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据该初步报告，此次翔安区文物普查共调查文物点190处，其中古建筑113处、古墓葬48处、古窑址5处、古遗址4处、古桥古塔5处、古寨古隘古道3处、古坝古井及水闸4处、石碑及摩崖石刻7处等。发现1清顺治年间厦门“海禁”唯一印证实物
在马巷镇沈井村祖庙中发现一块长38厘米、宽28厘米、厚13厘米的长方形石碑，外观没有任何雕饰，上刻“奉旨迁界”四字。普查专家认为，这块石碑是迄今为止厦门发现的唯一一件，能够印证清代顺治年间，厦门那段辛酸迁界史的实物。
厦门文物鉴定专家一致认为，这块“奉旨迁界”碑如能摆在厦门博物馆内，将是关于这段奉旨迁界史的最好“教科书”。 相关背景
清朝定都北京，开始统一全国，各地抗清势力渐次被消灭。据东南沿海岛屿为基地的郑成功顽强地与之展开旷日持久的“拉锯战”，沿海百姓深受其害。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郑成功、张煌言率领的舟师在南京城下遭到重大挫折，但长江两岸缙绅百姓群起响应，使清朝统治者不寒而栗。
此后郑成功丧失了漳州至广东一带粮食补给基地，困守金厦，但反而发挥了海上优势，挫败围攻的清军水师。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率师东渡，收复台湾，作为抗清基地。
清政府为断绝据守海岛的郑军给养、兵员补充渠道，顺治十八年（1661年）开始了“禁海迁界”，九月起各地雷厉风行把濒海居民驱赶进内地。迁界的范围包括沿海各省。
清廷发布的迁海令规定以距海三十里为界，所有沿海居民都迁徙内陆。数以百万计的沿海居民被迫背井离乡，流徙他乡，原来沿海一带经济较发达的不少卫、所城都遭受毁灭性破坏。郑成功义师主要据点在福建，对清政府威胁最大，因而迁界令执行得最严格的是福建及广东、浙江三省。发现2“跳童”有私心“五营串”惩罚
此次文物普查，在翔安区新圩镇庄垵村宗祠，发现了摆在供桌上的一件民间“跳童”跳神坛舞“五营舞”时用的道具。
由五个分插在五根金属棍上的不同颜色的小木人头和插这五根金属棍的一个木质底座组成的这件道具，闽南民间称其为“五营串”。
据庄垵村一老人家介绍，这件道具，五个木头人五种不同颜色，分别代表了水、木、金、火、土五行，它不是“跳童”们用来驱灾避邪的工具，而是用来惩罚有私心“跳童”的工具。相关背景
据了解，从远古到商周，古闽越人从对自然界各种现象的迷茫和对图腾的顶礼膜拜，到形成初步宗教信仰，后来又延继到了现代。
几千年来，厦门民间一些宗教活动中，就有一种人专门通过各种特定方式，为人们祈福求贵、驱灾避邪，民间俗称为“巫”，闽南人也称为“跳童”。
“跳童”被村民尊为人与神沟通的使者，认为他们在某些特定时候，可在神与人之间自由转换，有着平常人没有的权利。
为了避免这份权利搀杂私心，人们又想出一个制约办法。当宗族里有人发现这些“跳童”扮演使者时，表现出了私心，宗族的族长就可启用“五营串”来惩罚胡乱传达神意的“跳童”。发现3厦门唯一五代至宋代成规模文化堆积层
11月13日下午，翔安文物普查活动顾问、同安文史专家洪文章，发现一块近15厘米长、约7厘米宽、2厘米厚的棕色长方形石头，有清晰打击痕迹。厦门文物鉴定组鉴定后一致认为，这块石头是3000年前商周时期石斧，是当时人类打磨的作业工具。
普查小组随后发现了一整片延伸近几万平方米，明显的文化堆积层，其中包含有房屋和水井，专家从中采集到从五代至宋代遗留下来的一些瓦当、红砖和瓷片。厦门文物鉴定组专家初步认定为五代至宋代的人类生活居住遗址。
厦门文物鉴定组专家称，据相关史料记载，厦门有人类居住的历史可追溯到商周时期，但此前还没有发现成规模的文化堆积层，11月13日在翔安发现的这一不同时期人类生活遗址填补了这一空白。普查中采集到的商周时期石斧，有力地证明了此处是早期人类活动地，对厦门地区的考古学研究有重要意义；初步认定为五代至宋代的生活居住遗址（含房屋、水井），也表明该地点是一处先民早期聚居地，对进一步认识厦门地区的开发历史具有重要作用。相关背景
考古学上的“堆积”，和现代汉语里的词义不一样，指的是埋藏于地下的历史遗迹。堆积是人的活动形成的，有受人力影响而留下的堆积，也有受自然力影响而留下的堆积。前者就叫文化层堆积。人类在其自身生存和繁衍的过程中，不断毁坏着旧有的堆积层，也不断留下新的堆积层。
在早期堆积形成时，晚期遗物还没出现，因而不存在埋入早期堆积的可能。晚期堆积在形成时会扰动破坏早期堆积，会把早期遗物翻到晚期堆积中，有些物品是早期制造的，流传到晚期才埋入晚期堆积，所以晚期堆积可以出早期遗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