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蒋志高 发自深圳
在google上键入“余彭年”一词，大约有4200个选项。对一个在2005年胡润慈善榜排名第二的富豪来说，这既不算太多，也不算太少。
基本上，这些文章都是报道他的善行，或者他的善言。
他的善行包括：2003年他捐赠资金6000万元人民币，位居2004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第4位；2004年他捐出1.034亿人民币，名列这个榜单的第二位；他公开承诺：五年内投入5亿元人民币，组成一个流动眼科医院，为全国20万名贫困地区白内障患者免费带来光明。
几乎在每一个关于他的报道中，这些行为都被提及。
他的善言包括：儿子强如我，留钱作什么；儿子弱如我，留钱作什么；宁可我助天下人，不愿天下人助我；我喜欢直接帮助穷人，我见不得穷人难过；行善就是我的养生之道。
几乎在每一个关于他的报道中，这些话都会出现。
但是把这些文章细读下去，就会发现余彭年的另一面可谓神秘。他的姓名有两个版本，他的年龄有两个版本，他的国籍有两个版本，甚至连他的酒店有多少层亦有两个版本。
他本名叫彭立珊，在1958年去香港后，改名余彭年。“为什么连姓都改了？中国人改姓可不常见。”面对《时代人物周报》这个问题，余彭年的回答是，当时是经澳门偷渡去香港的，所以要改姓。而在不少关于他的报道中，都强调余彭年当年去香港是经上海有关部门批准合法过去的。
关于他的出生时间，广为流传的版本是1922年，如此算来，他今年已是83岁高龄。然而在《时代人物周报》记者看到的一幅1981年余彭年自书的感言中，他开篇即言：“人年五十，事业如有成就，好比八十姑娘一朵花。”据此估算，他应该是1930年左右出生，今年约为75岁。同样是在2003年5月他的一幅亲笔手书的感言中，落款处则写道：“余彭年年方八十岁。”这样推算，他又应该是1922年出生。
许多媒体引用了他1981年手书的感言中的一句话：“如条件许可，当与人为善，慷慨助人。”而在同一幅书法当中结尾处另一句话则似乎无人提及：“不论如何，事实放在每个人面前，自己辛苦赚来的钱，与其将钱留给后辈享受，不如在先多做几件好事和援助他人救济贫穷的好，但与其行善，又不如自己及时行乐享受的好，如不这样做，便是天下第一大傻瓜。”
在澳门航空网站关于彭年酒店的介绍上，称余彭年为“加拿大籍华人”，而余彭年对此矢口否认：“我不加入外国籍。”
有报道说余彭年有两个儿子，两个孙子。而余彭年的小儿子彭亚凡告诉《时代人物周报》，他大哥彭亚如和他共育有八个子女。
就连彭年酒店有多少层上，媒体也有两种说法，一说58层，另一说为57层。
在余彭年身上，还有多少神秘的故事？
“硬碰硬”发家
“余老先生，我发现您的年龄很神秘。”
“你看了胡润那个排行榜上我的简历吗？”
“看了。”
“上面怎么写？”
“上面写您是1922年出生，但是我估算了一下，发现不对。另外有一种说法说您是1928年出生。”
沉思片刻后，余彭年说：“不错，确实是1928年。”
“你把录音笔关了吧，这样我有压力。”余彭年挥了挥手。
“不行，你不能把录音笔放在口袋，你把它放在门那边。”即使已经当他的面把录音笔给关了，余彭年仍然要求《时代人物周报》记者把录音笔放在三米开外。
和余彭年的对话以这样一种方式开始了。
早年无容身之地
余彭年不愿详细回忆自己早期的岁月，“我老了，记不清了。”
根据湖南长沙市五一广场地下通道内的纪念碑上余彭年1988年8月亲笔撰写的碑文，其父为彭麟阁，母亲肖氏，均为湖南省涟源市人，于1952年前后病逝。其父从小在涟源县蓝天镇经商数十年，历经折磨灾难，在军阀混战期，身遭枪击，险些丧身。1912年，涟源又遭水灾，“全家八口及房屋财产全被冲跑，兄姐六人一齐落难。”水灾过后，在父老乡亲的关怀照顾下，彭家得以重建家园，“继续从事小本经营”。
