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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两税法”:中国赋税改革的分水岭

法制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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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有义 张娜

唐以前赋税的弊端

只征税不均田

  安史之乱后,原为河西(今甘肃一带)节度使吕崇贲掌书记的杨炎落败,他生活潦倒,只得投寄在长安城外一家姓卢 的农民家中。

  卢家祖先本是北魏时期的游牧民族,后来因为分得土地定居到内地。杨炎听卢家人讲,祖先从关外进住这里时,全家 只有6口人,当时分得土地130多亩,人口繁殖到现在已经接近400人。因为土地被大地主霸占,随着人口的增加,原来 130多亩地,却变成了不到百亩。很多家人无法忍受,便回到原来祖先生存的地方,继续以游牧为生。现在只有30人生活 在这里。也就是说,卢家本来只有6个人纳税,现在地没有多,却要按30个人去纳税。

  杨炎本来出身于大地主家庭,他深深体会到“人头税”的不合理性和危险性,也为卢家人的遭遇感到强烈的不平和气 愤。这为杨炎后来推行“两税法”埋下伏笔。

  而“人头税”的现象在唐朝以前很普遍。土地被大地主垄断,普通人家随着人口增加,土地却越来越少,赋税自然大 大加重,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欺上瞒下横征暴敛

  天宝十三年(754年)八九月间,长安“霖雨六十余日,京城垣屋倾颓殆尽,物价暴贵,人多乏食”。久雨成灾, 再加上官吏的层层盘剥,本来就生活困苦的人们更是连饭都吃不上了。在这种淫雨连绵的多事之秋中,唐玄宗非常忧愁,坐立 不安。身为宰相的杨国忠因为自己与杨贵妃是至亲,在下面更是横征暴敛。他生怕别人说“当朝宰相无德行,老天才降灾”, 于是他派人到郊外找了一些长势较好的庄稼,连根挖来,然后拿给玄宗看。玄宗问:“大田庄稼都有这样好吗?”杨国忠撒谎 道:“是的。雨水虽然多,但没有伤害庄稼。”唐玄宗年老昏庸,又因宠爱杨贵妃而信任杨国忠,因此,对杨国忠隐瞒灾情也 不加深究。大灾使得关中闹了饥荒,而唐玄宗还以为人们过着“开元盛世”那种祥和的日子,官吏的横征暴敛他也全然不知。

  唐玄宗前中期天下太平,朝廷便不再重视立纲陈纪,而官僚贵族、商贾豪绅也利用经济发达所积累的财富以及法律上 的漏洞,大肆进行土地买卖活动,使本来已存在的土地兼并问题更趋严重。

战乱不断逃户大增

  从秦朝到唐朝战乱不断,经济自然也会受到严重的破坏。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历时八年才平了战乱。

  战争期间男丁打仗、女人持家,还要担负更重的赋税徭役。许多农民不得不放弃田地,踏上流浪之路。逃走的农民一 部分铤而走险上山成为盗贼,但大部分还是投奔官僚富豪,充当他们的佃农。这样,农民的土地越来越少,达官贵族的土地越 来越多,大地主的庄园随即出现,均田制一步步地被破坏。唐朝的逃户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天宝十三年时,还记载有编户九 百余万,“至大历中,唯有一百三十万户”,二百余年少了近八百万人,仅相当于战前的七分之一。

赋税弊端导致“两税法”产生

杨炎推出 “两税法”

  杨炎到了唐代宗即位后才逐渐得到重用,后来成为宰相。他深知民间疾苦,很清醒地认识到农民问题的症结所在。在 他出任宰相后短短的五个月内就提出了三项重大的财政改革。

  杨炎对税收制度进行了系统的清理和分析,并利用早朝之际,向德宗和各位大臣陈述了“租庸调制”的种种弊端,在 他的游说之下,一部分人接受了他的观点。随后,杨炎于大历十四年年末上奏德宗,请求改“租庸调制”为“两税法”,并取 消各种杂税。但是又因为“两税法”是以依贫富分等征税,触犯了庄园主的利益,遭到了地主贵族的激烈反对。但建中元年( 公元780年)正月初一,德宗还是正式下诏,实行“两税法”。

“两税法”的影响

  “两税法”是一项有着重要意义的改革。首先,在均田制下,国家对租得存役的征敛,主要依据是丁身(人头);两 税法则主要是依据土地多少征税。这种舍人税地也意味着封建官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松弛。其次,在“以丁身为本”的“ 租庸调制”下,不管是地主、贫民,他们向国家纳税的数量却完全一样,这当然极不合理。“两税法”推行后,没有土地而租 种地主土地的人,就只交户税,不交地税。这样,就多少改变了贫富负担不均的现象。再次,“租庸调制”是以均田制为基础 ,流亡客户因为不在当地受田,所以既不编入户籍,也不纳税。两税法“唯以资产为宗”,不管土户、客户,只要略有资产, 就一律得纳税。又因为贵族官僚原来就得负担户税和地税,所以也得交纳两税。

  “两税法”颁布以后,建元元年年末,就有了1300多万的两税收益,比“两税法”以前唐王朝的全部财赋收入还 要多出百万,这一年,唐王朝的全部财赋收入达到了3000余万贯,是开元天宝以来最好的一个年份。对于黎民老百姓来说 ,“两税法”的颁布确实抑制了一部分苛捐杂税,特别是“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的征税原则,贫者少交,富者多交,自然 也促进了当时经济的发展。

“两税法”推行后重蹈覆辙

  咸通十一年(公元801年),陕州大旱,庄稼欠收。陕州农民没有饭吃,还得交租交税。无计可施的农民,只得去 官府对观察使崔荛诉说旱情,请求减免租税。崔荛沉着脸听完了农民的话,把惊堂木一拍,厉声喝道:“撒谎!”,并指着庭 中的树说:“你看,树上分明还长着叶子,哪有什么旱灾?”说完,令衙吏责打汇报灾情的农民。崔荛的恶劣行径,逼得农民 铤而走险。农民们埋藏在心中的怒火如同火山般爆发了,他们大闹公堂,殴打崔荛。衙门里的军吏也对这个“委政厮竖,不恤 人疾苦”的上司极为不满,他们和农民一道,起来造反。军吏们把崔荛抓起来,扯掉了他的头发和胡须。作威作福、不问民疾 的崔荛,见众怒难犯,赶忙跪下磕头求饶,才保全下一条命。当他狼狈地离任时,走到半路上,口渴了,向老百姓讨水喝。老 百姓知道他就是那个睁着眼睛不见灾情的崔荛时,便给他送上了一碗尿。

故事发生在“两税法”颁布之后,人们虽然出了一口气,但大多数情况下就不会这么幸运了。

  两税法实行不到30年,即被迫多次下令改货币计征为折纳实物。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贪得无厌的封建官吏又在两 税定额之外巧立名目敲诈勒索,如“间架税”、“除陌钱”等等。许多官吏为了得到升官提位,在正税之外横征暴敛。沉重的 苛捐杂税,使劳苦人民陷入了生不如死的悲惨境地,“两税法”实际上已不再存在了。

  “两税法”之后,又相继推出了两项重大的改革:明朝中叶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和清朝雍正年间的“摊丁入亩”。 但不管怎样改革,本质终究没有变化。因为封建社会的这种改革,出发点永远是站在封建剥削阶级的立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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