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男人开涮”
人民网-江南时报
书名:泡一代的灰皮书
作者:老枪
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
定价:18.00元
推荐指数:
本书是以打了折扣的热爱态度描摹亦雅亦皮的时尚生活,以及生活中人们亦真亦梦,轻柔尖酸的冷幽默,随着激荡温情的暖流,弥漫着向你袭来。这是近年来难得的时尚杂文精品力作———南方王朔“老枪”奉上的新时期的雅痞读本,这里,我们为您选登几段,在使你神经松弛的同时,也博博你的会心一笑。
英雄:胡子沉重
男人该不该留胡子?这个问题与其说是技术问题,倒不如说是文化问题。纵观古今,胡子有一部盛衰荣辱的历史,直到几个世纪前,它还曾一度是刚健的男子气概以及高贵尊严的象征。穆罕默德就蓄了一把浓密的胡子,并喷上香水,穆斯林信徒总是以“先知的胡子的名义起誓”。古代东方奴隶制国家尼尼微的男人们留着卷曲的胡子,打上油,还常常有带香味的胶或树脂使其变硬定型。波斯人则将胡子编上金线。古埃及的贵族垄断了留胡子的权利,因为胡子象征着权力与威严,就连玛则特普敦特女王也戴了一副假胡须,并覆以金箔,饰以珠宝玉石,将胡须打扮得流光溢彩。
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欧洲人少有蓄须者。伏尔泰、牛顿、杰斐逊以及华盛顿都将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彼得大帝(1672-1725)把整个国家的胡子都刮掉了。他继位时,几乎所有的俄国男子都留胡子。彼得认为俄国人蓄须是一种落后的表现,在他结束盛大的欧洲之旅后,即颁布诏令,在全国各地推行剃须。彼得有时甚至亲自操刀,邀请贵族们赴宴,乘机抹上肥皂泡一剃了之。这一举措对当时整个俄国的震动是非常大的,大多数人无奈之下只得服从。当然对于极少部分“誓死不从”者,彼得大帝还是给政策的。在他们交税之后,即在脖子上挂一块略带羞辱之意的铜牌,上书:“已交税”。
在西欧,蓄须的习惯在19世纪中叶开始不知不觉地重新盛行起来,诸如狄更斯之类的作家都留着惹人注目的胡子,欧洲的浪漫主义作家以及美国内战时期南方的长官们时兴留山羊胡须,肖邦的半张脸几乎全是胡须。到了19世纪末,蓄须之风才日趋衰微。
那么,纵观一部人类蓄须史,胡须———这个男性的第二性征究竟向世间传递了什么信息呢?如果说猴子进化出光洁的脸部是为了更有效地表达面部表情,而人类更进一步进化出的胡须是不是使面部表情变得晦暗难懂呢?心理学家弗兰克·穆斯卡雷拉和迈克尔·康宁汉姆认为胡须标志着男性的攻击本能,因此有助于他取得交配优先权,从而成功地繁殖后代。丹麦语言学家克里斯托弗·利罗普在他的《吻及其历史》一书中认为,妇女喜欢和长着胡子的男人接吻,他引用了日德兰半岛妇女的说法———“和一个嘴里没有烟草味儿并且没长胡子的人接吻,就像吻在一面土做的墙上”来论证其书中的观点。这些都是和性有关的说法,如果换一种思路,将面孔的下半部长满胡须理解为让他人难以察觉自己真正表情的话,胡须确实有帮助人类隐瞒欺骗之嫌:蓄胡须的男人在与他人商谈中会占上风,留胡子的政客撒的谎更能让人相信;而在当下,于不尚蓄须的主流风尚之外满脸络腮,不是做秀就是懒惰,这样的脸蛋与沧桑无关,更与品位风马牛不相及。
不吃禁果
世上没有不吃腥的猫。
但有不吃禁果的人。
当然是些高层次的人,白领什么的。但千万别认为这是高尚之举。当精神上的外遇其乐趣远胜于肉体的外遇之时,这已然是对家庭生活的一种深层次背叛。
所以不吃禁果的艳遇是最具杀伤力的都市时尚游戏。不仅“欺人”,而且“自欺”。
