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手记
目前，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工作正处于实施操作阶段。主辅分离、辅业改制是将企业中的辅业“剥离”出去，被“剥离”的辅业进行改制完全进入市场，这是国有企业最深层次的改革，是“动真格”的一项改革。
这项改革涉及职工切身利益，职工心中的疑虑也很多。一方面，原国企辅业岗位上工作的职工，在与主业分离中有的人虽然要随着辅业另开“炉灶”，但他与原企业解除劳动合同时，是否依法得到了原企业应当支付给他的补偿金？另一方面，将要在改制后的辅业岗位上工作的人，其身份已经置换成员工，他们对自己完全变成了“社会人”这个现实，是否能够接受？辅业改制后，其社会保险关系等是否能够持续？这些都是我们《人生片断》版关心的内容。
为此，我们采访到一些主辅分离、辅业改制中的企业职工，发现酸甜苦辣各种滋味儿都有，但有一点却惊人的一致：这些被剥离出来的职工，既表现出乐观、自信，也表达了不少困惑。不过听说要见报，他们中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最好不要登照片，这里我们尊重他们的要求。
曹素清：我还是希望去当老师
曹素清口述曹光整理
我是1978年考入呼和浩特市师范学校的，1980年毕业，分配到呼和浩特糖厂子弟学校中学部任教师，2001年企业改制学校交地方后下岗。我爱人是我们厂一个车间的分会工会主席，比我大两岁，写一手好毛笔字，2000年春天下岗，现在一家小房地产公司做总务。我儿子20岁，高中毕业，无固定职业，全家住在糖厂职工宿舍，两间平房不到30平方米，全家月收入1400元。
毕业分配到这家有名气的糖厂时别提有多高兴了。咱一个农民家的女子能到这样一个大企业子弟学校当老师，用我爸爸的话说，这是先人修下的福分。所以我在厂子弟学校教书的20多年中，真是尽职尽责，当过十几次厂子的“先进”，每回都是厂里的书记亲自给我戴大红花，发证书，还照相、聚餐。证书和相片现在我还好好地放着，时不时拿出来看看，想想那个时候，不知道有甚愁的，真高兴啊！
可是到了后来，厂子效益开始不好了。别的单位长工资我们不长，主业上开始有人待岗、下岗。1998年厂子要改制，我听后心里想，不管怎么改，娃娃们总得念书吧，有人念书就得有人教，加上我工作得又挺好，所以我也没当回事。2000年春天的一天中午下班回家后，我爱人沉着脸告诉我，他下岗了，就再也不说话了，坐在床边上抽闷烟。我想了想对他说，没啥！还有我呢！这时儿子插嘴问道，妈，你下岗不下岗？我底气十足地对儿子说，其实也是对爱人说，我10年内下不了岗，10年后就不敢说了。
没想到怕甚就来甚。2001年的11月初，学校开教工大会，传达上头的文件，别的听不懂也记不住，只是记住了厂子养不起了，要主辅剥离，学校交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对我们按学历、工作能力、工作表现、岗位需要接收，不合条件的拿些钱回家。当时我稍微紧张了一下，但一想到文件中说的那些条件就平静了下来，因为那些个条件对我是有利的。咱是教学骨干，每年评优，数学老师缺人，正规师范专业毕业，40多岁，下岗没我什么事。想是这么想，但咱毕竟也是个女人，从这天起开始了漫长的等待。那日子过的，真是一种煎熬，既盼着那一天，又怕那一天。我原来白头发不多，就在那20多天的等待中，白头发多了许多。那些日子，唉，真麻烦！
2001年11月24的下午，这一天我记得特准，天灰蒙蒙的，真冷。在学校的一间教室里，没有了往日开会前女老师们之间的交谈，谁也不言语，皱着眉头，想着自己的心事……那一天人家念的是留下来的人的名字。念完后教室里出现了瞬间的安静，安静得可怕，人喘气的声音都能听得见，但时间不长就有几个女老师哭了。我比较坚强，眼泪在眼窝里直转，但硬给憋了回去。我想，到了这一步，哭有甚用，我相信，天塌不下来……从厂子拿了不到2万元就回家了。这些钱是怎么算出来的我也懒得问，问也不能多给你。我还听说有的厂子的工人嫌少不要，想问个明白，结果是不但没有弄明白，等再想要的时候还不如原来的多。
