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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洽：宣统二年（1910年）的厦门报纸已有商家制作状元饼的记载。因此，我判断厦门中秋博状元饼应当发明于光绪宣统年间，距今约100多年，而不是300多年。
龚洁：各位都遗漏了一个重要情节，那就是郑成功在顺治七年（1650年）的中秋节用计诱杀了厦门的最高军政长官郑联，逐走了郑彩，才取得厦门军权的。他怎么可能走这条覆辙的旧路，让将士在中秋节博饼取乐，松懈警备，涣散军心呢？
林沙：博饼，原是占卜。“博饼，博饼用爻子”，是厦门俗语。爻子，即骰子。“爻”字，《辞源》解释说：“卦爻也。易卦有六爻。”“博”与“卜”，谐音。即“卜饼，卜饼用爻子”，均为易经用词。节博饼取乐，
博饼原是占卜
——请教洪卜仁和龚洁先生
林沙
洪卜仁先生从清光绪年间诗人王步蟾诗：“冰轮三五又中秋，闺阁听香吉语求，月饼团圆新买得，拈骰夺取状元筹。”由此而证实厦门博状元与洪旭无关。未免牵强附会。彭一万先生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博状元饼始于郑成功义军。龚洁先生发表题为《不能乱点鸳鸯谱》文章支持洪卜仁观点，说彭一万武断。笔者认为，彭一万不武断，倒是重述了十多年前龚洁的观点（详见陈国强教授主编的《闽台岁时节日风俗》1992年10月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龚洁文章《中秋月饼的源起与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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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步蟾是清光绪年间人，离郑成功距金厦收复台湾300多年。他的诗句并未谈脑筋博饼起源，只谈到“吉语求”、“拈骰”之语，这都是占卦问吉凶之意。
“博饼，博饼用爻子”，是厦门俗语。（编者：原文如此）爻子，即骰子。“爻”字，《辞源》解释说：“卦爻也。易卦有六爻。”“博”与“卜”，谐音。即“卜饼，卜饼用爻子”，均为易经用词。因之说，中秋博饼文化内涵深厚，并非科举文化所能解释得了的。王步蟾的诗，只是有关月饼博饼传说之一“卜科举说”。
我国科举制度始于隋唐，盛于明清。明清时三年一次乡试，正好是八月，故有“秋围夺元”（古时考第一名：乡试叫“会元”；会试叫“解元”；殿试叫“状元”）。科举夺元，往往与月亮挂起钩来，故有“月中折桂”和“蟾宫折桂”之词。我国古代占卜之术盛行，因之引用到科举，读书人占卜自己是否能在乡试、会试、殿试中“夺元”。王诗“拈骰夺取状元筹”，这个“筹”该不是赌具“状元筹”的“筹”，而占卜夺取“状元”最高一筹。月亮、月饼、占卜、夺元，链接一条龙，演变到今天“博状元饼”。
博饼，原是占卜，后加“夺元”，以四点红为喜。爻子四点红，意为“四象”：少阳、少阴、太阳、太阳，都是《易经》中占卜语言。因之，我们探讨博饼文化内涵时，不能过拘泥于“状元筹”一说，就会影响深入探讨，丰富其内涵。
不要混淆“状元会饼”与“状元大饼”
——与彭一万先生再商榷
洪卜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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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先生提出“清代晏子匡《岁时丛话》的记述作为论证的依据，首先，这是第二手材料，何况作者是晏子匡或娄子匡？是清代人或当代人？尚有待查证。陈国强教授生前主编、1992年出版的《闽台岁时节日风俗》一书的190页第10行，在晏子匡《岁时丛话》之前没有“清代”两字。引用原作时，画蛇添足为学者之大忌，搞不好是要闹笑话的。而用第二手材料作为论证依据，也只能是徒劳的。
至于施缉亭、黄翰两位老先生生活的年代都晚。于清末王步蟾先生，他的文章和诗作反映的博饼正好证明厦门的中秋博饼民俗形成的时间很短，不过上百年的事。而1991年的《金门县志》和1995年、1996年彭先生访问台湾、金门人士的口述记录，既非厦门当地人，又都是近年还健在者，更不具备论证依据的条件。
有个问题倒是值得指出，彭先生引用台湾《同安会讯》的文章，将台湾流行博中秋饼说成是“历经日本统治之数十年”所造成的。其实不然。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台湾推行的“皇民化运动”，受到台湾同胞的坚决抵制，收效甚微。台湾同胞的先祖从祖家带去闽粤方言和风俗习惯，至今基本上都保留下来。按彭一万先生的说法，偏偏只有中秋博饼习俗没传下来？这种说法站得住脚吗？