余彭年大学未毕业便子随父样，在长沙等地从事小本生意。“什么生意都做。”余彭年的小儿子彭亚凡回忆。不过余彭年早期这段东奔西走的从商经历似乎并不顺利。1981年，余彭年曾书法一幅回忆这段时间：“商场如战场，由北到南，由东到西，败当阳，奔夏口，失新雅，走樊城，无容身之地。”
就在这段时间，余彭年还担任过长沙《晚晚报》的特约记者。《晚晚报》是抗战前长沙最风行的小报，创办于1931年4月，该报主张坚决抗日，敢于揭露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以消息灵通，敢于直言而深受读者欢迎，曾经5次被国民党政府勒令停刊。该报也发表过反共言论和消息，刊登过低级趣味的作品。1949年9月1日与《实践报》合并为《大众晚报》。
余彭年显然对自己曾经做过记者的经历十分自豪，“我的文笔很好的。”他颇为得意地拿出1982年1月1日写的一篇《从一个无色彩的立场看国共和谈》给记者看。在这篇文章中，余彭年建议：“国共双方绝对以平等地位，进行和谈，为创造和谈气氛，共同为和平统一之愿望。”
1949年，余彭年辗转来到上海，从一张1953年拍摄于上海的照片中看，此时的余彭年西装革履，风度翩翩，可谓意气风发、器宇不凡。
1954年冬，余彭年遭遇人生的第一个重大挫折。因为被人诬告“有海外关系”，他于上海被抓，罪名为“逃亡地主”。
“父亲一下子一无所有，所有的积累全空了。”彭亚凡说。
服刑期间，余彭年因“表现好”和“有文化”，被安排拆阅犯人的外来书信，并加以归类、分发。这个工作让余彭年几乎悟透人性。“每一个犯人入狱，都差不多重复一样的经历：开始时，恋人来信，海誓山盟；夫妻来信，义重云天；朋友来信，两肋插刀；父母来信，饮血规劝。可是几度春秋，物转星移。恋人反目，朋友检举，妻子变心。后悔信、离婚信、揭发信，雪片飞来。”
三年劳教刑期届满之前的两个月，余彭年的“逃亡地主”罪名查证不实，立刻获释。余彭年并没有选择回湖南。“回老家干什么？能出去吗？”他反问记者。
1958年，在朋友的帮助下，时年30岁的余彭年抛妻别子，“经过几番苦斗”，经澳门偷渡至香港。
“父亲当时走得很匆忙，没有告诉家里人。”彭亚凡透露。
看到《时代人物周报》纪念长征70周年的专题，余彭年闭目冥思，感慨万千：“毛泽东那时应该也是30多岁的人吧。”(注：毛泽东时年42岁)
显然，这位湖南老乡1935年开始的长征让余彭年想起了自己1958年的出逃。
中年香港发家
余彭年把自己到香港后的经历称为“得到荆州，英雄有用武之地。”
由于言语不通，刚到香港的这位湖南穷小子找工作非常困难。事实上，直到今天他说话仍然带着难以听懂的浓厚湖南口音。
据说在香港露宿街头时，余彭年被误认为是小偷而遭到殴打；流浪街头时，被视为偷渡者而被关押；仅仅为好奇而观看打群架，也被误认为是同党而遭到追打。余彭年当时之落魄由此可见一斑。
在1988年11月13日的《湖南日报》上，余彭年讲述了早年香港的这段经历：“1958年，经过合法申请批准，由上海来到香港，做过清洁工、勤杂工、建筑工；后来从小本生意开始，经营地产建筑业，开过酒店，做过股票黄金生意等。”
虽然身份卑微，余彭年此时展示了其性格中极坚忍的一面，他“洗厕所都要洗得最干净”，“每天晚上要花一毫钱买两份当天剩下的报纸看，寻找机会”。
20世纪60年代初台湾开始搞房地产建设的时候，余彭年追随一位老板进入台湾市场，他迎来了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那时市场刚刚起步，时效比较好。”余彭年说。
可谓时势造英雄，在台湾，他被老板任命为经理，月薪1万元台币。原始积累阶段完成后，老板以单独出资，利润双方平分的方式让余彭年自组公司进行经营。相信正是这个过程让余彭年掘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接下来的几个故事则耳熟能详：