原来上班的时候不为生活发愁，现在真的没班上了，心里空落落的。该干些什么呢？不能总坐着，先是卖馒头、面条。早上7点多去接货，9点多开始卖到下午1点，回去吃口饭，下午4点再去，晚上到8点。9个月后不干了，不是嫌辛苦，主要是挣得太少，利太薄。后来又干了半年的高级保姆，呼市保姆市场以文化、年龄、能力为标准划分初、中、高三级。我侍候的是呼市的一个机关干部，听说是什么局长，干了半年也不干了。活倒是不多，收入也行，主要是受不了人家女人和闺女的白眼，用宋丹丹的话说是伤自尊了。2003年的元旦到春节期间还干了一个月的家政劳动，给人家打扫卫生，呼市什么人请家政呢？大多都是有钱人，事情多，房子大，顾不过来，看看人家的房子……从2004年后开始在一家私人幼儿园的大班教数学，这是我的老本行，轻车熟路，但是不正规，这样说吧，我还是希望去一所正规的学校去当我的老师。
杨贤林：我现在挺好
文/张宪
杨贤林今年49岁，原是武钢第二炼钢厂（简称二炼厂）的设备维修工人。2001年二炼厂实施主辅分离，4个车间共有1000多职工被划分出来，成立了一个设备维修中心，杨贤林是其中之一。
刚分出来时，杨贤林很不情愿，对企业的做法也不理解。他说二炼厂是局级单位，到了维修中心是处级单位，自己的工资、奖金等各种待遇都不如以前，当时与杨贤林有同样想法的人很多，面对转岗分流的严酷事实，职工们不满，悲观和抵触情绪交织在一起，对转岗分流议论纷纷，工作也不好好干。
杨贤林说，虽然自己还有情绪，心里还不平衡，但他已开始正面对待转岗分流了。
如今，杨贤林在从武钢主体企业分离出来的设备维修中心已工作3年多了，回想这几年的路程，他说：“3年来，自己从不理解到理解，从心里不平衡到心平气顺，从带着情绪不好好干工作到敬岗爱岗意识明显加强，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他说，刚分流出来时，自己不愿好好干活，老想着别人和他的资历差不多，就因为留在主体厂，每月收入比他多不少。他说，因为他所在的辅业厂没有主体厂的单项奖和继续开发奖，每年收入就比在主体厂少了很多。比如他有个师兄弟，分流前，两人都在一个车间干活，杨贤林是班长，他是班员。分流后，杨贤林奖金拿300元，而师兄弟留在主体厂拿400元，年终发奖金，杨贤林拿800元，师兄弟则拿到2000元左右。
然而，渐渐地，随着武钢改革的不断深入，武钢的经济效益慢慢上去了。大河有水小河满，杨贤林的收入也跟着长上去了。他说，通过3年多的实践，思想确实转变过来了，以前对主体厂有抵触，现在是从心里承认人家的甲方地位。刚分离出来时，二炼厂对设备维修中心不放心，只让他们做一些简单的活。现在设备维修中心在完成生产任务时，主动追求高标准，并新增了6号高炉，2004年又新招了100多职工，生产经营搞得有声有色。杨贤林谈到目前的工作和生活，坦率地说：“从心里说，分流后与分流前的工作差不多，甚至更辛苦，但我思想上已完全转变过来了。以前我们都是一个单位，刚分出来时还照顾我们，现在是市场经济，我们只有干好自己的工作，自己保住饭碗，也能帮助企业了。挺好！”
林力：为什么不能给我经济补偿金
文/张敏 张宪
今年38岁的林力，是北京某国有企业的职工，他所在的设备厂属于企业的辅业，他是设备厂的业务员。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逐步深化，2004年企业开始主辅分离、辅业改制。林力所在的设备厂作为辅业与原主体企业将在今年6月剥离出去，目前职工们正面临着是选择留在主业还是随辅业走的关键时期。
林力虽然还不到40岁，但在这个企业已工作了20年，对企业有着很深的感情。他从心里认为，企业改制是好事，不这样企业就不会发展。但具体到个人来说，最近他心里老有个疙瘩解不开。
1996年10月1日，林力与企业签订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本以为会永久地这样靠在主体企业上干下去，没想到遇上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如今，企业要把林力所在的设备厂剥离出去，职工们面临着三个选择：一个是回到主体企业；另一个是跟着辅业走；再一个就是回家。林力认为，如果企业让他到辅业，就应该发给他一笔经济补偿金。他说：“国家有规定：对分流到非国有法人控股改制企业的职工，原主体企业与其解除劳动合同手续的，应依法支付经济补偿金。可为什么企业不发我补偿金，我真想不通。”
