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兴旺：我们不要“带血的效益”
本报记者王伟 关明 郭强
请政府增加安全投入
“每次看到煤矿事故的新闻，我心里都特别难受。希望能在煤矿安全方面增加投入，完善安全设施。另外，我想对企业和职工说一句话：不能只要产量不要命！”
已经在煤矿工作21年的戴兴旺，自从当选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之后，每年来北京开会，都要为矿工们呼吁。
他身边有个本子，上面记录着一段时间以来的矿难。“真没想到，去年死了那么多人。”戴兴旺认为，这跟近几年煤炭好卖不无关系，“有些人的钱，是矿工的命换来的。”
这几年，矿难特别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安全保障欠账多，投入跟不上。他在两会上多次呼吁政府要加强安全投入，提高煤矿的安全系数。当他听到总理说：“国务院决定今年安排30亿元建设资金，支持国有煤矿安全技术改造”时，激动异常。一连几次对记者说：“这是我听到的最好的消息。”
告诫矿工严格照章作业
今年48岁的老戴，面相与年龄比起来，有些“显老”。1984年，他从泰兴农村来到徐州坨城矿当了一名采煤工人。凭着自己的努力，成为“采煤大王”和全国劳动模范。
“煤矿不死人很难，但可以尽量减少伤亡。”他对工友的告诫是：“关键靠自己，不安全就不能干。事故出自麻痹，有时候，怕麻烦图省事，操作不规范，就可能出事。”“只要你按照规章制度的要求去做，好多事故就可以避免。觉察到危险立即撤退，千万不能麻痹大意。新下井的工人要仔细学习安全手册，平时虚心多向老矿工讨教。”
“负责安全管理的人员一定要极其负责，发现有危险，坚决不能让工人下井。对于那些把矿工生命不放在心上的负责人要予以严惩。”
煤炭涨价了，工资却没跟着涨
老戴现在不挖煤了，当上了安全监督员。但他仍时刻惦记着井下工友们的生活。
戴兴旺说，采煤工人一天起码在井下工作10~12个小时，通常从井上到达井下的采煤点就要花一个多小时。由于深知矿工的辛苦，每次人代会，他都呼吁改善煤矿工人的工作条件。
“矿工的工作条件不好，工作辛苦，待遇也不高。现在煤炭涨价了，工资却没跟着涨。”说着，老戴掏出一份建议，反映矿务局还有138户职工家庭，符合低保条件，但尚未纳入低保对象。经过调查，原因是所在地困难职工较多，不得已规定“凡与企业有牵扯的居民一律不享受低保”。他呼吁有关方面根据应保必保的原则，尽快将这部分职工纳入低保范围。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老戴，家庭负担重，供养人口多，还背负着家人七年前看病欠下的一万多元债务。他每月只有900元左右工资，妻子的月工资是400多元，日子过得很紧。一日三餐经常是稀饭馒头，加个鸡蛋汤对付。“矿上不少工人和我差不太多。”
700元“门槛费”谁交？
本报北京3月10日讯（记者贺少成）听说记者采访医疗保险问题，赵喜忠代表非常慎重地给其他代表打电话，确认自己所知道的700元“门槛费”。“没错，就是要交700元‘门槛费’。”放下电话，赵代表脸上浮现出忧色。
赵喜忠来自辽宁代表团，那里老工业基地多，困难企业多，困难职工多，“三多”使得老百姓看病成了大问题。
他所说的“门槛费”就是起付费。按照《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要设立起付标准（即起付线）和最高支付限额（即封顶线）。起付标准以下的医疗费用由个人支付，起付标准以上至最高支付限额以下的医疗费用由统筹基金和个人共同支付。“门槛费”每年支付一次。
“现在的医保制度不太合理，连看个感冒都得交‘门槛费’，不超过700元就得自己掏。可是不少职工一个月的工资才四五百元，退休老职工的退休金才300元左右，这700元的‘门槛费’他们怎么交得起？谁来替他们交？可以说职工生个小病，医保没什么用处，但职工有个‘头疼脑热’该怎么办呢？”
根据赵喜忠介绍，在一些老工厂里，往往一家三代都在工厂工作，一旦企业经济不景气，他们的生活就陷入困境。在这种情形下，职工得了小病只能忍着，一旦有人得大病，整个家庭几乎就会被拖垮。
“不少企业的职工不是得大病绝对不上医院去看，结果一些小病就发展成了大病。所以，企业的困难职工从现在的医保中并没享受到多大利益。”赵代表说。
赵喜忠认为，应该针对困难企业的职工设立一个单独的医疗保障政策，保证他们得了病能去看、看得起。
已执行54年的退休规定能否改一改？
本报记者程莉莉
