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国务院新闻办前天首次公布国务院有关部委的75位新闻发言人联系电话，昨天下午3时到4时，记者拨打了其中部分电话，均未能直接找到新闻发言人。但通过接听电话人员联系，两部委新闻发言人接受记者采访。
两部委新闻发言人接受专访
记者所拨14个部委电话中，除4个部委无人接听外，其他电话均由新闻发言人助手或者其下属部委办事人员接听。不过，通过下属部委的联络，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和教育部新闻发言王旭明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并表示对国新办的做法提出肯定，另有两个部委的新闻发言人助手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部分部委要求核实记者身份
昨天下午3点多，记者根据国新办公布的联系电话拨通了部分部委，水利部、司法部、教育部、财政部、审计署、国务院国资委等部门要求记者发正式采访的传真，其中一些部门还要求传真记者证复印件，核实身份。
另外，审计署办公厅的工作人员拒绝了采访，他们认为和部委信息即审计工作无关的内容，可以不接受采访。
司法部新闻办有关人士在接到记者的电话时称，对外公布的并非发言人本人电话，而是新闻办事机构的电话。他表示，由于临近年底，部委工作比较忙，难以确定新闻发言人何时能接受记者的采访。
不公布手机号码也能保持信息畅通
文化部和水利部的新闻发言人助手均在电话中向本报记者表示，即使不能直接联系上新闻发言人，发言人所在的宣传信息部门也将保持信息畅通。
文化部宣传信息处的陈姓工作人员在电话中告诉记者：文化部的新闻发言人目前在内蒙古挂职训练。她说，现在由宣传信息处的其他工作人员承担与媒体沟通的工作。“如果有需要披露的部门信息，我们可以联系上他。”这位工作人员说。另外，文化部也有针对突发事件的应急机构，机构中也有专人与各大媒体的记者保持联络。水利部宣传信息处的李姓工作人员则认为：只要保证信息畅通，并不需要公布新闻发言人的手机。“如果出现汛情等突发事件，水利部有值班电话，保证信息的及时传达。”
专访发言人 两三年没说“无可奉告”了
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称公布电话号码后感到更多的责任
两部委新闻发言人接受专访
记者所拨14个部委电话中，除4个部委无人接听外，其他电话均由新闻发言人助手或者其下属部委办事人员接听。不过，通过下属部委的联络，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和教育部新闻发言王旭明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并表示对国新办的做法提出肯定，另有两个部委的新闻发言人助手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部分部委要求核实记者身份
昨天下午3点多，记者根据国新办公布的联系电话拨通了部分部委，水利部、司法部、教育部、财政部、审计署、国务院国资委等部门要求记者发正式采访的传真，其中一些部门还要求传真记者证复印件，核实身份。
另外，审计署办公厅的工作人员拒绝了采访，他们认为和部委信息即审计工作无关的内容，可以不接受采访。
司法部新闻办有关人士在接到记者的电话时称，对外公布的并非发言人本人电话，而是新闻办事机构的电话。他表示，由于临近年底，部委工作比较忙，难以确定新闻发言人何时能接受记者的采访。
不公布手机号码也能保持信息畅通
文化部和水利部的新闻发言人助手均在电话中向本报记者表示，即使不能直接联系上新闻发言人，发言人所在的宣传信息部门也将保持信息畅通。
文化部宣传信息处的陈姓工作人员在电话中告诉记者：文化部的新闻发言人目前在内蒙古挂职训练。她说，现在由宣传信息处的其他工作人员承担与媒体沟通的工作。“如果有需要披露的部门信息，我们可以联系上他。”这位工作人员说。另外，文化部也有针对突发事件的应急机构，机构中也有专人与各大媒体的记者保持联络。水利部宣传信息处的李姓工作人员则认为：只要保证信息畅通，并不需要公布新闻发言人的手机。“如果出现汛情等突发事件，水利部有值班电话，保证信息的及时传达。”
专访发言人 两三年没说“无可奉告”了
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称公布电话号码后感到更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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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公布手机号码是有必要的，但不一定是发言人本人的手机号码，公布助手的手机号码，也能起到沟通作用。
新京报：昨天国新办将发言人办公室的电话公布之后，你有没有感到压力更大了？
刘建超：我们并不觉得会有什么压力，而是感到更多的责任。作为外交部的新闻发言部门，我们一方面需要向国际社会提供中国外交的政策、立场和主张；另一方面，还需要向国内公众介绍我国的外交政策、立场和主张。
新京报：我们今天拨打昨天国新办公布的电话是由发言人办公室接听的，而不是您本人，那么你们部门发言人接受媒体采访的程序是什么样的？
刘建超：我们登出的电话是发言人办公室的一个处室的电话，不过，这也是我们发言人的电话。虽然由助手来接听电话，但是可以直接找到发言人本人。媒体提出的所有问题，都要通过发言人来发布。
一般来说，媒体提出采访要求之后，我们会对问题进行研究，除非需要进一步了解情况，我们一般都会很快就作出答复。
新京报：作为发言人，你会用“无可奉告”回答媒体的提问吗？
刘建超：“无可奉告”这个词不是不能用，在特殊的情况下也可以用，但是要尽量少用或者不用。
因为，作为发言人，有责任向公众和媒体提供信息，要尽可能地向媒体提供信息。据我的了解，在我们外交部，至少有两三年没有用过这个词了。
新京报：许多媒体的记者希望，在下班之后，也能找到新闻发言人，因此他们建议能否公布发言人的手机，您认为有没有必要？
刘建超：我觉得公布手机号码是有必要的，但不一定是发言人本人的手机号码，公布助手的手机号码，也能起到沟通作用，如果需要，助手还可以直接找到我们本人。
我们新闻司在去年就公布了一部手机号码13910869861.我觉得，目前我们外交部的这种方式完全能够满足媒体采访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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