林力说，如果他不随着辅业走，回到主体企业也不会有合适的岗位，甚至有可能会让他回家吃低保。他发愁地说：“如果我回到主业没岗位，就只能每月拿几百元的低保。我上有老，下有小，孩子刚上小学六年级，今后需要花钱的日子还多呢。为了家里，为了孩子，为了生活，我只能跟着辅业走，但我真不明白，当初我和企业签的是无固定期限合同，现在让我剥离出来，等于中断了我和企业的劳动合同，按《劳动法》来说，这是企业违约在先，应当给我补偿金，更何况国家也有规定，但如今我一分钱也没拿到。这是为什么？”
面对三个选择，林力说如果走第一条路，回主体企业，那他的工作、收入都没有着落；走第二条路的话，应得的补偿金又没有到手，心有不甘；走第三条路则是呆在家里吃低保。对于一名厂里的老业务员来说，林力对产品经销渠道了如指掌，掌握着一手十分宝贵的客户资源。他其实还有一条路可走，就是把客户拉走，自己另起炉灶搞推销。但当别人问他既然有客户源，想没想过把客户带走自己干时，有着20年工龄、厂龄的林力却发自内心地说：“那不行，我从18岁起就在这个工厂干，对企业真的很有感情。作为国有大企业的职工，最起码我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哪能利用企业的资源给自己干事，这样的事我做不出来。”如果主业辅业都不去，职工也可以有偿解除劳动关系。林力所在工厂的工人每月平均工资1800多元，按30年工龄算，补偿金也就5万多元。而干部由于工资基数高，再乘工龄，补偿金比工人高出不少，甚至多到3倍，这是林力认为不合理的又一个方面。
面对三难的选择，眼看企业的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到今年6月就要最终完成，而自己似乎注定了只有跟辅业走才是较好的选择，林力并没有什么太多的顾虑。他说在辅业也没什么，作为一名工人，在哪都是干活。企业改制并不是让自己下岗失业，只不过是身份的置换而已，但他有些耿耿于怀的是企业的态度。前几天，厂里发下了改制调查表，里面有几个问题让职工填。林力对其中的一句话颇为不满，那句话是这样的：你是否自愿解除劳动合同，如果是，请提出申请。林力说：“这话让我们工人看了特别不舒服，什么叫‘自愿解除劳动合同’？我跟企业原来签订的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企业搞主辅分离，把我们设备厂从主体企业中分出去而使我与企业的合同中断的，现在倒要让我们提出自愿解除劳动合同的申请，这提法是强加于我们的，是不客观的。”
目前企业改制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想起还没着落的补偿金，年富力强的林力实在心有不甘。他心里仍在企盼着，希望企业能给他一个说法，把补偿金拿到手。他说只要把补偿金拿到手，就不在乎别的了。
王强：想“自谋”职业
文/张宪
王强今年34岁，他在公司已干了14年。刚来公司时，他只是个普通工人，后来自己又上了4年夜大，学习机械专业。之后虽然还是工人待遇，但他却搬到了办公室，经常为企业生产做计划报表，或起草管理规章制度等文件。虽然工作不累，但王强并不甘心就这样平庸一辈子，他也想去社会上闯闯，但一没有资金，二有工作拴着，闯闯一直只能是个想法。
去年下半年，企业开始实施主辅分离、辅业改制。王强看到这是一个机会，他很想拿到经济补偿金后，到社会上自谋职业。工程公司在召开职代会之前，向职工发放了调查表，其中有关于职工自谋职业领取安置费或经济补偿金的条款。王强毫不犹豫在上面打了对勾。他说，据他所知，还有一些职工的选择与他一样。但公司在提交职代会讨论职工安置方案中关于“职工去向”一项中，写的是“参加改制职工全部选择在工程公司继续就业”。
王强说，在随后公司的简报中，领导明确表示，由于公司的工作特点是技术性、专业性较强，如果突然停下来，公司就没有接继力量，就会影响企业的生产。有自谋职业这种意向的职工，可以写出书面申请，公司会给予考虑，但这次不开口子。职工可以和公司签3年合同，公司答应自谋职业和等退人员，在3年内解决问题。但有个前提，就是个人意愿要服从工作需要，如果给企业生产造成冲击和影响，经济补偿金是拿不走的。3年合同期满后，按合同发放经济补偿金或安置费。