“50岁正是女职工经验丰富、身体状况良好的年龄，此时子女也已上大学或就业，如果让她们退休回家，她们将没有任何事情可做，所以我建议延长女性退休年龄，把女性和男性的退休年龄都统一到60岁。”今天，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讷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谭志娟向记者表示。
据悉，女职工比男职工早10年退休的规定已执行54年。1951年政务院公布《劳动保险条例》，第15条把男女工人退休年龄分别规定为60周岁、50周岁。1958年，国务院公布《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区分了女职工的退休年龄：女职员55岁、女工人50岁。而目前各地不少企业、单位都实行了内退的措施，即只要女职工40岁或45岁退休，工资按照上班标准发放，以减员增效。
“我们不在乎每月多发几个钱，但退下来做什么去？按照单位的规定，我三年前就可以退休，但因为无事可做，我现在也没办退休手续，虽然在单位没有很多事可忙，但总比一个人在家强。”今年48岁的高荣致电记者说，她在某市教育局工作，父母身体尚好，儿子在外地已经大学毕业工作了一年，丈夫每天忙着应酬，她忍受不了一个人在家的漫长孤独。“现在还可以不退休，但到了55岁不得不退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也许只有串亲戚、打麻将、养宠物了。”她说，在工厂的家属区里，大量的提前内退职工整天无所事事，蹲在楼下打牌消磨时间。
针对这个问题，全国人大代表陈妙珍表示：“传统法规已与时代产生脱节。事实上，女性上学、就业的时间与男性相同，工作贡献与男性没什么差别，而退休时间却比男性提早5至10年，这样既浪费了女性人才资源，也不利于女性的成长，直接造成女职工学历高、工龄短、待遇低的不平等现象。”
在今年两会上，关于延长女性退休年龄的建议成为不少代表的共识。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厅长方潮贵向大会提交了一份《关于改革退休制度的建议》，疾呼“启动提高退休年龄工程”。“现在我国人均寿命长了很多，退休的人增加了很多，退休年龄却几十年一贯制，不仅使养老基金背上了‘大包袱’，对女职工也不够公平。”“现在世界各国都采取了包括延长退休年龄在内的一系列改革。日本从1986年起，把妇女退休年龄从55岁提高到了60岁，与男性持平；美国把男女退休年龄由65岁提高到了67岁。”
据悉，去年9月，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胡晓义曾公开表示，他们正在考虑延长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以减轻“白色浪潮”对社会养老的压力，但此言却引起了激烈社会争议和阻力。大家普遍认为，把到了退休年龄的职工工作年限再延长5年或10年，最大的受益者是国家。也就是说，国家可以少支付5至10年的退休金。对于劳动者而言，要多交5至10年的养老金才能享受到本该在5至10年前就能享受到的待遇。同时，对于延长退休年龄会否增加日益严重的年轻人就业压力，也是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
方潮贵代表也坦言，女工退休年龄问题现在已到了进退两难的地步：一方面，干部、工人的身份随着劳动合同制的全面推行而难以区分。另一方面，随着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养老基金压力越来越大。因此，“考虑到我国国情，提高退休年龄，应区别人群、分步推进。”方潮贵代表说。（本报北京3月10日讯）
李毅中：煤矿要交“安全风险抵押金”
本报讯（记者程莉莉）列席今年两会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日前表示，安监总局对煤矿准备实行安全风险抵押，目前正在讨论细节，具体的抵押金额也在研究。而此前的2月23日，国务院会议中也已提出了这个问题。
李毅中表示，现在煤炭价格比较高，煤矿都处于赢利状态，一吨煤能赚50~60元钱不等，有时还会达到100元。财政部及有关部门规定，煤矿企业必须从每吨煤提取5~10元的安全费用，专门用来做安全体制改造，这部分钱不能用作抵押金。他指出，在企业目前的赢利情况下，再交一点抵押金不会对企业造成太大压力，企业安全生产是个基础，否则经济效益没有保障。
调查43家企业后深感震撼
困难职工迈进医保大门太难了