1967年，香港股市从1700点高位狂跌至300点，余彭年投入股市的资产凭空蒸发港币2000万，其第一桶金几乎损失殆尽。
“股票是个骗人的东西。”今天回忆起来，余彭年仍然耿耿于怀。
不过就在这一年，余彭年再次从逆境觅见商机。他果断出手，从银行贷款70万元港币，自己掏30万元港币，买下了刚刚去世的著名影星李小龙的豪宅。8年后，余彭年靠租金就还清了银行贷款。到1996年，这套房子价值达7000万元港币。30年时间，这套房子的价格在他手中飙升了几乎70倍。直到今天，这房子仍然属于余彭年。
1975年，寓居香港的某国领导人的情妇去世，余彭年故伎重施，花250万元港币接下她的豪宅重新装修。1995年，这套房子升值至8000万元港币，余彭年将房子转手卖出。
“在香港做房地产也是有大有小，我这实际上算小的。”余彭年轻描淡写地说。
晚年内地掘金
在余彭年制作的画册上，他将自己称为“著名企业家、慈善家及政治评论家、文学家、预言家、书法家、港商余彭年先生。”
关于余彭年是企业家的论据，画册写道：“余先生1990年9月27日在香港文汇报、大公报载文预言深圳房地产两年后涨五倍，结果预言达到了八成，同时在香港金融风暴中，余先生屹立不动，真金白银，一分钱没有借银行，没有出租一幅地，将57层的彭年酒店建起来了，许多公司顶不住了，余先生却像他挥笔题写的那样‘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从这段话推断，在余彭年眼中，中年时期在香港的打拼当属小打小闹，其得意之笔应该是晚年投资深圳房地产和建设彭年酒店。
在1990年9月27日香港《文汇报》题为《台资财团投资福田，逾亿港元购六幅地——余彭年料深圳楼价二年后增五倍》的报道中，身份为香港祝康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的余彭年判断：“整个中国以深圳最具房地产投资价值，在两、三年内，深圳住宅楼价值不难升至每平方尺七至八百港元。”在同日的《大公报》上，余彭年称在深圳投资房产利润相当可观。他分析说：“以目前的行情而言，住宅地每平方尺楼面地价不到一百港元，每平方尺的建筑费也只需二百港元，但每平方尺售价则在五百港元以上。”
正是在这块大蛋糕的诱惑下，大约一年后的1991年8月，福华(深圳)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成立，该公司由香港祝康发展有限公司独资运营，注册资本260万美元，时年63岁的余彭年任公司董事长。
余彭年的胆识再次得到了回报，通过福华公司的发展，他在深圳开发开放之初，掘取了大笔利润。
在赚得盆满钵满之后，余彭年开始全力建造自己位于深圳罗湖闹市区的彭年广场及五星级的彭年酒店。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调查，1994年3月8日，深圳余彭年实业有限公司成立，该公司由福华公司和香港富得公司合资经营，注册资本为美金2800万元，其中福华占60%，富得占40%，总投资3079万美元。余彭年实业公司经营范围是在深圳经营余氏广场大厦。1997年10月，彭年广场基本完工后，余彭年实业公司设立分支机构——深圳余彭年实业有限公司万豪彭年酒店，用来开发建设彭年酒店。
值得注意的是，彭年酒店的兴建之日正是东南亚金融风暴波及香港之时。在一份关于彭年酒店的《新建项目提要》中说，彭年酒店总投资5亿元人民币，其中基建投资1亿，装修投资2亿，由深圳余彭年实业有限公司出全资5亿。
有消息对余彭年独资私建整栋大楼的说法表示怀疑，并称“据传，其中相当一部分资金来自湖南银行的贷款。”
余彭年对此颇为不爽。“这些钱是我做了50年生意正大光明挣来的。我至今没有同湖南做一笔生意，没有向湖南借一笔钱，没有戴湖南一顶帽子。”