公司的决定使王强感到很矛盾，也很失望，他对企业发展没有信心，如果继续留在企业，不知到时候会是怎样的情景，如果经营不好，他担心到时候仍拿不到经济补偿金。与他有同样想法的还有30多人，他们大多也都是既担心自己的前途，又怕错过机会拿不到补偿金。此后，公司又不断召开会议，并对想自谋职业者提出新的处理意见。
王强与主体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是到2007年的，他目前也并没有与工程公司签订新的劳动合同。他认为按照有关文件规定，自己有理由申请领取经济补偿金，并要求解除或变更劳动关系。他说公司本来像他这样想自谋职业的人有几十人，但现在已有很多人打消了这种想法，同意与企业签订新的合同了，而他自己很坚决的，一定要讨个说法。他说自己也很矛盾，如果继续上班，就等于承认原合同有效。现在他不上班了，已被企业算为旷工。日前，他向律师做了咨询，并已委托律师进行劳动仲裁。他说：“像我这样14年工龄的合同工，如果拿经济补偿金的话，大约是2.9万元。钱虽然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我们请律师已花了七八千了。现在有人劝我放弃仲裁，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可我是迫不得已的，我只希望企业能给一个明确的说法。”
梁德玉 陆美龄：这不是件坏事
文/杨连元 何明新
石家庄南车铁龙电子有限公司的前身是中国南车集团石家庄车辆厂所属的石家庄铁龙电子计量有限公司。去年7月，铁龙公司重组改制，由中国南方机车车辆工业集团公司、石家庄车辆厂、石家庄铁路分局、铁龙公司员工共同出资,成立了规范化股份有限公司成为石家庄车辆厂主辅分离的第一家企业。
在主辅分离中，员工经历了怎样一番心态呢？记者采访到了公司办公室副主任梁德玉和公司营销部员工陆美龄，记录下他们的谈话———
梁德玉：要分离的时候，自己的心情很不好。石家庄车辆厂是个有5000多人的大企业，就分离出我们20多个人，感觉很孤独，心里更没底儿，连家里也跟着担心。我是去年5月结的婚，7月就赶上了主辅分离。像我还算是好的，正年轻，公司有些年龄大的员工，没什么学历，家里还有孩子正上学，生活有压力。签字的时候，相当一部分老员工都哭了。
陆美龄：主辅分离时大家的心情特别沉重，一是一些老员工在工厂干了一辈子，分离出来感情上接受不了；二是公司和工厂相比实在是小了，觉得不是特别有保障啊！我们订了三年的劳动合同，一下子不是企业的终身员工了，这就告诉大家，咱们得团结起来，为企业和自己的生存想办法。
梁德玉：改制后，我们是股东加员工的双重身份，公司的兴衰与我们个人的利益紧密相关，大家都在一条船上了。原来在工厂时是5000多人，一个人只是五千分之一，工作干得不咋样，也不会对工厂有特别大的影响；现在，我们每个人是二十分之一，明显就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多了，工作起来也更有主动性了。另外，公司的管理机制也有了新变化。现在，按劳分配已经做得很彻底，用工制度也灵活多了。公司给每个员工都提供了平台，让大家能充分地发挥聪明才智。
陆美龄：现在可以说，我们的营销部门对市场信息的反应速度非常快，上午得到信息，下午就能去人。去年8月，我们到包头考察市场，刚到地方，又接到哈尔滨的招标电话。办完包头的事，第二天早上人就飞往哈尔滨，拿下订单，工厂的人管我们叫“铁龙速度”。
通过主辅分离，南车铁龙公司的企业性质有了根本性改变，新的运行机制给这两位员工带来什么感受呢？他俩的回答有一个共同的内容———能实现员工的自身价值，能让自己心甘情愿为企业付出才干。
陆美龄：主辅分离后，我最大的改变是在忧患意识和工作的主动性上。如果每个员工都能以非常积极负责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工作，公司迟早会发展起来的，个人在其中也会获得发展。如果大家都是得过且过，再好的企业也迟早会被拖垮。现在想来，对我们员工来说，主辅分离最主要的效果，还是推动了大家观念上的转变。如今，大家都觉得，主辅分离不是件坏事，是好事。以前，大学生都愿意去工厂就业，现在有很多人都想来我们“铁龙”。
梁德玉：现在想来，要打算真正做点儿事情，实现自已的人生价值，就进入这样一个主辅分离的公司，你的想法准能实现了。