蔡玲委员呼吁：职工参保的那部分比例再小些
本报记者贺少成
在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蔡玲带来了一份《关于困难企业的困难群体医疗保险的几点建议》的提案。
在参加全国两会前，蔡玲委员和其他委员一起对某个地区的43家企业做了详细调查，发现困难企业的离、退休人员和下岗职工是医保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是慢性病、大病的“重灾区”，是最需要参保的群体，但他们实际上又很难迈进医保的大门。在调查的企业中，有14家企业未预留医保费,有12家企业未留足，未参保和参保后欠费的离退休人员超过2000人。若按当地政府的有关文件规定，为以上人员办理医保手续，资金缺口达到1316.2万元。
调研完成后，蔡玲受到了深深的震撼。“有些人得了病之后只能躺在床上。”
蔡玲认为，医疗保险不能完全由个人承担，尤其对一些企业的困难职工来说，他们的钱往往只能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一旦得病，生活就会陷入更加窘迫的境地。蔡委员提出，医疗保险首先必须由企业负担一部分，特别是在企业改制将困难职工“推向”社会之前，要预留出解决职工后顾之忧的钱；其次，国家财政支出也要分担一部分；然后是职工自己负担一小部分———“职工参与的一部分不能占大头，比例要再小些。对困难职工来说，这一部分要根据实际情况上下浮动。”
蔡玲在调研中发现，困难职工对花一毛钱都非常谨慎，让他们有限度地参与到医保中来，既能让他们看得起病，又能避免医疗资源无谓的浪费。（本报北京3月10日讯）
提请有关部门考虑——
社区医院是困难职工看病的一条新途径
本报记者贺少成
“将社区医院建成困难职工医保的定点医院”，是全国政协委员蔡玲一再强调的一句话。
她认为，政府在医保上对低收入群体要给予适当的倾斜政策，而在医疗保险中，也要选择适合的定点医院。“现在医药不分家，有些医生、医院总是千方百计地卖贵药，直接导致困难群体放弃看病。”她认为，扮演着“赤脚医生”角色的社区医院，对困难群体来说不失为一个好的医保定点医院。
“社区医院带有一定社会救助性质，投入成本低，为了生存，它们在跟大医院竞争中也会降低收费，有些社区医院现在就不收挂号费———别小看这一点点挂号费，对困难群体来说，也许可能就是他们的生活费。”蔡玲说。
社区医院的性质决定了其不可能看很复杂的病。蔡玲认为，社区医院在我国处在起步阶段，有必要扩大社区医院的建设网络。
（本报北京3月10日讯）
低水平徘徊了很长时间 “工人工资太低了”
本报记者杨兆敏
“我关注的是与工人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工人的工资太低了，低水平徘徊的时间太长了。”3月9日中午，记者在午休时间敲开程水根代表的房间后，交谈一开始，他就这样对记者说道。
程水根代表来自安徽铜陵有色金属集团公司安庆铜矿采矿区，他说：“我是打眼工，只要上班就是下井，一个月的收入有1200元左右，这基本已经是工人中最高的了，工人一般一个月只拿不到1000元工资。其它一些行业，工人的收入有的还要低。”
对于程水根来说，每个月1000多元工资的概念，就是只够养家糊口，没有任何节余；妻子在家务农，两个女儿一个上高中，一个上初中，单位离家150公里，两地分居，意味着两份生活开支；每年仅孩子上学的费用就要花去5000元左右。
18年前，程水根还是一个普通的农民，能够当上产业工人源于矿山征地招工。集体土地被征后，有2000余名村民的行政村得到了100个招工名额，僧多粥少，最后，村里是以抓阄的方式决定谁当工人，没有任何背景的程水根就此幸运地成了一名矿工。
程水根的工资从2001年到现在基本没有变过，“和下岗工人比起来，我还算是好的，他们一个月只能拿300~400元，而且工种单一的井下工要想再就业更是难上加难。”
说起井下一起工作的弟兄们，程水根话里话外透着一种沉重：“他们都是40多岁的人，常年在井下打眼放炮，要再学新东西一方面有困难，另一方面目前提供的培训项目并不能让他们尽快找到工作，有关部门应该为他们考虑得再多一点，至少培训针对性要再强一些。”
“我还想呼吁的是产业工人退休后，工资太低了，和事业单位的职工根本就没有办法比，即便是高级技工也只有500~600元的退休金。”
对于经营者和工人的工资差距问题，程水根说：“经营者拿年薪，我们拿工资，差距当然是没有办法比的。有差距是合理的，但是，差距不能太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