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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记者进屋后，朱仲丽热情地招呼我入座，并让保姆端出一盘巧克力蛋糕请我吃，笑呵呵地说“这是我的寿糕，前两天我刚过完90岁的生日。”
在2个多小时的采访中，朱大姐的精神一直很好，说起话来很有条理，记忆力也非常好。她用温婉的声音，将自己的传奇一生娓娓道来。
得知记者来自武汉，朱大姐首先提到了武汉，“武汉对我有很特殊的意义。那是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全家藏躲的地方”。
8岁初见毛润之叔叔
朱仲丽1915年出生在长沙一个大家族，祖父是兵部尚书。父亲朱剑凡先生留日归国后，“毁家兴学”，创办了宁乡中学、湖南周南女子中学等学校，向警予、杨开慧、蔡畅、丁玲都曾在这里求学。
在朱仲丽的记忆里，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徐特立、谢觉哉等许多党的领导人，经常来到她家。
15岁，朱仲丽加入了共产党，为地下组织做事。后来，考入医学院学医。抗战爆发，奔赴延安。在那里，她见到毛主席时还吃了一惊：“这不是8岁时在家见过的毛润之叔叔吗？”
因为延安缺少外科大夫，朱仲丽在边区医院拿起了手术刀。“有一回，贺龙、杨尚昆在玻璃窗外边看我给一个病人切眼皮上的小疖子，之后就说笑话‘你看朱仲丽拿个小刀割眼睛……’”
说起这些革命往事，朱大姐几乎都是笑着的，一派云淡风清。
在这间宽敞的客厅内，最显眼的是挂满墙壁的王稼祥同志的遗照，镜框被拭抹得一尘不染。谈起逝去的爱人，朱大姐的脸上已找不出悲痛，但敬佩之情溢于言表。
主席搭桥认识稼祥
朱仲丽与王稼祥两人的相识，说起来还是毛主席搭的桥。“那是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一次会后聚餐，毛主席跟我开玩笑，我不知道怎么接话，脸红了，王稼祥接了下句，大家都笑了。后来王稼祥就开始托人约我出去。”
“文革”中，王稼祥受到严厉批斗，朱仲丽也未能幸免，1974年1月25日，王稼祥因心脏发病，含冤而逝。
朱仲丽独自生活了30年。在思念中，一次次艰苦的“转型”尝试，让她如今除了“王稼祥夫人”之外，还多了“作家”这一身份。
成为畅销书作家
多年前，轰动一时的《江青外传》和《女皇梦》，署名“珠珊”，珠珊就是朱仲丽。1982年，她以67岁高龄被中国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
在朱大姐的书架上，记者看到了她出版的16部作品：《毛泽东与王稼祥》、《我知道的毛主席》、《王稼祥夫人朱仲丽自传三部曲》……
当了40年医生，从没学过文学创作，是如何“变身”成作家的？
对此，朱大姐显得有些不平静，“王稼祥去世时我60岁。他刚走的时候，我陷入了巨大的悲哀之中。我试着寻找解脱的办法。织毛衣、做衣服，弹钢琴，但这些都不能慰藉我的感情。后来我就想到了文字。”
“我从早上坐在书桌前写到深夜，虽然困难很多，但这样全神贯注，思念之苦就淡多了。”
20年，朱仲丽写下了500万字。
刚刚在央视8套热播完的25集革命题材剧《皎洁的月亮》，从制片、编剧、到选角都是朱仲丽。虽没有明星大腕，也没有轰轰烈烈的场面，却以细腻和质朴吸引着观众。
范春歌（本报武汉专电）
王稼祥、朱仲丽在西柏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