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种语言的背后，都有它自己的族情、国情、民情、社情，有着它自己的历史情况和地理习俗。我们要了解和掌握一种语言就得同时了解和掌握它的历史、文化背景。
除了语言的语音规则和语法系统而外，最能反映语言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的成分就是语言中的词汇，包括组成词汇的各种语言单位，如固定词组、成语、俗语、俚语等。揭示语言单位的民族文化蕴涵方能使我们深入地理解这种语言。
20世纪70年代末期，俄语学者康姆列夫首次提出了“语言国情学”的术语。卫尔沙金又在《国情学在对外俄语教学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系统地提出了“国情学”的概念。可以认为，语言国情学这门学科是一种语言的对外语言教学上提出的教学方法论，它也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近年来，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也重视了把文化因素引入到汉语教学过程中来。90年代以降，国际语言学界又把语言文化学、文化语言学、文化背景学、国情语言学、语言国俗学等术语在不同场合加以运用。术语的并存反映了这门学科的复杂性和多元结构。
语言，特别是语言中的建筑材料词汇，都有它自己的民族历史文化背景。不同民族的人，在使用反映相同事物的词汇时，有时概念十分接近，但有时也会词义相距很远。或者是部分接近，部分不同。这都取决于文化历史背景的不一。
有两个非常有名的例子。毛主席使用过两个语言单位。一个是“胸有成竹”；一个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前者被翻译译成“胸口里有一根竹竿”，后者被译成“一个到处漂流的和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原因就在于翻译只理解了词语的表面义而不知道词语的深层的典故义和谐音义。英国的蕾伊·唐娜希尔在他著名的《人类性爱史话》一书中写道：“在中国的文学用语里，惯以‘云雨’来形容性行为。它一如从地上升起的‘云’与从天上落下的‘雨’汇合一样，是一种自然现象的回响。”问题就出在，作者不熟悉汉语这个词汇的文化背景义。他不知道宋玉的《高唐赋序》中有一个神女，也不知道她说过“旦为行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词语是一个知识的载体。词汇背景理论和词源学告诉我们，一个词可能就是一段历史。
英语的Quisling（吉斯林）词义是卖国贼、内奸、傀儡政府头子。这是一个真人的名字，就是二战时挪威的挪奸。有人以为他和天津的“起士林”同名，不对。现在不少人用吉斯林这个词，由于时过境迁，也不太详细这个人的情况了。各民族语言中的货币单位、度量衡、亲属命名、数字顺序称谓等，按说不应该有什么不同，可实际上，这种差别在不同的语言里区别还是很大的。你到美国或欧洲去就会发现，他们称说日期、地址、找零钱的顺序都和我国是不一样的。
当然，各种语言也不是在一切方面都不同。不光词义，甚至在词源方面也还会有一致的地方。汉语的“东”字，意思是日在木中，而英语的“东方”一词本义也是日出。
人物词汇和历史典故词语最能反映出语言的国情。汉语的“鸿门宴”、“苦肉计”、“紧箍咒”、“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赔了夫人又折兵”等，假如你不知道那一段历史故事，要想确切了解它们的语义词义，恐怕就是一件困难的事了。一个初学汉语的外国人对“孙悟空”一词颇难产生机灵、勇敢、正义、神通广大的联想，而初学英语的人，对“苔斯特蒙娜”（莎士比亚剧中人物）也不易产生“无罪、无辜”的联想。为什么呢？语言国情学使然。
语言中所反映的今义和社会文化历史因素的历史义对了解和掌握一种语言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至于民俗习惯，比如对狗、龟的感情评价，那更是对词语特殊文化含义的探究。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近年也已经注意和重视了语言国情学的研究，而且已有不少专著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