！”达乌德猛地一抬头嚷嚷了一句，“我这么大年纪都从没碰过炸药，尼姆尔怎么能知道用那个家伙去炸以色列大兵？是谁这么缺德？！”
据当时在场的媒体报道，尼姆尔在被押走之前对记者们说了几句话，大意是难民营里有个熟人给了他一个炸药包裹，让他帮忙带出关，到时自然会有人同他接头拿包裹。记者们还没来得及追问，尼姆尔就被塞进军车绝尘而去。
令人纳闷的是，以色列媒体却把矛头对准了那些被通缉的巴勒斯坦武装人员，指责他们招募懵懂的少年充当炮灰。为了搞清究竟是谁这么“缺德”，记者在采访尼姆尔家人之前，在难民营一处地方约见了“阿克萨烈士旅”一名化名阿布·穆哈默德的武装人员。
阿布·穆罕默德强烈谴责了这种招募少年充当“人弹”，或是利用他们运送炸药的行径，而且也拒绝了以色列的无端指控。“我们与这种事情毫无关联，以色列人无凭无据，就是想歪曲我们的形象。”他说。
阿布·穆罕默德说，在尼姆尔被捕之后，“阿克萨烈士旅”认为这种现象破坏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国际形象，必须予以高度重视，于是联合“有关方面”组成了一个调查小组，对少年“人弹”现象背后的始作俑者进行调查。
模仿扮“酷”
各方说法都不太一样，事情显得有些蹊跷。不过，当越来越多的巴勒斯坦少年冒死或送炸弹，或当“人弹”时，是谁在背后捣鬼似乎并不重要了，更令人深思和不解的是这些少年为什么自愿拿起炸药包？
“我经常对孩子们说，咱们不去搞什么武装斗争，离那些武装人员远一些。但我们能管住孩子们吗？”芳兹雅说。
在尼姆尔家所在的难民营，沿街随处可见个子高大，身材魁梧的巴勒斯坦青年，背上斜挎一把M－16步枪，很是抢眼。附近的孩子瞅见了，一窝蜂地端起自己拼凑粘贴的“枪”，有板有眼地比划着射击的动作。
“没错，”“阿克萨烈士旅”的武装人员阿布·穆罕默德在接受采访时点头承认，“在孩子们看来，我们的确很cool，”他竟然用了个英文词。“也许，盲目地效仿我们是孩子们想去当人弹的一个原因。”满脸络腮胡子的阿布·穆罕默德一身“戎装”，军绿色T恤上印着“美国特种部队”的字样，腰间别着一把手枪和两部手机，看上去颇有指挥官的派头。
“你的孩子呢？他长大后，你想让他接你的班吗？”记者问。“不，不，”阿布·穆罕默德连连摆手，“我要让孩子好好学习，上高中，考大学，找个好工作，再结婚生子。”这就是一个巴勒斯坦血性汉子为人父的简单愿望，和世间任何一个男子一样。
深层原因
对于巴勒斯坦少年“人弹”的产生原因，曾经有多家外国通讯社报道说，孩子们是听说如果能够进入以色列监狱的话，就比较容易上大学。当记者提及这个说法时，芳兹雅一家人对此嗤之以鼻。
“有这种传闻，”尼姆尔的父亲达乌德说，“而且以色列监狱里的确为未成年人提供基础教育，但为了考大学的说法却是无稽之谈。”达乌德扳起手指说：“尼姆尔今年15岁，他还要再花三年读高中，尼姆尔再笨也不至于傻到这个地步，为进大学情愿蹲以色列的监狱。再说，巴勒斯坦人有自己的教育制度，即使在以色列监狱修完课程，也必须参加巴勒斯坦的考试。”
“他们为什么要拿炸药包？照我说，孩子们是因为承受了太大的压力，”给记者领路去尼姆尔家的法耶兹大叔的话颇有见地。攀谈之下得知，法耶兹大叔的15岁儿子欧麦尔两个月前也瞒着家人，要去炸犹太人定居点，结果被以色列士兵在检查站抓个正着。
“当我从电视上看到欧麦尔被抓，我真是气极了。但静下心来一想，孩子的极端行为可以理解。”法耶兹谈起了自己的家事：“我只是难民营一个普通工人，但过去四年多我就反反复复被抓了24次，不是被夜里闯进来的以色列大兵带走，就是在其他地方被押，关的时间有长有短。”
法耶兹说，总是亲眼看着自己的父亲像小鸡一样被鹰撵来撵去，孩子幼小的心灵该怎么想。再有，难民营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这样类似的屈辱经历。“孩子整天在这种环境中生活，耳濡目染地尽是杀戮，侵略和抓捕，平日里又缺乏宣泄精力的活动场所，难怪所有心思和力气都用在怎么去当烈士！”（王昊黄敏）
非洲儿童渴望家的温暖
当全世界的许多儿童沉浸在欢度“六一”国际儿童节的喜悦中时，8岁的肯尼亚小女孩苏姗却像往常一样守在市中心的垃圾场旁，张开粗糙、脏兮兮的小手渴望得到施舍。而她，仅是肯尼亚首都内罗毕3万名街头流浪儿中的一员。
由于艾滋病、战乱、贫穷等原因，在非洲，有不少像苏姗这样的可怜孩子。据报道，南非的街头儿童大约有1万名；刚果（金）的首都金沙萨的街头儿童有1.5万名；而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街头流浪儿童更是城市的一大景观。
站在苏姗旁边的一个高个子男孩告诉记者，苏姗的父母被艾滋病击倒，而他的父母早已死于艾滋病。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最新统计，在撒哈拉以南地区的3400万孤儿中，有1200万的孩子因为父母一方或双方死于艾滋病而沦为孤儿。为了生存，他们乞讨，甚至从事一些劳动强度大且极其危险的工作，健康和生存都面临着极大的威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份报告预测，到2010年非洲的艾滋孤儿将达到2000万。
在一些战乱频繁的非洲国家，孤儿的数量往往更多。在刚果（金）、苏丹、利比里亚、安哥拉、卢旺达、布隆迪和乌干达等国家，近几十年来的战争无情地使许多孩子失去了温暖的家庭。仅在安哥拉首都罗安达就有上万名孩子风餐露宿。
孩子们在街头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苏姗的乞讨伙伴南希说，她每天平均能讨到50肯尼亚先令（合人民币5元左右），运气好的话是100先令，可以勉强填饱肚子。饥饿使很多儿童放弃乞讨去犯罪。南希说，她认识许多男孩子，讨不到钱就去偷东西。
除了街头儿童，雇佣童工问题在非洲也相当严重。根据世界劳工组织的一份报告，全非洲5岁到14岁童工的数量大约有8000万人，预计到2015年，童工数量将上升到1亿人。这些童工不仅得到的报酬极低，而且还面临过度劳动、虐待等多种威胁。
更可怕的是，在目前全世界30万童子军中，有12万是非洲儿童。童子军做的工作包括直接参与战斗或做些辅助性工作，如间谍、清理地雷、在检查站站岗等。年幼的女孩还要被迫为成年士兵提供性服务。这些童子军过早接触到了大屠杀、折磨囚犯、性虐待等残酷的战争暴行，因此无论在身体还是精神上都受到极度地伤害，导致他们吸毒、酗酒甚至对家庭成员施暴等恶劣后果。
夜幕降临了，苏姗、南希等一群小伙伴在垃圾堆旁对记者说：“我们没想过什么儿童节，我们只想有个温暖的家。”（刘莉蔺智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