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涛
“囻”之一字，从前不认识，甚至从来未见过。《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里都没有，收词4万多个的《康熙字典》里也找不到。我第一次见到此字，是在冯尔康先生2000年发表的题为《20世纪中国社会各界的家族观》的长文中。冯先生看过大量的族谱资料，他告诉人们，传统人家的堂屋里，神龛牌位常书写“天地君亲师”五字，但进入民国以后，一些家庭却把它改为“天地国亲师”，“君”改成“国”，表示不要皇帝，而崇奉民国。他还指出：“还有将‘君’字改作‘囻’字的，不知何义，可能是说以民立国吧。”这个“不知何义”的“囻”字，从此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不过当时，我暗自猜度，这个“囻”字大概是某个家族的主人或家谱族谱的编写者忽发奇想、灵机一动而偶然创造的杰作，碰巧被冯先生见到也说不定的。
但一年之后，我否定了这一猜测。因为从民国初年的报刊中，我也看到了“囻”字的公开使用，并且意思相当明确，使用十分自觉。我所见到的是中国社会党的专刊《社会世界》。它创刊于1912年4月15日，即中华民国刚刚诞生几个月之后。在该刊的创刊号中，“囻”字随处可见，确然就是“國”字之意。很明显，这是编辑有意把“國”字改成“囻”字，如“中華民國”、“春秋戰國”就都写作“中華民囻”、“春秋戰囻”。其他带有“囻”字的词组，还有“囻家”、“囻界”、“英囻”、“本囻”、“愛囻”、“囻艰”等。一下见到那么多陌生而刺激的“囻”字，实不能不引起我对于当时国人心目中“民国”的意义和份量的无限遐思。至于这“囻”字，曾经激起过多少国人对于新生国家的向往和希冀，如今也只能去诉诸历史的想像了。
民初“囻”字的此种使用，大约是针对“國”字的俗写“囯”字而来。它首先与中文构造的那种会意特征有着直接的关系。“國”字本是会意字。《说文解字》解“國”曰：“邦也，从口从或”；解“或”字也说其为“邦”之义，从口从戈，以守邦土。然而会意字一旦产生，在流通和历史演变的过程中，部分字形符号由于出现新的意义或新的写法，又有可能使人在识读时产生新的“会意”，甚至有人还会因此作出人为的改动。“國”字的古体之一“圀”字的诞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据《正字通》记载，唐武则天掌国时，“有言國中或者惑也，请以武镇之”，建议将“國”中的“或”字改为“武”字的；但不久又有人进言：“武在口中，与困何异”，认为将“武”困在“口”内并不吉利。于是武则天最终还是选择了把“或”改成“八方”，造出一个新字——“圀”，以表明其合法掌有四海的尊崇地位。不过，此字昭示天下之后，却未能流通开来，只是徒增了一个武曌故事而已。
“國”字的“正字”地位虽不曾动摇，其“俗写”之字却不一而足。其中，“囯”字就是各种俗写中影响较大的一个。“囯”字的产生可能与“國”的草书有关。其在宋代以后已较为流行，笔画较少和写作方便应是原因之一。如今的简化字“国”的由来，恐与此亦不无关联。北宋以后，专制王权不断发展，至明清时达到顶峰。在这种政治体制之下，“朕即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从这个意义上说，“囯”字倒是很好地反映了中国传统国家的性质，因而在专制王朝时代，它也就不言而喻地获得了某种政治上的合法性。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封建帝制被推翻时“囻”字被有想象力的人们加以使用的原因：“民”与“王”相对，成为国家的主人，国由“君”、“王”、“皇”的私产变成民有、民治、民享的公产，也即“國”由“囯”变成“囻”。这种会意的转换，实在是很自然的。
必须指出的是，“囻”字虽在民国初年一度被人较多使用，但并非当时中国人新创。至少在辽代以前，该字就已经产生，而且本身就是“國”的俗写字。只不过此字长期未见流通，少有人识罢了。辽人释行均在《龙龛手鉴》里，列有“國”字的五个俗写，其中就包括有囻、圀、囯三字。但“囻”字究竟缘何而来，其造字之初有何意图，如今已是难得而知。从字形上大胆“会意”一下，或许有两种可能，一是指邦国拥有“广土众民”之义；二是《书经》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之旨。但无论是哪一种理解，归根结底都逃不出“为君王谋”的实质。这种儒家的民本思想，与近代民主观念有着根本不同是众所周知的。当然，它们之间也存在某种相通之处。国粹派代表人物刘师培编《中国民约精义》，陈天华等大赞孟子“民贵君轻”观念，在清末时对于国人接纳和传播西方民主思想产生了积极影响，就是证明。从这一点来看，如果上述对“囻”的传统内涵理解成立，那么该字也未尝不可说是儒家的“小传统”与近代政治良性互动的一个有意义的历史符号。
民国初年，在自觉使用“囻”字的人士看来，帝王虽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社会上认为国“固然不可无民，更不可一日无君”者，仍大有人在。如深受西学教育的辜鸿铭就强调，当时社会大乱，“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君主。比如说法律吧，你要说‘法律’（说的时候小声），没有人害怕；你要讲‘王法’（大声，一拍桌子），大家都害怕了，少了那个‘王’字就不行。”袁世凯妄图复辟帝制的社会土壤，由此可见一斑。而“民国”的观念和制度，也正因此而显得更加可贵了。今天的史书在谈到民国初年的历史时，常常爱说“中华民国实沦为了一块有名无实的招牌”之类的话。实则，即便是纯粹沦落为“一块招牌”，它所起到的重要历史作用，也不容忽视。对于这一“招牌”的作用和功能，迄今为止，史学界还远未给予足够的认知和揭示。
也许是民国以后，特别是文革时期太多的灾难和罪恶都是在“人民”和“群众”的名义下进行的缘故，如今的人们对于“民国”、“民权”等近代新生的政治概念的历史价值，不免太过看轻。诚然，在缺乏民主传统和现代经济基础的国度里，“人民”、“民权”等概念的流行和“霸权”所向，确有可能导致走向其理想的反面。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但这些概念所带来的良性历史变化，所导致的进步追求和实践，一言以蔽之，所参与造成的复杂历史进程，又岂能一笔加以抹杀。这或许就是今人如我者，见到民初国人使用“囻”字之时，浮想联翩，并愿意提请人们对这些概念“正面思之”的原因之一。
“囻”之一字，民初虽有人一度有意识地加以使用，但最终并“未能流通开来”。这可能主要是语言文字自身的问题。既有“民国”，何需“囻”字？两相重叠，实属自扰。况且这里还有一个“國”字早已为人们所长期习惯性使用？实际上，在笔者所见到的《社会世界》创刊号上，内封上题写“中华民囻”，而外封上却依然保留了“中华民國”的字样，其文中更是“囻”字和“國”字交相并用，仿佛是“國”字改不胜改，到最后，竟连编辑自身也只好泄气作罢，堕入不得不听任“國”字自存的窘境。在这样的情况下，又怎能企望“囻”字在当时能够传播开来呢？语言文字自有其自身演化的规律，它一旦产生，便不能完全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