“这个酒店是我亲力亲为盖的，至于我的钱是偷来的，骗来的，你们去调查好了。”被记者问急了，余彭年脱口而出。“我在香港、台湾也有物业啊。”过一会儿，余彭年又说。
2000年6月28日，彭年酒店试营业。2002年5月28日，深圳余彭年实业有限公司更名为余彭年管理(深圳)有限公司，同时公司两大股东福华地产和香港富得同意将股权全部转让给余彭年个人，转让价格各为1美元。2002年9月，酒店名称也更名为余彭年管理(深圳)有限公司彭年酒店。
根据坐落在彭年广场30楼的深圳中胜会计事务所的审查评估，彭年广场、彭年酒店财产共24亿人民币，香港财产约港币6亿元，总数约30亿元人民币。
中胜会计事务所所长徐冰对《时代人物周报》表示：“彭年酒店、彭年广场实际总投资为8亿人民币，24亿是根据市场价格评估出来。”2002年，在给深圳市人大法制委员会的信函中，余彭年本人对此的估价约为20亿元人民币。
根据徐冰的说法，余彭年在香港的财产包括“股票、物业、存款、现金等，其中最著名的是李小龙的房子。”除此之外，余彭年“在内地还有部分房地产投资项目。”
这些，应该就是余彭年浮出水面的主要身家。
“大陆有很多暴发户，但我的钱是硬碰硬来的，和他们层次不一样。”余彭年挥了挥手。
要捐献全部财产
“彭立珊是个好人，捐了很多钱给湖南。”一位深圳的湖南籍出租车司机提到余彭年时竖起了大拇指。
要看得见摸得着
余彭年最早的捐赠地就是他的故乡——湖南。
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他曾带着儿孙，在祖屋门前施舍钱财，每个信封人民币400元，人流排成长龙，五天才发完，足足花了余彭年几百万元。
“我不会给任何政府捐一分钱，我要看得见，摸得着，我的钱不是白来的。”余彭年对《时代人物周报》说。
事实上，他对湖南的捐赠基本为实物或者工程项目。在湖南长沙市五一广场地下通道1988年所列的纪念碑上，湖南省政府详列了余彭年自1981年以来的捐赠项目，包括涟源市人民医院救护车，各种医疗设施、涟源市新建处理污水水坝一座、长沙火车站新建现代化大型彩灯喷泉、长沙市汽车东站高级男女公共厕所，长沙市新设彭立珊豪华公共汽车路线等12项。碑文写道：“以上捐赠项目，共折合人民币约一千六百万。”
不过，从这时起余彭年有了“行善难”的感慨。1988年12月11日，余彭年发表《略论“海外侨胞的民族情结”》一文，对上述捐赠项目中的五一广场地道及火车站喷泉建设不如人意、救护车被改成办公用车等问题表达不满。
16年之后，余彭年在接受《南方日报》采访时依旧气愤难平：“我在做慈善事业的过程中，曾经有过一些不愉快的往事。在内地，我曾捐赠10台配套齐全的救护车，结果被拆得七零八落，成为当地官员的座驾。我要确保我的捐助没有违背我的初衷，确保我的捐助没有人雁过拔毛，从中渔利。”
此后，从捐赠轨迹来看，余彭年将重点逐步放在深港两地。
1989年深圳大火，余彭年捐赠港币100万；1991年向中小幼教师奖励基金捐赠人民币100万元；1994年向深圳大学捐赠人民币200万元；1997年向深圳社会治安基金捐赠人民币50万元；2000年10月13日，彭年酒店在正式开业当日举行了“彭年科技奖”颁奖大会，余彭年为该奖项捐赠人民币500万元；2003年5月，余彭年向内蒙古、北京、香港等地抗击非典有功医务人员捐赠人民币180万元。
立法风波
2000年6月2日，离彭年酒店试营业还有26天的时候，余彭年做出惊世之举，他宣布将整幢大厦经营所得的纯利润永久地捐献给社会福利和教育事业；在他有生之年，整幢大厦不出售、不变卖；在他百年之后整幢大厦产权不赠与、不继承，经营所得利润继续无偿捐献直至大厦使用期结束。
此举让余彭年真正走入公众视野，彭年酒店还未开张就被称为中国唯一的“慈善酒店”而暴得大名 。
