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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翻涨背后，却有着更让人回味的现实：收入悬殊趋势的急剧膨胀对该行业的未来发展孰好孰坏？目前的答案只能是等待。
许安萍从事律师职业已经6年，她觉得虽然算不上是很有钱的人，但总的来说收入还可以。图为她在银行办理业务 记者 殷 歌 摄
核心提示
尽管用数字来显示长沙律师平均收入还可让人颇感乐观：45．5％的被调查者坦承2004年总收入超过3万元，其中10万以上的占到了10．1％；58．4％的被调查者表示近5年来的收入呈逐年增加的趋势；63％的律师拥有自己的私房；74％的被调查者拥有一定数额的存款。
但这仅仅是表象。这个圈子中绝大部分人的共识是：资历决定收入。
“共识定律”最明了也是最尖锐的表述是：在这强弱差距悬殊的行业，有人年收入上百万上千万，有人年收入没过万元只能糊口，也有人无钱交纳年检费或会费而被迫转行：有10．7％的被调查者2004年年收入在一万以下，这只稍高于同期收入10万以上的10．1％；24％的被调查者从事职业中最大的一笔诉讼收入在一万元以下，却有20％的被调查者该数据是10万元以上。
一个律师的收入变迁史
2005年4月25日。连续几天低温后的长沙天气陡然变得炎热。
刘其悠闲地开着上月才换的广本，车内的冷气让人在这炎热的空气中变得异常的舒坦。
刘对车的热爱在圈子里颇有名气，现在的广本已是刘其四年之内的第三台车：第一辆是2001年从朋友手中买下的二手奥拓，8000元的价格便宜得让现在的刘有点不屑。
“现在有点苦尽甘来的味道。”刘其显得有点踌躇满志：“刚入行的那阵想都没想过自己也有一天会拥有一台价值过30万的车。”
事实也确实如此：7年前，刘其和其他刚入行的律师一样为生存劳累奔波，什么案件都想接但却总是功败垂成；7年之后，刘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他现在追求的是“有质量的生活”。
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的刘其在天心区法院呆了两年后毅然“下海”进入律师圈子，时间是1998年3月。
“当时我冒了很大的风险，家里人都反对我的举动。尤其是最开始的那两年基本上是举步维艰。”刘回忆道，这也让当初反对此举的家人找到了“批判”自己的理由。
刘其的第一笔收入是475元，还没有他在法院上班时月工资的1／3。刘其对此记得特别清楚，该案的当事人至今仍和刘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在此之前，刘已经跟着别的律师白跑了9个月。这段时间恰是刘其感觉最难熬的时期，他不得不拿出以前的积蓄去联系业务和调查取证，资金不够时他还得“厚着脸皮向家里人借几百块”。
1999年4月，踏入圈子一年有余的刘其为自己粗粗算了笔账：“别说赚钱，我自己倒还贴上了4000多。”后来的事实证明，咬牙坚持下来的刘其眼光确有过人之处。2000年新年刚过，在圈子里已“混了个脸熟”的刘其时来运转：在朋友的大力推荐下，他成为常德市武陵区14村民联手状告某上市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几经周折后村民们胜诉，而刘其也掘到了平生第一桶“成色不错的金子”：10万余元的诉讼代理费。
这笔钱终于使刘在长沙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
2003年，已经积累了大量客户资源并在业内创出了一定知名度的刘其开始跑步进入了职业生涯的“黄金年龄”：圈内业务圈外交际上的如鱼得水让刘的“野心”空前膨胀，他与另外3名有着同样经历的同行在长沙创办了属于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也就是现在的楚湘律师事务所。
事业上的成功让刘其赚了个盆满钵满，没事时他曾帮自己7年来的收入进行过排列，结论是平均涨幅300％。而对目前的生活，他的评价是：不愁吃不愁穿不愁花。
“我最高的一笔代理费收入是78万。”刘快人快语，时间是2004年7月。
刘其一直视自己的经历为一笔巨大的财富，分享这笔财富的，有后来曾和刘有过接触的数十位刚入行的律师。刘给他们的忠告是：在这个行业里，你首先要经得起熬，只有当你具有了一定资历的时候，你才会实现你入行前所有最美丽的想法。
人均收入高但差距在拉大
这个圈子中能“赚大钱”的决非刘其一人。
王萌对自己的收入始终缄口不言，但从他拥有的那套价值70余万元的复式楼可以看出：这位才入行7年的律师年收入绝对不低，他最好的朋友周兆焘曾帮他初步估计过，7年中王的总收入“绝对超出了100万”。
