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观察
王宏维
一个确凿的事实是，在当代中国大多数的家务劳动、包括生育、哺育下一代的劳动，主要还是由女性来承担的。根据2000年有关部门的统计，中国城乡家庭中的女性每天从事家务劳动为4.1小时，比男性每天从事家务劳动多2.7小时。香港政府统计署2000年公布的情况是，香港有近78.6万家庭主妇，她们每周的家务劳动时间为57小时，其中不少人同时还负担着社会职业。这些统计印证了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发表的《内罗毕前瞻性战略》(也称《内罗毕宣言》)所指出的，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妇女，一天都干两个工作日。然而就是这样，在世界范围内，女性每年所获得的劳动报酬仅占劳动报酬总量的1／10。
原因在于，大部分由家庭成员，主要由女性承担的家务劳动是无报酬的，更不可能计入某个国家或地区的GDP而成为一种社会生产价值。所以，谁从事家务劳动越多，就意味着谁“白干”得越多——这不仅是为家庭、也是在为整个社会“白干”。从嗷嗷待哺的婴儿成长为一个精壮的体力或脑力劳动者、以及使这个劳动者能够身心健康地从事各种社会生产活动——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由家庭成员、主要是女性的家务劳动提供的“养育价值”，或者说社会职业劳动创造的“生产价值”即由GDP统计的价值，必定是以家务劳动的“养育价值”为基础的，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但遗憾的是，依据现行的经济制度，这一基础性的重要价值根本就不被统计、似乎也无法统计。依照GDP来衡量、说明社会的经济发展，实质上也就等于否定了“养育价值”，即判定了家务劳动的无价值。对于主要承担这部分劳动、不仅未获报酬、也不被社会劳动承认的女性，显然是极不公正、极不合理的。这不仅否认了女性对社会的价值与贡献，还使她们长期遭受“剥削”——如果那些家务以雇佣方式转变为社会化的家政劳动，不仅必定要付报酬，也将会计入GDP。一个常见的典型例子是，一位男士发现他雇佣的女佣贤慧可爱，决定娶其为妻。结果，他节约了原本要向女佣支付的工资。而女佣因转变为妻子后，虽然从事的仍然是与以前同样的家务劳动，却再也收不到薪酬，她的工作也不计入GDP了。
这些不合理、不公正的现象，不仅是女性主义对父权制下性别分工进行批判的一个重点，也已经为现代经济学研究所关注。199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在其《生活中的经济学》一书中，就主张在统计国内生产总值时，“应该把家务的贡献也算在里面”，并认为家庭成员通过劳动为家庭生活所提供的服务和物品也“应该是国家整体生产的重要部分”。这说明，现有经济制度以及相关的统计方式、评价方式，其实是存在很大漏洞的。即使并非有意要否认、贬低妇女和她们从事家务劳动的价值，但若不通过政府、特别是通过有关的公共政策进行及时有效的补偿，男女不平等的经济根基就无法清除，性别平等观念的推进也会障碍重重。而以为市场经济会自动实现劳动就业上的男女平等，则更是一种天真的幻想。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艾里斯·扬认为，情况正好与期望相反，因为“把妇女推向边缘，从而使她们起次要劳动者的作用是资本主义本质的和基本的特性。”
要解决主要由妇女从事的家务劳动无报酬、无价值的问题，关键还在政府，即唯有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贯彻，来弥补被GDP无视、甚至湮灭了的“养育价值”，以体现和维护社会公正。女性主义研究根据对妇女的权益和发展关心程度不同，将不同国家在这方面的政策划分为三种情况：以妇女为中心的政策、具有妇女意识的政策、使妇女边缘化的政策。特别要提到的是第二种情况，它首先关注的是其他目的、而不是直接有关妇女平等权益的实现，如减少人口、降低出生率。但为达到这些目的又必定牵涉到妇女，如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延长与人口增长有反比例关系，即妇女受教育年限越长，人口出生率就会越低。如果从这样的目的出发来制定贯彻妇女受教育的政策，就只是“具有妇女意识”的公共政策，而不是“以妇女为中心”的公共政策。至于第三种“使妇女边缘化”的政策，是指那些与妇女权益无关的、或者根本就没有考虑是否将侵犯、有损妇女的利益与发展的政策。如日本的税收政策，将妻子本来就较低的收入计入丈夫工资一并计税，致使交税后妻子的收入所剩无几甚至还须倒贴。结果可想而知，妻子将呆在家中而放弃职业工作。为什么制定这样的税收政策？据说是为了孩子能够得到母亲全心全意的照料，也避免妇女为兼顾工作和家庭而过分辛苦。显然，这类公共政策看似有些道理，实际上却是有损妇女权益和发展的，它促成妻子成为无报酬的全职主妇，即成为家庭中的“被赡养者”，阻碍了男女平等的实现。女性主义政治学研究认为，为了实现和维护社会正义，维护妇女的权益不受侵犯，就应当以性别平等的观念检视现有的公共政策，尽可能制定更多的“以妇女为中心”的公共政策，至少也要使绝大部分公共政策“具有妇女意识”，减少和清除“使妇女边缘化”的政策。毫无疑问，公共政策中这三种情况的比重，将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男女平等实现程度的量化指标。同时，这也将是全面推进社会公正的必要措施与真实体现。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