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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12月3日，对于邓朴方来说，都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一年一度的国际残疾人日总是让他和他所领导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备受关注。作为我国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这个名字已经和中国的残疾人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记者：你这个名字很有来历，我们想跟您自己证实一下，是刘伯承取的吗？
邓朴方：是的。那时在重庆要上学，该取个学名了，刘邓两家住在一起，孩子都在一起玩，父亲就请他来取。
记者：你父亲自己可以取啊。
邓朴方：刘帅的学问多好啊。因为我小名叫胖胖，“p”是我那个“胖”字的元音，“ang”是“胖”字的辅音，所以刘帅就用元音取了个“朴”字，用辅音取了个“方”字，他亲自查字典找的，“朴方”两个字就是朴素、方正，这对我影响很大。
记者：这个名字对你有什么影响？
邓朴方：朴素方正，我这一辈子好像都这么做过来了。是不是刘帅有点儿神啊，不知是这个名字对我的影响，还是他看待我这个人取的这个名字，不得而知。
邓朴方出生在战争年代，幼小的他随着父亲转战迁徙，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举家迁往北京。正像刘伯承元帅所给他取的名字一样，虽然父亲是国家领导人，邓朴方仍然像普通人家的孩子一样过着朴素的生活。
邓朴方：我上八一小学的时候，学生中间有一种不好的风气，比爸爸，谁的爸爸是团长，谁的爸爸是司令，谁的爸爸是将军。问我爸爸是什么，我不知道，什么都不是，就觉得好像我们比别人低一等似的。
记者：是不是你爸爸妈妈有交代，不要到外边说这些？
邓朴方：没有，他没有讲过自己是什么官，妈妈也不给我讲父亲是什么职位，我们也从来没问过。直到五年级，11岁了，才有人悄悄告诉我，你爸爸是财政部长，我说是吗？那时我父亲兼过一段财政部长。我记得上中学的时候，骑自行车，自行车坏了，口袋里一分钱都没有，我就找班主任去借钱，买公共汽车票。后来这个班主任跟我说，怎么总书记的儿子口袋里一分钱都没有？那时候穿的裤子都是带补丁的，穿新裤子不知道腿该往哪儿放。
记者：你上中学以后好长一段时间，你们同学，包括老师都不知道你是邓小平的儿子？
邓朴方：是这样。我在十三中上学，在那儿呆了6年，都到高二了，我们班的团干部说团活动是不是要请我父亲题个词什么的，团委书记就让另一个团委委员去找我说去，因为我父亲是总书记。那个同学说，啊，他是总书记的儿子。我们同学五六年了，他还不知道我的父亲是总书记。那时候不觉得这是个事，你和别人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优越的地方。
记者：你父亲在你们上学的时候会提特别的要求吗？你们是这样的家庭，出去不要说？
邓朴方：父亲倒没提，母亲倒是说，不希望我们来说这些东西。我们也没觉得非要说自己父亲是什么人，我们填表的时候也都故意回避一下。
记者：为什么这么做呢？
邓朴方：我不知道老人家怎么想的，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可能他们是希望我们在一个正常的环境中生活。我觉得这一点也受益匪浅，我从小到大都是和一帮平民子弟在一起，一块玩儿，一块学习，没有隔阂，多好啊。
记者：但是那个时候也想象不到会有以后的这些曲折？
邓朴方：那当然了，那个时候是理想的社会，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我考大学的时候，考的是技术物理系，核物理专业，想的就是毕业以后到深山老林里去工作。
然而，邓朴方的革命理想并没有按照他的想法实现，1966年，也就是邓朴方上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很快，父亲邓小平成为斗争核心，邓朴方以及姐姐邓林和妹妹邓楠都在各自的学校受到了批判和管制，造反派试图从他们身上拿到父亲邓小平的罪证。
由于邓朴方是邓小平的长子，所以造反派就把工作重点放在了邓朴方身上，并对他进行残酷的迫害，把他打成了反革命，取消了其预备党员资格。1968年8月，不堪忍受虐待和凌辱的邓朴方选择了跳楼自杀。对那段梦魇般的往事，邓朴方一直不愿回忆，这次采访，是邓朴方首次面对媒体披露当时的情景。
记者：最后是一种什么样的压力让你很难忍受？