2002年6月，余彭年向深圳市人大法制委员会递函请求市人大常委会立法，保障他所要捐献的慈善财产的安全及合理使用。
在信函中，余彭年请求，目前实际价值约20亿元人民币的彭年广场、彭年酒店及附属物业至今都是净资产，这些产业的运作及其利润分配必须按照他个人的捐赠意愿，由深圳市余彭年社会福利协会及其管理委员会进行管理和监督，利润全部用于教育、救灾、扶贫济困及其他社会福利事业。对彭年酒店、彭年广场以及附属并入的机构、物业、遗产等在余彭年去世之后受到立法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挪用、毁损；彭年酒店、彭年广场的名称保持60年不变；其产权永远不得以任何形式对外转让和抵押，永远不作为遗产由任何亲属继承。
深圳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对此高调回应，2002年12月9日，深圳市人大法制委员会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余彭年慈善资产管理规定(草案)》，并计划提交深圳市三届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草案共11条，内容包括余彭年慈善资产界定、保护规定、管理机构等。
不过在喧嚣一时之后，这项立法最终无果而终。
“原因很复杂。”一位深圳市人大法制委员会的人士不愿对此多加分析。有观点认为彭年广场、彭年酒店实际并不值20亿元，余彭年实际上是在请求保护个人的私有资产，“借保护捐赠为名，行私产保护之实”，更有人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商家惯用的“营销造势”。
深圳市人大法制委员会法规处处长刘勃在接受《时代人物周报》采访时表示，之所以将这个草案搁置不议，是基于两方面考虑：“第一、专门为个人列个法规不太妥当。第二、国家已经有了专门的捐赠方面的法律。” 而上述草案是个不成熟的东西，“不方便提供给记者。”对于余彭年准备再次申请立法的说法，刘勃表示“暂时还没有接到有关通知。”
恢复光明不要钱
2003年11月24日，余彭年启动了一个名为“彭年光明行动”的野心勃勃的慈善活动，他计划用5年时间，斥资人民币5亿元，让青海、西藏、甘肃、宁夏、吉林、辽宁等9省1市的20万名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
他承诺，这次活动将免费为病人提供手术前期检查；免费为病人提供眼科手术；免费为病人提供医疗期间所需药品；免费为病人提供手术期间的吃饭、住宿；免费为病人提供检查、手术期间的来回交通费用；免费为病人手术购买医疗保险费用。
这些手术一部分由北京同仁医院、湖南湘雅医学院和深圳眼科医院专家组成的流动医院承担；一部分由当地的医院配合实施。为了流动手术的需要，余彭年特意从美国订购了15部手术医疗专用车。在车身上，除了印有余彭年的照片，还印有“恢复光明不要钱，赶快去找余彭年”的大幅标语。
之所以特别关注白内障病人，余彭年的解释是几年前他得了白内障，“在那段日子里我感受到了失去光明的痛苦。陷入黑暗中的痛苦是健康人无法体会的，我是个有钱人都觉得失明很不幸，那些没钱的老百姓失明后就更困难！”
“有钱人我不医，没钱人全免费。”余彭年说。
在余彭年办公室右边的墙壁上，挂有书法一幅：“世上只有锦上添花，到那里去找雪中送炭。登天难，求人更难，黄连苦，求人更苦，人到无求品自高，助人行善是快乐之本。”
这次，余彭年看来又做了一件让自己快乐的大善事。
他们眼中的余彭年
对慈善，余彭年是大方的；对工作，余彭年是严格的；对员工，余彭年是友善的；对儿孙，余彭年则是“残酷的”。
对儿孙严，对员工好
1980年，余彭年把分别数十年的妻儿从湖南乡下接到香港团聚。
