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沽，位于大沽口两岸，形成陆地以后至少有800年历史，这是今天塘沽区的地域概念。往昔“塘沽”，仅为今天郭庄子、塘沽南站一隅，其地名起源于何时，至今众说纷纭。有的讲，是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唐山铁路通达塘沽，建塘沽火车站（今塘沽南站）时，才有“塘沽”地名。有的讲，同治年间（1862—1874年）已有“塘儿沽”、“塘沽”这二个地名，它们出现在光绪初年出版的《畿辅通志·疆域图说》上，等等。笔者日前看到一俄罗斯人，名叫尼古拉·斯帕塔鲁的《中国漫记》中述：“最大的城堡，同时也是中国最重要的港口是天津，它靠近塘沽，北京省的所有河流都从这里入海。”尼古拉·斯帕塔鲁是在1676年春，作为俄国使团成员进京及在中国旅行，次年返莫斯科撰《中国漫记》。这是至今见到“塘沽”地名在历史著作中最早的述处。要说明的是，这里翻译“塘沽”二字，会有可能是“塘儿沽”的音译。由此可见，“塘沽”地名，未曾见于清咸丰前官修地方志上，而作为地域名称，在330年之前已有了。
大沽，在大沽口南岸，形成“大沽”地名应该有600年以上历史，或者说700年左右的历史。拙文《“大沽”之名山东来》（刊本报2004年4月16日副刊版）已述及其名由来三点推断依据，这里不再赘述。除此之外，尚有一些资料可为佐证。例如明朝有位山东学者名崔旦，字伯东，自号为“奚谷东佚老园胶莱渔夫”，著《海运编》，对元朝当年胶莱河漕运粮食经大沽口进京做过一些考析。其著有《新河海运图》，标注地名其中“大沽河”、“沽河”、“白河”、“新河”、“新河闸”、“小直沽河”、“大直沽河”等等，对研究塘沽地名颇有参考价值。再如，1992年塘沽郭恩福书《复修潮音寺碑记》述：“潮音寺地处九河下梢，始名南海大寺。乡民传闻明永乐二年沽口刘氏海难化险，乃南海观音灵显。故集民资建工庙供观音，民心感奋。”此段说明，元至明初已有不少大沽居民渡海来此，对海难有畏惧心情，才会心齐，大家再困难也要集资建潮音寺，让天神保佑船民。永乐二年距今正好600年，大沽人形成此番认识，至少需三五代人。
大沽口，其名源于“大沽”。
元朝时，运粮船越洋来天津，于“莱州大洋入界河”，“舟将抵直沽，即分都漕运官出接运，中书省复遣才干重臣，从至海濡交卸，石以数百万计。”（引自元·危素《元海运志》）“界河”即今海河，界河口，即今大沽口。元朝距北宋不远，当年宋辽战争，长期对峙于海河南北二岸，因而有以河为二国分界之说。元朝廷非常重视漕运，运粮船还没抵达界河口，中央和地方官员就忙碌起来，派专员到海岸边做好粮货交接或卸运等工作。界河口出现空前的繁忙。
到明朝初年，“大沽”地名已叫响，此地虽为区区一渔村，却居滨海要地，得到地方乃至中央政府的重视。《钦定明史》卷九十一述：明嘉靖年间“备倭之都指挥于蓟辽，则大沽海口宿重兵，领以副总兵。”“大沽海口”即为“大沽口”，此时已为一专指地名。副总兵，按照今天眼光看，当时“提督”为军，“总兵”为师，“副总兵”起码是个团级编制。一个小渔村，驻扎那么多官兵，自然会有许许多多的故事。清朝初期以后，大沽口迎来一批又一批西方航海而来的洋人，此乃后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