彭先生在10月1日的文章里写道：“博状元饼习俗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接着，他引用林嘉书先生的《闽台风俗》一段话作为论证依据：“戏饼，也就是状元筹……实为古状元筹博戏娱乐之演变。”这种自我否定，不再执著“厦门博饼源于300多年前且与郑成功有关”的表白，是值得欢迎的。
“郑成功发明博饼”之说不合情理
龚洁
上世纪八十年代，厦门出现洪旭发明中秋博（会）饼一说以后，文史学者就不断提出质疑，他们查遍了与郑成功历史和活动有关的史志、文献和诗歌集，诸如：《先王实录》《海上见闻录定本》《闽海纪要》《台湾外记》《台湾府志》（三种）《泉州府志》《漳州府志》《鹭江志》《厦门志》《厦门市志》和《嘉禾名胜记》《鹭江名胜诗抄》《菽庄诗稿》《郑成功的传说》等，均找不到洪旭发明博饼的片言只语，更没有郑成功或其部下将士或家眷发明中秋博饼的任何记载，可以肯定地说，中秋博会饼与郑成功无关。
一种风俗的兴起，是离不开当时当地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的。清代史志、文献、诗歌中不见中秋博会饼的记载和唱咏，是符合厦门当年实际的。郑成功于清顺治七年（1650）到十七年（1660年）在厦门活动，可这10年他劳于训练军队，征筹军粮，准备北伐南京，恢复明统，搞得精疲力竭，十分困难。至于洪旭，他是郑氏政权户部的主管，筹粮的艰辛他最清楚，为保证十几万将士吃饱饭已属不易，哪有余粮去做大量的月饼！
另外，各位都遗漏了一个重要情节，那就是郑成功在顺治七年（1650年）的中秋节用计诱杀了厦门的最高军政长官郑联，逐走了郑彩，才取得厦门军权的。他怎么可能走这条覆辙的旧路，让将士在中秋节博饼取乐，松懈警备，涣散军心呢？
但是，以上这些史志、文献、诗歌中，却记叙了一种中秋博一个分有大红元字的大饼，这是赴考的士子们预卜会试能否夺元的游戏，流传甚广。这种博红元大饼就是彭一万先生列举的蒋毓英、高拱乾、钱琦、郑大枢记录下的中秋博饼。很显然，中秋博红元大饼与博状元会饼是不同的两码事，博红元大饼甚至可以追溯到隋唐科举起始，大约有1300多年历史了，而不是什么300年。而中秋博会饼源起科举衍生的状元筹，它先在文人雅士中流行，以传入民间，发展成赌博，在中国南北方都存在，有的地方还十分普遍。那么，厦门中秋博状元会饼与状元筹何时完成合流，形成厦门节俗的一个特色，最早不会超过清道光十九年即1839年，或许会更近一些。至于把它炒得沸沸扬扬，神乎其神，疯狂如火，乃是近几年的事！
中秋博状元饼
只有100多年历史
张宗洽
过去流传的“洪旭发明博饼说”其实是个别人在十几年前闭门杜撰出来的，并非厦门原来有些传说（解放前伍远资先生编的《郑成功的传说》就没有这个记载）。早在2000年，我遍查郑成功的原始资料及厦门地方志等书后，便发现“洪旭发明博饼说”有问题，曾在当年9月9日的《厦门晚报》上发表“中秋博饼是洪旭发明的吗？”，又经过许多同志的补充、论证，特别是刘海峰教授发现状元筹并加详细论述后，大家基本上已否定了博饼与郑成功有关，而肯定它和科举有关是从博状元筹演变而来的。但彭一万同志至今似乎还未能摆脱旧说，他所举的种种资料，其实只能说明台湾在康乾年间有过博一个大饼的游戏，而不能证明郑成功时已博过状元饼。
研究历史要有时间观念，郑成功活动于顺治年间，比康乾早一点。如果说郑成功时已有博状元饼的风俗，那么请问：它传到台湾后，为何反而退化为只博一个大饼？事物总是由简单变为复杂，从初级变为高级。从无倒退之理。他所举的清诗资料，条条都写明是文士们在秋闱考试前玩这个游戏以预示改运如何，没有一条能证明是武士们玩这游戏以预示能否当上将军。郑成功的将士想的是血战海疆，反清复明，而不是中进士、夺状元。把从博状元筹演变来的博饼硬和郑成功挂上钩，毫无史实根据，只能把历史搞乱。
我过去已指出道光《厦门志》未载及中秋博饼之事，这证明博饼必发明于道光之后。现在洪卜仁同志又找到光绪举人王步蟾的“鹭江竹枝词”，这样就把博饼发明的可能时间压缩到光绪宣统年间。王氏之书成于光绪27年（1879年），诗中还在说：厦门中秋时只有吃月饼、赠月饼，而无博状元饼，（间或有人博状元筹，那是赌钱，不是博饼），而宣统二年（1910年）的厦门报纸已有商家制作状元饼的记载。因此，我判断厦门中秋博状元饼应当发明于光绪宣统年间，距今约100多年，而不是300多年。
借郑成功的名气来宣传博饼并不可取。现在有商家在月饼盒中加上一把“郑成功的剑”。（搞了几十年郑成功研究，至今还未看见郑成功的剑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无非是借重英雄的名气，抬高饼价，牟取暴利。此风不可长，否则流弊必多。博饼作为一个有趣的民族风俗，自有其文化内涵。我们应拨正航向，深入发掘。只有阐发中秋追求团圆和美的文化核心，才能让厦门的博饼风俗逐步推广，走向全国。
解放前夕厦门报纸有关博饼的记载
原载1948年9月15日《立人日报》有一则标题为“道旁赌月饼 九人被拘”的消息如下：
秋节在即，月饼挑贩赌风日甚盛，思明分局前晚特派警察出发，沿街取缔。在思南、中山、大同、鹭江等街道拘捕涉赌卖饼之挑贩孙永盛等九名，带局办理。
(厦门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