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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肠炎”到肠癌
张春鸣的病是从去年12月开始的。曾陪他看病的同学回忆说，张春鸣当时因腹泻到校医院看病，诊断是胃病。今年2月开学后，张春鸣又开始连续腹泻、胀痛，有时在半夜去校医院看急诊，当时的诊断结果成了肠炎。3月1日，张春鸣又去校医院就诊。当日门诊手册上只有两句记录：做肠镜；查肝功。当时医生提出做肠镜，但是校医院没有洗肠液，医生建议他们去学校的定点医院———北医三院买洗肠液。张春鸣提出，与其买洗肠液不如直接转三院做肠镜，但未得到医生的同意，肠镜这一项最终没做。按同学的回忆，3月14日，张春鸣再也无法忍受病痛，自费花500多元到北医三院就诊，最后的诊断结果为直肠癌晚期。4月13日，张春鸣做了第一次手术。张春鸣的手术医生、北医三院普外科姚宏伟医生告诉记者：病人转院过来时，已经晚了，打开（腹腔）之后发现里面已经完全扩散了。从肿瘤的一般病程上来讲，已经是很晚期了。据医学资料显示：肠癌如果发现得早，手术后还是有存活希望的。
熊定中案和一次问卷调查
今年6月9日，清华大学法学院2000级本科生熊定中起诉校医院，称医院将慢性阑尾炎误诊为急性阑尾炎并进行开刀手术，发现后又转到北医三院进行第2次手术，他为此要求校医院道歉并赔偿1万元。学生们对校医院的反映和质疑已非一日，早在2001年11月，该校一学生社团就做过一个问卷调查，题为“同学眼中的校医院”。当年11月9日，共发放了500份调查问卷，10日在水木清华BBS上公布调查结果，在去过校医院的276人中，对校医院的总体满意度情况为：很满意者4人，占1.45％；觉得还可以的有108人，占39.13％；不太满意的有117人，占42.39％；极不满意的有43人，占15.58％。对校医院医务人员医术水平的评价为：认为很高的，有3人，占1.09％；觉得还可以的有113人，占40.94％；认为不太好的有112人，占40.58％；觉得很差的有31人，占11.23％．
限制转院的背后
张春鸣的同学认为，校医院控制转院背后会有费用因素的考虑，“转院后大医院的诊断费用肯定要比在校医院高，学校医保出的钱就多。”对限制转院的猜测，清华大学校医院负责人回复称，校医院没有说必须符合哪些条件才可以转院。辅助检查不好做的，或者说某些手术做不了的，校医院都会负责转院。另外就是一般来说，医生会先给你用药，然后根据效果再考虑是否转院。如果效果不错就不转；如果效果不行，或者病人一再要求转院的话，校医院也会负责转院。
公费医疗之惑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孙东东说，由于公费医疗费用等原因，目前在高校医院中，医疗水平不高，开便宜药、限制转院、控制费用等问题，早已经不是个别现象，当然也不是清华大学校医院一家的问题。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有关人员解释说，北京市大学生所享受的公费医疗由两部分组成：政府承担80％，是直接划拨给学校的，剩下的20％，由学校和学生负担，学校视自身经济情况决定全额报销或部分报销。北京大学校医院公疗办和报销处的有关人员表示，学校在公费医疗费用方面的付出是非常大的，每年在这方面都要贴几百万元，原则上小病是要在校医院看的。
学生办保险应该是个方向
在医疗费用的压力中，除了学校、医院本身需要承担外，学生本身的压力也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重症患者。
北大法学院教授孙东东认为，高校医院的医疗体制改革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很难一揽子来个根本解决，国家将其纳入社区医疗体系的设想也在推进之中，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学生参保是个很好的探索，可以通过保险，把医疗风险和费用压力消化掉。同时，高校医院也应加强会诊和联络机制，增加专科门诊，聘请专家兼职等，学生自己也要多注意自己的病情，而不是一味的依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