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做过大使夫人，她曾担任过白求恩大夫的助手，她曾是毛主席的邻居和保健医；她从64岁开始了自己的笔耕生涯，如今她是中国最年长的影视制作人和编剧——
描写战争年代共产党地下工作的电视剧《皎洁的月亮》正在央视八套“黄金档”热播。没有明星大腕的加盟，没有火爆的前期炒作，《皎洁的月亮》用细腻的表现手法、“另类”的革命历史演绎吸引着观众。同时，细心的观众会发现，该剧的制片人和编剧名叫朱仲丽，她是20世纪初我国著名教育家、革命家、毛泽东的老战友朱剑凡的小女儿，王稼祥同志的夫人，她曾担任过白求恩大夫的助手，还做过毛主席的保健医生。耄耋之年的她怎么会走进影视圈？从医生到作家，什么样的经历让她有了如此大的转变？暮年的她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带着种种关切与疑问，本报记者来到北京，朱仲丽老人在家中欣然接受了记者的独家专访——
在夕阳西下的傍晚，在一处古朴素雅的宅子里，朱仲丽老人走出来迎接记者，在与老人握手的瞬间，记者注意到，老人身穿一套鲜绿色的衣服，格外扎眼，就像屋内摆放着的各式花草，充满了春的盎然。花白的头发被烫成了波浪卷，耳际还别了一个精致的发卡，老人健康、硬朗，走起路来脚步轻快，面色红润，很难想象眼前的老人已经90岁。
老人笑着把记者让进客厅，客厅不大，装饰俭朴而干净，一套老式沙发上套着简单的碎花布，一架老式钢琴靠墙摆放。房间内最显眼的算是各种照片，王稼祥的遗照就挂在钢琴的上方，其余的墙面都悬挂着王稼祥、朱仲丽与国家领导人的合影，而桌面、台面上也都摆满了王稼祥与朱仲丽年轻时的照片，这些都是朱仲丽老人人生轨迹的记录，也是她晚年最珍贵的回忆。老人拿起桌上的一张张照片给记者讲述着来历，记者发现朱仲丽的记忆力相当好，说起话来有条有理，老人也自豪地对记者说：“我眼不花，耳不聋，而且脑子也好使，在我这个年龄的人里面不多见啊！”
落座后，朱仲丽老人热情地拿起桌面上的糖请记者吃，“很好吃的，我平时就喜欢吃，尤其爱吃巧克力。”老人脸上的笑充满童趣。得知老人喜欢别人叫她“大姐”，本该是孙辈的记者也便称呼其为“朱大姐”了。在那间小小的客厅里，朱大姐用她那略带上海口音的吴侬软语讲述起她的传奇人生。
忆往昔
相濡以沫30余载
“毛主席说我们是模范夫妻”
与朱大姐的谈话是从《皎洁的月亮》开始的，这部剧已经播了近十集了，朱大姐说她每天晚上都在看，她还笑着问记者觉得怎么样，当记者说是从第四集开始看的时，朱大姐有些遗憾：“其实第一集是很不错的，你错过了。”至于怎么会从医生变成作家，又怎么会拍起了影视剧，朱大姐开始从头说起。
8岁结识毛泽东
生于1915年的朱仲丽“革命了一辈子”，回忆起年轻时的事情，朱大姐眼睛里闪着光，“我爸爸朱剑凡很早就在湖南办学，我才8岁，就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当时他到长沙学习，想革命又没有钱。后来我爸爸就让他来我家住，吃饭不要钱，当时我还小，见他也没有特别的感觉，就觉得是个普通人，我也不知道后来他是主席啊！”朱大姐爽朗地笑了起来。
朱仲丽是家中8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由于从小就与革命人士接触，对革命早就心驰神往，11岁时随家人搬到上海，15岁便协助父亲为共产党地下组织做事，1932年朱仲丽考入上海同德医学院读书。
医学院毕业后，朱仲丽来到延安，先后在边区医院当外科大夫、门诊部主任、王家坪和杨家岭医务所所长。“在那里我再次见到了毛主席，他对我特别亲热。我妈妈知道我能见到他还特意让我带腊肉、腊肠给他吃，因为从小就相识的缘故，毛主席总爱跟我开玩笑。”
24岁嫁给王稼祥
朱仲丽与王稼祥的结合，也与毛主席有关。“我投奔延安前，王稼祥同志赴莫斯科治疗旧伤，并兼任共产国际代表，1938年初秋，稼祥同志回到延安。我记得正赶上开六届六中全会，有一天毛主席他们吃完饭出来，在门外见到我，主席就跟我开玩笑，当时王稼祥就在主席身边，对我印象挺好的。”就这样，在半年后，王稼祥和朱仲丽结婚了，他们住的窑洞就与毛主席住的窑洞紧挨着，这邻居一做就是八年。新中国成立后，王稼祥担任了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兼首任驻苏大使，朱仲丽成为大使夫人，同时她进入莫斯科大学进修班学习。
30余载“模范夫妻”
回想与王稼祥相濡以沫的革命夫妻生活，朱大姐脸上洋溢起幸福的笑容。“我跟他从来没有吵过架，毛主席常说我们是‘模范夫妻’。稼祥同志对党的事业特别忠诚，我很敬佩他，所以就一心把他的身体照顾好。后来毛主席还说稼祥同志的身体好了，都是我照顾的好。”“稼祥同志很忙，没有心思做家务事，他口袋里一毛钱都没有。虽然我们的爱好不一样，但是都互相尊重，他喜欢看电影，我陪他看电影，我喜欢跳舞，他就说‘去吧去吧，早点回来’也不妒忌什么的。”他们之间的感情，如同风平浪静的湖水那样深沉、含蓄。但是这种幸福的生活走到1974年，王稼祥就因心脏病而逝世了，这对活泼开朗的朱仲丽打击很大。