周兆焘和王萌同是长沙市湘星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和王的内敛不同，周显得张扬很多，他坦言从业9年来的收入虽比不上王萌，但“保守估计也有70万”。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律师这一人群的平均收入水平已远远高出社会平均收入水平。换言之，一般人眼中“律师是个高收入的职业”的观点也符合实际情形。
我们的调查显示，45．5％的被调查者坦承2004年总收入超过3万元，其中10万以上的也占到了10．1％，8万到10万元的比例也达到7．3％；在从事这一职业中收入最多的年份总收入超过8万元的比例达到44．4％，其中选择20万到30万的比例是14．9％，总收入30万以上的也占被调查总人数的5．2％；此外，63％的律师拥有自己的私房；74％的被调查者拥有一定数额的存款。
中南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李斌认为，这些数据显示律师的平均收入明显高出社会平均水准。
再来看看这一人群单笔收入情况。调查显示，在代理案件诉讼过程中最大的一笔收入是8万至10万的比例是11．4％，10万到30万的比例是8％，30万到50万的比例是6．6％，50万以上的比例是3．4％。
最后一项数据最明了的表达是：194名抽样调查的律师中，有6人曾单笔诉讼代理费超过了50万元。对普通人而言，这是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财富积累。
湘星律师事务所律师周兆焘表示，在他认识的同行中，现在个人资产在500万以上的就有好几个。“相对他们而言，我们几年的收入还比不上他们一单生意。”周兆焘说。
与这一现状相佐证的是，来自长沙市司法局的信息显示，在过去的5年里，报考律师资格证书的考生数目以170％的速度增长。这无疑表明该职业所显示出来的巨大诱惑力。
另一项尤为重要的调查数据是：58．4％的被调查者表示近5年来的收入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且“形势喜人”。
“平均收入高的背后不能忽视的一点是律师收入的差别性。”湖南师范大学法律系教授陈黎力认为：“律师是强弱差距悬殊的行业，知名大律师年收入上百万、上千万的都有，但有很多律师都是疲于糊口，年收入不过万元，有的甚至无钱交纳年检费或会费而被迫转行。”
自2001年开始，陈黎力就开始对这一现象予以关注，起因是自己带的一个研究生在从事律师工作两年后，因收入过低辞职南下广州转做销售。
我们的调查也显示：2004年总收入在一万元以下的律师占被调查总人数的10．7％，这一数据只是稍高于同期长沙市人均收入；此外，还有37％的被调查者目前还住在出租房内，26％的被调查者至今仍无存款。
令人深思的是：这些律师87．4％入行都在3年以下，而按照中南大学法律系教授陈赤赤的分法，他们是律师群体中的“青年人群”，其收入比从业年龄3年以上者相距甚远。
收入多少看资历
刘其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他深谙行内发展之道，而戴军则没有那么幸运。7年前刘咬牙坚持下来，7年后的戴军却选择了截然相反的道路：他在实习律师的位置上当了逃兵。4月22日上午，接受采访时他正在租房中枯等参加省监狱管理局招收公务员考试的成绩公布。
2003年6月，从湖南师大法律系毕业的戴军怀着一腔热情成为长沙某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实习律师，开始了为期仅1年零7个月“有点不光彩”的律师生涯。戴军离开律师事务所的理由很简单：自己既无精力也无财力耗在看似遥遥无期的实习律师生涯中。
1年零7个月的时间里，由于不能独立代理案件，戴军的工作显得尤为轻松：每天只工作六七个小时，每周工作5天。虽然工作强度不大，但由于案源没有保证，他的心理压力和危机感可想而知。
勉强支撑了一年之后，来自农村的戴军心力交瘁：很长一段时间他的生活都成了大问题，借钱度日再过半年，他终于通过考核拿到了执业资格证书，但现状仍然如旧。于是戴军选择了放弃，转向工作性质和待遇相对稳定的政府公务员。
湖南省律协维权委员会副主任杜亚萍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着“戴军现象”，杜的表述简单明了：这个行业一个很大的特征是养“小”不养“老”。“这里的‘小’和‘老’不是指律师的年龄，而是工龄。”杜亚萍进一步阐述。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接受我们采访的14名律师对这一观点毫不犹豫地予以肯定，其中不乏有年收入过30万者，也有年收入在一万元左右徘徊者。
