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0月18日晚，湖南省交通厅党组成员、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局长杨志达在长沙被“双规”。据透露，18日当天，中纪委办案人员对包括杨志达夫妇在内的至少6名湖南交通系统官员实施“双规”审查。而杨志达被“双规”，主要跟工程问题有关，其导火线则是王道生特大受贿案。
中纪委“空降”长沙暗查
按照惯例，杨志达属副厅级，类似案件本应由省级纪检部门负责审查，但实际上对杨志达等人实行“双规”的却是中纪委。“肯定是出了大事，因为在没有掌握到一定证据的情况下，中纪委是不会轻易出手的。”据湖南省高管局一位官员介绍，10月18日，中纪委数名办案人员“空降”长沙，随即兵分两路出击。其中一路留在长沙，将当天傍晚正在湘江边上散步的杨志达夫妇带走。杨志达的家中电话、办公电话、手机随后被全部关闭，其家庭成员及秘书也相继中断与外界联系。
中纪委专案组另一路直取株洲。此间，高管局一位处长正在株洲开会，会议中途“上厕所时再没有回来”，后证实此处长被中纪委办案人员带走。湖南省纪委一位官员表示，此案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牵涉到的党员干部较多，其经济问题数额也越来越巨大；另一个特点是，案件之间环环相扣。“这次杨志达事发，就是中纪委根据之前王道生案顺藤摸瓜的结果。”他说。 仕途平坦却曾“旧病缠身”
资料显示，1978年起杨志达即担任湖南省路桥建设总公司技术员，自此又先后担任分公司经理、公司副总经理，1995年8月任湖南省公路局局长，1996年4月任湘耒高速公路公司总经理，2001年1月至被“双规”前，任湖南省交通厅党组成员、省高管局局长、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总经理。
据了解，湖南省高管局几乎每一间办公室，都挂着一张湖南高速公路发展规划图。一位官员评价，杨志达担任省高管局局长以来，是湖南高速公路飞速发展的高峰期。今年2月召开的年度工作会议上，杨志达在专题报告中指出，湖南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218公里，升至全国第九。按杨志达在会上透露的规划，湖南将基本形成以省会长沙为中心，连通其余13个市（自治州），辐射东、南、西、北的“一纵四横”高速公路运输主骨架网，为此平均每年将有105亿元的投入。
不过，在交通系统内部，一些职工对杨志达的升迁路径颇有微词。一个细节是，仅仅只有大专文化的杨志达已是高级工程师，而学术也并非杨之专长，一些论文或课题均与数人合写而成。不过，这丝毫未影响杨志达仕途平步青云，有人戏称其“年轻有为”以至于“破格提拔”。
关于杨志达的问题，其实早在2000年发生的马其伟案中已暴露无遗。湖南省检察院一位检察官证实，马其伟曾为杨志达的仕途提供帮助，而作为回报，杨志达在招投标、分包工程等方面，为其妹马淇英、女婿及儿子敛财创造条件。
据《检察日报》的消息，1997年，湖南省湘耒高速公路工程动工。杭州西兴农水物资供应站的徐从芝主动找到了马淇英，希望请其兄帮忙在湘耒工程中推销钢材，并许诺按每吨30元给好处费。在马淇英、马其伟的运作下，1997年10月至1999年1月间，徐从芝共向湘耒高速公路推销钢材6000余吨，并按时收回了货款。马其伟和马淇英因此获得好处费18万元，其中马其伟得6万元，马淇英得12万元。
目前尚无证据显示杨志达从中直接获取经济利益，但一个事实是，自1995年已升为湖南省公路局局长的杨志达，1996年4月起即出任湘耒高速公路公司总经理。 案涉王道生受贿案
马其伟案发后，杨志达不仅未受牵连，反而节节上升。权威人士解释，此间杨获得湖南省政府原副秘书长王道生以及更高层的扶持。这位人士同时透露，杨志达此次案发，与怀新、永连等高速公路相关工程项目有关。
2003年12月底，衡枣（衡阳枣木铺）、永连（永州至广东连州）通车，而怀新（怀化新晃）高速动工。这被湖南省交通系统视为当时“三喜临门”之大事。但在2003年12月26日，也就是永连高速举行通车仪式当天，王道生接受纪检部门传讯时，主动交待了其在此公路招投标中相关的腐败问题。
王道生曾任原怀化地区行署副专员、永州市市长等职，在永州、怀化两地有广泛的人脉资源。而王道生身兼全省公路重点工程分管领导、省高速公路招标领导小组成员等重要职位，与关系甚密的杨志达一起，持有工程各个环节相当大的话语权。在今年2月的会议上，湖南高管局纪检负责人在报告中指出，该局2003年共收到群众举报85封，上访98起，从上访、信访核查反映的情况看，主要涉及到工程招投标、组织人事、红包礼金等问题。据《新京报》
窝案串案成反腐新课题
近日，湖北省襄樊市原副市长赵振，因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审领刑15年，而这前副市长，只是“著名”的襄樊腐败窝案中的一名落马官员。从这个“窝”里，共揪出了74名领导干部。据了解，在查处此案时所有涉案的贪官重重设障，留出灭证空当并且互相打掩护，从而编就密网反侦查。
据检察机关分析，近期尚未再出现成克杰、胡长清、慕绥新那样的腐败大案、要案，但越来越多的案例显示，“从个案挖出窝案牵出串案”已成腐败案件中的新规律。“窝案、串案之所以令人担忧，是因为这一现象的出现和普遍，说明腐败问题不但已连成片、串成串，而且它们之间已互为因果、互为土壤。”一位业内人士认为。
高官犯案，不管其职位多高、案件多大，只要孤立或相对孤立，给社会造成的危害就有限。但如果大贪官本就是由小贪官“成长”起来的，大案件是在小案件基础上发展出来的，那么大贪官的出现就不再是偶然，大案的出现就不再是偶发。如果把“从个案挖出窝案牵出串案”的特点作为背景，在这样的土壤中，联成一“窝”、串成一“串”的小贪官中，必然会“成长”出大贪官，一堆小案件必然会“培育”出大案件。“在这种腐败窝案、串案成为新规律的情况下，我们的社会所面临的危害就更加严重，反腐败的斗争就更加艰巨。”清华大学廉政研究室副主任任建明说。（来源：南京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