故事的文本倒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比如一对曾经爱得死去活来的恋人,因某种原因分手并各自组成家庭,但这些家庭是徒有虚名的家庭,这对恋人不动声色地“再续前缘”,让“同床异梦”再次鲜活了两把;还比如一个办公室里的一对男女“脸对脸、心贴心”,但囿于环境他们没有表白。终于,机会来了。在一个天造地设的异乡之旅中,他们畅谈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夜晚;再比如一年轻漂亮、经常做着作家和诗人梦的少妇终于在一次笔会上结识了一位风流倜傥的诗人。他的激情、他的豪放激起了她创作上的灵感与冲动,他们谈但丁谈普希金谈艾略特谈舒婷谈北岛并最终谈到了情感。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艳遇故事又开始了新篇章。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世上不仅没有不吃腥的猫,同样也没有不吃腥的人。只不过这腥味比较特别抑或雅致罢了。
葡萄酒的诱惑
对男人来说,酒吧是个过滤器或伪装仪,它能让粗野的男人貌似优雅;对女人来说,酒吧则成了边缘情感的盛放地,并毫无疑问是艳遇的高发地带。
从女人的视野里望去,酒吧里的男人经常作着如下的经典表演:晃动着半杯葡萄酒,面带笑容地从一个吧台踱到另一个吧台。一般不轻易坐下,除非猎物确已上手。即使与未进入选择范围的女士交谈也绝对耐心诚恳。嘴角似笑非笑,嗓音略带磁性,眼睛顾盼有神——他在渴盼一场真正的艳遇。
女人们尽管对这样的表演心知肚明,但依旧很容易陷进去。酒吧里的女人不奢求天长地久,酒吧里的女人很感性。
这样的一场艳遇展开是不需要什么理由的。
打了折扣的爱
一个爱谁谁的时代?一个城府很深的时代?
事实上用什么概念来定义这个时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描述这个时代的情绪指数。
从小资到布波,从嬉皮到雅痞,从愤青到后愤青,从飘一代到泡一代,上个世纪60年代末生的人惟一的生存优势,就是能够目击或者亲历这一系列生活概念。太老的人没有足够的激情、心境去体验这一切;太年轻的人则没有足够的阅历———上个世纪60年代末出生的人生逢其时。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他首鼠两端,既不能做到热烈拥护,也不能做到坚决反对。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边缘人群,价值观的中心地带没有他们的位置。
因此建构与解构与这个世界有关的一切便成了他们既矛盾又统一的规定动作,除此之外供他们发挥的自由动作就不太多了。事实也正是如此,他们的热爱是打了折扣的,他们的反对似乎也言不由衷。更多的时候,这中间没有一个明确的界线。比如面对艳遇,他们既热爱又反对;面对锐舞,既热爱又反对;面对周星驰,既热爱又反对;面对AA制,既热爱又反对。他们的发言可能含蓄,他们的文本可能多义,不过这恰恰是他们的生活姿态,生活的全部意义。
在悲观主义者看来,这是人生无常;而在乐观主义者的眼里,却能看出人生变幻的种种可能性,为精彩人生留下一份念想。就像大家常说的那样———“性格决定命运”。时代或风尚的洪流尽管来势凶猛,但它毫无疑问遭到了个人性格的顽强阻击。我在突围,不过状态是失重的。我翻滚着前行,似乎是茫茫然不知所之。
作者简介:
老枪,1969年出生,时尚类杂志专栏写手。性喜迁徙,居无定所。真正的生活与时尚无关,对时尚多冷嘲热讽,刻意保持一定距离。不戴眼镜时像青年毛泽东,戴了眼镜像中年罗大佑。喜欢看一些有今天没明天的严肃杂志。伪球迷,中国队出线就不看《体坛周报》了。最担心的是自己的身体,老怀疑那么多绝症没准哪一个会缠上自己。
《江南时报》 (2004年12月01日 第二十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