主辅分离带给梁德玉和陆美龄是施展新才能的新天地。主辅分离时，从西南交通大学毕业的梁德玉还是一名普通员工，现在，他已担任公司工会主席兼办公室副主任。主辅分离后，和原来工厂的员工相比，陆美龄的收入不仅没下降，还长了不少。现在，公司正进行收益分配核算，春节前，员工们将拿到自己第一份作为股东的分红。
宋莉文：今后这碗饭端得动吗？
文/张敏 张宪
“你还需要了解改制的哪些文件？你认为改制给你带来什么？如果你参加改制，你关心的是什么？在改制过程中你是选择回主业（原企业）还是辅业？在资产置换过程中，你更希望得到股权还是债权？改制中你的顾虑是什么？主业对辅业的支持是什么……”
一张企业改制调查表，在宋莉文手里攥了好几天，她仍不知该如何填，或者说是下不了填的决心。表上那些白纸黑字印的问题，她早已在心里不知默念了多少遍。说实在的，有些词她并不太懂，也不清楚这些话背后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但她清楚地知道，在这次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中，自己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何去何从，是回到主业呢？还是随着着辅业走，她举棋不定。
宋莉文今年40岁，是北京一家大型企业的会计。从2004年下半年企业开始实施主辅分离以来，企业职工上上下下都在议论何去何从，宋莉文作为一直在企业附属工厂工作的职工，对这样的问题就更多一层顾虑。她感到，面对辅业剥离就像是在赌博，不知这一宝押下去是福还是祸。如果一直在总厂干，如果没那么重的家庭负担，如果没学过那么多年会计专业知识，她可能选择起来就会容易些。但就因为她是属于分离出去的职工，就因为她肩扛着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重担，就因为她是学有专长的技术人员，使她对选择去留十分为难。她不知道如果自己选择留在主业干，到时候失去的太多她能不能承受。
主辅分离前，宋莉文所在的工厂负责为企业进行产品加工，生产任务都是由企业下达。主辅分离后，辅业改制，职工的身份也从国有企业职工变成新的股份公司的员工。虽然干的活还一样，但宋莉文内心总觉得不安。如果选择随着辅业走，自己以后的医疗、保险，包括孩子的医药费报销等，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再说她丈夫也在辅业，夫妻两人没有一个在主业，这使她心里感觉更没底。左思右想，她决定还是回到主业。她说自己已经40岁了，这个年纪正是负担重的时候，孩子正上初二，以后要考高中、上大学，如果生活没有基本保证，势必会影响到孩子前途。回主业对她来说，最现实的好处就是住的房子、暖气费、物业管理费、她和孩子的医药费报销等，都有了着落。但也有不利的一面：首先是她的会计岗位肯定没有了，没准会让她去搞后勤，扫地或打扫厕所都有可能，因为在主业本来就没有她的岗，最不好的情况下，甚至可能会让她在家呆着。40岁的财会人员，正是业务成熟、经验丰富的时期，如果丢下自己的专业去干别的工作，宋莉文从心底里不甘，可要想继续自己的专业，就不能留在主业享受房子、医药费报销等待遇；如果要享有这些，就只能舍弃自己心爱的专业。其次，她也担心其他的人会怎么看自己，自己如果呆在主业不干具体工作，在别人眼里就好像是多余的人，会有心理压力。
目前社会上执会计证的财务人员很缺乏，宋莉文作为有20多年工作经验的财务人员，如果到社会上找工作，并非难事。但她坦言说：“现在社会上做假账、偷税漏税的企业很多，而像我这样国有企业成长起来的职工，说不了假话，也做不了假事，如果真的假账真做，那我心里也会很不踏实，我宁可不挣这笔钱，也不能做亏心事。”
宋莉文说，她其实很想留在辅业拼一拼的，不管怎样，挑战总是和机会并存，但又怕前途没保证，对医疗、养老心里都没底。她担心的是，虽然国家有政策规定，鼓励国有大中型企业利用内部的非主业资产、闲置资产和破产企业的有效资产，兴办产权多元化的经济实体，分流安置富余人员。但这些资产能否量化的职工身上，还要看辅业经营得好不好。如果发展得好，职工可以受益，如果经营不好亏损了，那这些钱一分也到不了职工身上。权衡利弊，她最终下决心回到主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