邓朴方：大概是经过长时间的审问，我感觉到，自己是一个不愿意说假话，真话也不能说的人。希望自己是有人格的，如果是作为反革命，将来是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我本人是很好强的，说老实话，我自己也很革命，当你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很强烈的革命者，却被当做反革命，我很难忍受。所以当听到他们开始称呼我反革命的时候，我就想我到头了，该结束了。
记者：你开始采取这个极端的行动的时候，肯定是抱着一个必死的信念。
邓朴方：对，是的。我那时候觉得自己已经想清楚了，已经到头了，无论是你的革命生涯还是你的反革命生涯都到头了，路已经绝了。现在想起来当时还是年轻，不是很有弹性。
记者：受伤以后被送到哪儿？邓朴方：开始被送到北医三院，住了一段时间，没有做手术，后来就送到北京大学校医院。
记者：为什么没有手术呢？
邓朴方：当时像我们这样的反革命，当然是不可能给你做手术的。
记者：间隔几天？
邓朴方：记不清了，那时昏昏迷迷的。
记者：自己有意识吗？
邓朴方：摔伤以后大概醒了一下，后来就又昏过去了，再醒过来就已经在医院里了。
记者：什么时候得到治疗的？
邓朴方：基本上就是躺着，没有做治疗。
记者：就干躺着？
邓朴方：对。
记者：最后苏醒过来以后，是什么时候才感觉到我要活下去呢？
邓朴方：没有。苏醒过来以后我心如死灰，生和死已经无所谓了，哀大莫过于心死，真是一种心死都不会感到痛苦的状态。
因为得不到及时治疗，邓朴方胸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觉，造成了无可挽回的高位截瘫。受伤半年之后，造反派彻底放弃了对他的治疗，把他送到了北京郊外的清河福利院。此时，邓小平夫妇已被下放到江西，对于邓朴方来说，这是最难熬的一段时光。
1971年6月，经过父亲邓小平的多次争取，中央最后同意把邓朴方送到江西。在江西的这段日子，他感受到了邓小平深深的父爱。
记者：这个时候跟父母有几年没见面了？
邓朴方：大概从1967年出来以后就没看到父亲了，到1970年，三四年吧！
记者：三四年没见面，分手的时候你是家里的长子，很健全的人，这个时候再见到你的时候是这样，父亲没有说什么？
邓朴方：没有说什么，他没说什么，我也没说什么，就是眼睛看我，无言相对。我不记得当时是流泪的，但是心里面的泪是在流，也许淌的是泪，也许淌的是血。
记者：在江西的时候，你是怎么度过的？
邓朴方：那个时候像我这样的，党籍也开除了，又没有职业，别人都分配工作了，有工资，我也没有工资，拿中办发的生活费，还有老爷子工资里扣除的生活费，等于是一个无业的人了。
记者：即使有工作，你的身体状况也不允许。
邓朴方：身体状况不允许。那时父亲母亲还想让我做点什么事，我也想找到什么事做做。我在301厂当修理工，修理收音机什么的。结果江西那些工人都穷，妈妈到处搜集，没找到，家家都没有收音机。后来想做个什么东西，就把家里的照相机拆了，拆了再装，装了再拆，把一个破的照相机给修好。家里书多，从家里走时就把书背出来了，一个礼拜能看这么一摞书吧，那时候看书看得比较多。
记者：谁照顾你呢？怎么照顾你呢？
邓朴方：妈妈多一些，奶奶帮忙，重一点活儿，比如说给我擦身子，就父亲来。
记者：但你父亲那个时候已经有69岁了。
邓朴方：是，也是高龄了，那时我母亲有严重的高血压病，奶奶年纪更大，父亲当时就是家里最壮的劳动力了。
记者：在你身上发生这种悲剧，你父母心里应该是非常难过的，你能看得出来父亲难过吗？
邓朴方：看不出来，难过是一定的，但他不会表现出来。
记者：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他没能照顾好自己的孩子。
邓朴方：但是他自己从来不说这些事，一直到“文革”以后他也从来不说这些事情。我觉得我这一生没有做过对不起任何人的事情，但是我惟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父亲和母亲。
记者：怎么讲呢？
邓朴方：因为我自己的行为造成了父母的痛苦，我觉得非常对不起他们，他们是精心培养我、教育我、爱护我，而我呢？却给他们这么大的痛苦。
记者：但是你的命运是跟他们的政治命运联系在一起的。
邓朴方：当然大家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我的弟弟妹妹不是也联系在一起了吗？但是我给我父亲造成的痛苦是最大的。
（待续，见明日第四版）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4年12月15日 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