调查现实，194名被调查者有10．7％的律师2004年年收入在一万以下，这只稍高于同期收入10万以上的10．1％；24％的被调查者从事职业中最大的一笔诉讼收入在一万元以下，却有20％的被调查者该数据是10万元以上；有26％的被调查律师无存款，这个数据近似于存款金额在10万以上的被调查者14．4％比例的两倍。
“人说医生越来越值钱，律师更是如此，随着从业年龄的增加，你将会拥有大量的客户资源和知名度。”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蔡长阳坦承：“那时不是你为接不到案子发愁，而是业务找上门来你却感到无从选择而苦恼。”
与戴军们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收入律师中肯定有郝建华，作为长沙林科律师事务所的主任，郝尽管认为市场竞争很激烈，但由于十余年的律师生涯中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客户资源，所以他感受到的危机感并非太大。这样他才有很多的时间“享受优质生活”，而他的业余休闲活动主要有两项内容，一项是和家人旅游，一项是养狗，而每次到郊外旅游花费都在1000元以上，此外每年他还要到国外旅游一次。为了锻炼身体，郝建华为自己办了一张健身俱乐部的会员卡。他告诉记者，不包括每周旅游的花费，他每月的日常开销至少在8000元以上。
这样高消费的背后，支撑着的是远非刚入行律师可比的高收入。
收入差别悬殊后的思考
按照湖南行政学院法学系主任刘周的说法，律师群体目前收入差别过大和过分依赖资历的现状“算不上合理”，但也“符合目前律师行业的发展进程”，“是不可避免要经历的一个阶段”。
刘周的分析来自于国外和其他城市律师行业的发展历程：长沙律师行业的发展处于最初甚至是原始的状态，从未来发展的角度而言，提前暴露出问题倒是件好事。
刘周认为，与刚入行或入行不久的普通律师相比，在业内有名气或从业时间长的“大律师”境遇大不相同：由于经验丰富、社交圈广，这些律师往往有较多的案源，代理费也较高，他们除了兼任单位的法律顾问，获得稳定的收入外，还代理一些标的较大的经济类案件，这些经济案件可以使得“大律师”们获得极为可观的代理费用。而资历尚浅的律师很大程度上不会被人认知，这是收入较低的根源。
事实上，作为三大法律职业中竞争最为激烈的一个行业，虽然全国律师每年业务收入已经突破了90亿元，但单个律师收入的差别不只是存在某一地区之中，地区之间的律师收入仍然存在严重的地区差异，北京最高，律师人均年收入达到26万元，上海也在20万左右，江浙在7万元左右，而在有些西部省份律师年平均收入也就只有5000元左右，甚至更少，其差距在十几倍乃至几十倍。
相对这些地区而言，长沙律师收入给人总体上的印象可能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湖南师大社会学院副教授胡建新完全认同刘周的观点，他认为现今律师行业财富分配体制“算不上合理”，这种体制不仅仅是每个地区或事务所律师诉讼代理的收费标准，还包括社会大众在选择律师上过分依赖于律师的从业经验和名气。
刘周举了个例子：按照《湖南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试行）》规定，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行政案件中的代理费用有明确规定，50万—100万元（含100万元）律师诉讼代理费应是案件总额的2％－3％，案情复杂或影响重大的案件，可以在标准以上与当事人协商收费，但最高不得超过规定的3倍。
“但实际上很多类似案件并不完全按照这个收费标准，律师和当事人可以通过私下协商的方式将这笔代理费拉得很高，收费甚至可能达到10％到15％。这就要看律师的名气、资历与社会关系了。”刘周说：“退一步讲，名气、资历不够的律师很可能连代理这样案件的机会都无法争取。”
“每个行业的发展都会经历一个比较混乱的阶段，律师行业也不例外，但回归理性和合理是必然发展趋势。”湖南省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方向新一言以蔽之。
这话对于正准备步入律师行业或刚进入圈子不久的准律师和律师而言，无疑让人多出几分期待。策划：齐欣荣 采写：张平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