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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7日，温州解放了。同年9月，我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跨进了中学的大门。那年，我12岁。之前，“永嘉县立中学”刚刚改名为“温州市立中学”。
当年的招生以考生成绩为标准，择优录取，那些上不了榜的，即使是教师子女是或他们的亲戚朋友，一概不开后门，不讲面子，做得光明磊落，大公无私。
热情耐心的唐氵是
那个时候，虽然学习条件非常简陋，但老师对我们的教导却从不马虎，而且那个时候学校的师资阵容非常强大。
享誉海内外的诗人唐氵是是我们的语文教员，当时他还没到而立之年，经常站在黑板报前看我们写的诗歌，脸上永远洋溢着宽厚的微笑。因为我们语文课学的是新文学作品，每当我在课堂听不懂的时候，常常下课后我就会向唐先生提一些问题，他总会很热情、很耐心地给我解答。1950年，唐先生上调文化部系统工作，临走前还把他的诗集《飞扬的歌》送给我。前几年，复旦大学编的《中国文学史教程》把唐氵是先生的长篇叙事诗《舵手周鹿的爱与死》全文收入，更加突出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大学问家的课都不好懂
而教我们初一历史的是大学问家戴家祥先生。他有一种老知识分子放浪形骸的派头。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他的学问非常博大精深，只是常常觉得他讲的课太深奥，比较难懂。没多久，他就离开了我们学校。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文汇报》上看到他的一篇文章，才知道他已经是华东师大的历史系教授了。
我们高中物理教师单守栋先生，他满头灰发，一袭蓝衫，每天我都看到他腋下夹着讲义，微昂着头去讲课。他是温州物理学界的翘楚。他当年的助手、实验室管理员陈立明先生，后来也成了蜚声温州教坛的物理特级教师。
耐不住寂寞的物理学家
我印象最深的要算另一位物理教师李达夫先生了。他早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是位有学问的物理学家。他教我们的时候已经年过花甲了。以他的家庭条件，应该在家颐养天年，但他面对解放后热火朝天的新生活，耐不住寂寞，不领工资，义务任教。李老先生身材高大，背微驼。他总是笑逐颜开，说话风趣、幽默。记得一次学校工会举办庆祝五一节联欢晚会时，李先生很感兴趣地参加了，还动手编写了一个短剧《冬烘先生教物理》，组织理化组全体教师参加排练，自己既当导演又当主角，其他教师也穿起长衫、马褂，戴上帽子。正式上台演出时，看到李老先生一本正经的样子，台上台下都捧腹大笑。好多同学对那次的印象特别深刻。
一次，他约我和物理课代表到他家。我是班上的语文课代表，但物理成绩并不好。李先生语重心长地和我谈学有专长和全面发展的问题，使我深受教益。当时，我已是毕业班的学生，他鼓励我继续升学，如果有困难可以住到他家，而且他还可以资助我。可是不久我就离开了温州，从此再没有见到李老先生，留下了终生遗憾。
长者风范的校长们
解放后，国家百废待兴，到处需要人才。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沈炼之为“市中”首任校长，他戴着金丝眼镜，穿着京蓝色长衫，身材魁梧，仪表非凡。沈校长还深居简出，低年级的学生很少有机会看到他。没多久，他就调任浙江师范学院（杭大前身）历史系教师、主任，后来又兼浙江省民盟主委。
汪远潍为我们那时的教导主任，他和语文教师汪远涵先生是两兄弟，他们都是温州著名的博学鸿儒。
第二任校长冯增荣先生是一位年轻的老革命。当时老师们异口同声地称赞他是一位才华横溢、平易近人的好干部。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是在人民大会堂听他作报告，他穿着一件半旧的青色中山装，乍看有点“土”，没有沈校长那么有绅士派头，但他一开口，就把我们给镇住了。在大约3个小时的报告中，他不用讲稿就出口成章，始终滔滔不绝。我们无不为之倾倒，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金式荣先生是我们第三任校长。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分子，吃尽了苦头。他在纱帽河铝制品厂劳动时，我和他见过几次面。在困境中，他始终带着一张蔼然的长者笑容。
正由于有一大批知名度很高的优秀教师和校长的辛勤耕耘和精心培育，几十年来温二中教学硕果累累。毕业生大多数升入高等学校深造，现已成为专家、博士的不计其数，其中有突出贡献的也有不少；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升学的学生，也在平凡的岗位上勤勤恳恳地工作，做出了出色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