一年后，他感慨地写到：“阁下如为香港亿万或者百亿富翁，千万不要多留钱给后辈，历史证明：儿子强于我，买楼置业做什么，如果他有办法，无须留钱，他的事业会比你有更好的成就，而有可能未来中国的大总统和未来香港华人总督。儿子不如我，买楼置业做什么。无疑不是阿斗之流，即是不学无术花天酒地的飞仔(注：意为小流氓)，由于未经艰辛，不知天高地厚钱从何来，再加上受社会不良风气引诱，伤风败家的事都做得出来，这样留钱反而害了他们。”
2003年，他再次挥笔写下“儿子强如我，留钱作什么；儿子弱如我，留钱作什么……与其将钱留给儿孙花天酒地，不如自己享受做好事的好。这样一定要做到，也只有这样才是聪明的办法。”
“您这样做是不是不相信自己的儿子？”
“凡事要自己奋斗，如果不知甘苦，就会花天酒地。”余彭年并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余彭年的小儿子彭亚凡对父亲经商的本领赞不绝口，他甚至用了“天才”这个词来形容。“和他相比，他在天上，我在地上，差这么多。”模样淳朴的彭亚凡用右手上下比划。
“那你现在压力大吗？”
“你说大不大？”彭亚凡反问。直到今日，他仍然满口湖南口音。
“我的话你能听懂多少？”彭亚凡问。
“勉强60%吧。”
“那很了不起了。”彭亚凡朝记者竖起大拇指。
目前，彭亚凡在酒店没有挂任何职务。“我就到处走走，看看。”
曾有湖南的亲戚过来酒店工作，由于“跟不上手”，余彭年把他们送回家，工资照发。
“老爷子对员工很好，我们的福利是深圳所有酒店里面最好的。”酒店钓鱼台中餐厅经理盛利娟自豪地告诉《时代人物周报》。
据这位经理透露，除了要应酬之外，余彭年每天都到员工餐厅和他们一起吃工作餐，没有老板架子。“不过我们的工作餐也很不错哦。”盛利娟补充。
酒店的总厨谢子民在2000年从香港来到彭年酒店，随后因为工作出色，余彭年奖励了他一套价值上百万人民币的房子。谢子民说：“老板说他还有几套房子，等我们去拿。”
凡事亲力亲为
或许是因为早期经历的磨练，余彭年的亲力亲为在酒店中是出了名的。
1996年彭年广场、彭年酒店建设之初，余彭年即亲自披挂上阵。“连房间都是老板自己设计的。” 一位酒店员工说。
2002年，在希尔顿酒店和彭年酒店合作管理的签字仪式上，美国希尔顿酒店亚太区副总裁西蒙·鲍尔做了如下的致词：“彭年酒店在希尔顿酒店接管前，已经是一家众所周知拥有一流设施最成功的豪华五星级酒店，彭年酒店从开业以来在既没有总经理的领导，也没有管理公司管理的情况下，由年近八旬的余董事长亲自挂帅，凡事亲力亲为，克服了重重困难，带领酒店全体员工达到一流酒店的水准，我感到是一个奇迹。”
不过据一位员工透露，酒店实际上还是老板在打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余彭年除了身兼酒店的董事长及总经理两职外，至今酒店“所有部门都没有一把手，都是老板兼任。”
在每周一至周六早上，余彭年都要召开各部门会议。“我九点钟上班的时候，他已经开了好几个会了。”酒店钓鱼台中餐厅经理盛利娟说。在晚上，余彭年工作到凌晨2、3点更是“常事”。
“开会时老板经常给我们讲早期的经历，他说勤力一定会成功。”酒店总厨谢子民说。他相信在余彭年带领下，酒店员工“即使学不到十足，起码也能学到三成。”
在《余彭年画册》最后一段，余彭年给自己做了总结：“余彭年先生风度翩翩，英俊潇洒，大家认为余彭年先生年轻时候是位风流人物，有多少女朋友，也有不少小老婆、二奶、三奶。其实不然，余彭年先生一心以事业为重，工作第一，从无休息日，是一位工作狂的企业家，哪有时间去找女朋友，余先生不但没有小老婆，连一个女朋友也没有。他一心一意做生意，做好事，将全部财产捐献出来，史无前例，令人敬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