64岁开始写作
几十年后再回忆往事，朱大姐显得很平静，但是“稼祥同志刚离开时我特别难过，对他的思念之情无法排遣，当时我又已经离休赋闲在家，愈发感到生活空空荡荡的。没事干，我就开始织毛衣，一件接一件地织，但还是不行。后来到了1979年，我干脆开始写东西。”三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多年来，朱大姐把自己对王稼祥的思念之情都放到了文字里。
朱仲丽从小与毛泽东相识，又曾是其“邻居”和保健医，这样的经历让朱仲丽能在后来写出了许多历史题材的畅销书，《爱与仇》、《女皇梦》、《江青野史》、《春露润我》、《艳阳照我》、《彩霞伴我》“自传三部曲”，还有《黎明与晚霞》、《灿烂红叶》、《难以忘却的昨天》、《毛泽东、王稼祥在我生活中》、《我所知道的毛泽东》等先后问世。朱仲丽从一位医生转变为文学作家。“这些书都是我一笔一笔写的，就算是誊写都是我自己做，现在这些书加一起能有近500万字了。”人常说著作等身，朱大姐的稿纸放在一块真的可以与她等高了。现在朱大姐仍然在继续创作，她说，她希望把自己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的经验记载下来，帮助青少年了解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不忘革命历史传统，她说：“我要为党工作到最后一天。”
看今朝
80多岁投身影视
“我是中国最年长的制片人”
为了将那个革命历史年代更直观地展现给年轻的观众，80多岁的朱仲丽又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再次挑战自己，转向影视作品创作，于是观众们看到了她第一次做制片人拍摄的《皎洁的月亮》。在观众对于朱仲丽如此大年纪拍电视剧表示钦佩的同时也有人怀疑，这样年龄的老人真能亲历亲为地做制片人吗？朱大姐自豪地说：“这部戏从选景到选演员都是我自己做的，我也算是中国年龄最大的制片人了！”
几年前，朱仲丽还做编剧时，完成了《啊！王稼祥》，“这个戏只有6集，是安徽那边拍的，我当时只写了本子，没有做制片人。”为了实现自己晚年能在影视圈耕耘的愿望，几年前朱大姐还在北京成立了自己的文化公司，而首部自拍作品就锁定为《皎洁的月亮》。
跟朱大姐聊天，她时常会用自己的乐观感染你，90岁的老人穿着鲜艳的绿色，让记者有些吃惊，“我差不多都是这样的衣服，这个还是很普通的呢，我从来都爱漂亮。我这个衣服是自己织的，还有花呢。”朱大姐笑着指着衣服对记者说。“我现在还去跳舞呢，跳交谊舞，迪斯科，什么都会。”朱大姐说今年春节前，新老保健人员一起过年，“让我上台唱歌，我就唱了《红旗飘飘》，台下使劲鼓掌，我又唱了《甜蜜蜜》。《红旗飘飘》很难唱的，但是我唱得很成功。”90岁的老人唱《红旗飘飘》，这不能不让人吃惊，也不禁令记者为朱仲丽老人的生活理念所折服。
王稼祥和朱仲丽没有儿女，“在延安的时候我怀过孩子，但是意外地患了盲肠炎，需要做手术。后来我跟稼祥商量干脆在做手术时把输卵管结扎了，没有再要孩子。”到了晚年，朱仲丽也没有后悔过，“我不孤单，在北京我的亲戚有二三十，周围有好多年轻朋友，等于有一群儿女呢！”
“寂寞的时候就弹琴，没事干的时候就学唱歌，用录音机录歌，我经常那边放着伴奏带，这边用麦克风唱，用那种老式的录音机录下来，我现在都录了三十多首了。有月亮的晚上，我时常把灯关了听自己唱的歌。”就这样一个人享受着快乐的老年生活，她说王稼祥去世那会儿她哭得很伤心，但是之后她就没有因为苦而哭过，即使流泪也是笑的泪！
待明天
下一部剧拍自传
向警予、蔡畅、杨开慧将悉数登场
50岁学钢琴，60岁学写作，80岁搞影视。这是朱仲丽对自己晚年的精辟概括。对于未来，朱仲丽仍是充满希望，“下一步我可能会将主要精力放到影视剧拍摄上。”
有人说《皎洁的月亮》的故事是以朱仲丽自己的革命家族的真实经历为蓝本创作的，剧中的许多人物的原型都是朱仲丽的亲人、战友或导师。朱大姐说，生活于同一历史年代，有些地方有影子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剧中的杨秋圣，是一个从小妾成长为革命者的传奇女性，“当时确实有人给我爸爸介绍过一个绝色佳人做妾，但是我爸爸没同意，还把她送上了革命道路。我也做过地下工作，可能陶皎洁的身上也有一些我的影子。”
但是这不是朱仲丽的家族自传，而朱仲丽正在筹拍的下一部电视剧《春露润我》才是全部的真人真事，描写了朱剑凡创办周南女校，培养了向警予、蔡畅、杨开慧、丁玲、帅孟奇等一大批著名女革命家的真实故事。
前一段时间，朱仲丽刚刚从江西、武汉、贵州等几个地方回来，不是去旅游，而是为《春露润我》选景，看来，朱大姐的第二部影视剧已经起航！
本报记者 乔睿电自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