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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新书《领袖，我的父亲》一书中，西格诺尔首先对意大利二战时的反犹政策进行辩护。在他看来，1938年通过的反犹法案“不是意大利人，也不是我父亲的天性”。他回忆说，墨索里尼一家有很多犹太朋友。因此当意大利准备通过反犹法律的时候，自己的哥哥维托里奥就表达了非常强烈的抗议情绪。至于自己的“领袖”父亲，西格诺尔则认为，他作为“一个男子汉和一位政治家”所取得的成绩“有90％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二战时期意大利人对于他父亲的“近乎狂热的热情”应该是“真诚的”。
对于多年来历史学界批评墨索里尼甘愿和希特勒狼狈为奸的说法，西格诺尔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在他看来，自己父亲在美国向轴心国集团宣战之后曾考虑过和希特勒划清界限，而且对于纳粹德军大举进攻苏联一事，墨索里尼也是毫不客气地批评说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不过他也承认，墨索里尼更多的时候还是对自己签署德意两国的同盟协定感到荣耀。
为了说明自己父亲的人性一面，西格诺尔在书中举出了自己的例子。那是在1943年，随着盟军的节节胜利，当时意大利政府中有部分人希望推翻墨索里尼，以此和盟国方面媾和。但这时，墨索里尼没有和希特勒一样，将阴谋反对他的人全部斩尽杀绝，而是避免了一次大规模的杀戮，接受了当时意大利国王的呼吁，在明知自己会遭反对派逮捕的情况下宣布下野。
在得知盟友墨索里尼遭逮捕之后，德国纳粹元首希特勒火冒三丈。德军随后派出精锐小分队，成功救出了墨索里尼。在纳粹德国的支持下，以墨索里尼为首的所谓“萨罗共和国”在意大利北部成立。但在盟军强大的攻势面前，“萨罗共和国”和墨索里尼都迎来了自己的末日。
西格诺尔于是回忆起了自己和父亲一起度过的最后岁月。令他印象最深的就是自己母亲对于墨索里尼有情妇一事的强烈反应。他回忆道，在他们一家逃难的最后岁月中，他的母亲终于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那就是他的丈夫和克拉拉·佩塔西之间关系暧昧。虽然她曾经试图忘记这件事，但在和情妇佩塔西见面之后，西格诺尔的母亲大受打击，将自己锁在浴室内吞下漂白粉试图自杀，最后幸亏女佣发现才捡回了一条性命。
尽管如此，西格诺尔的母亲在随后谈论到自己丈夫的时候还是承认，虽然墨索里尼有很多“缺点”，但他还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他没有一天晚上在外面过夜，而且“总是承担起自己的婚姻责任”。西格诺尔当时还曾经发现一封匿名信，披露佩塔西每天下午都要来“拜访”墨索里尼，他随后扔掉了这封信。
为了避免盟军和意大利人的追捕，墨索里尼甚至还想出了“金蝉脱壳”的计策，通过一场假车祸，让外界相信“领袖”已死而放松警惕，让墨索里尼一行能顺利逃往瑞士避难。但不知为何，这一被西格诺尔评价为“古怪荒诞”的计划最终没有实施。
西格诺尔当时发现，墨索里尼总是认为自己如果被捕，就将面临盟军的审判，他甚至一直臆想自己在美国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受审，“被人视为笼中困兽”的情景。
西格诺尔和父亲分别的最后时刻终于来到了。那是1945年4月17日，距墨索里尼被处决还有11天。西格诺尔回忆说：“我当时正在钢琴上弹奏弗朗兹·莱哈尔的《风流寡妇》，作曲家曾把乐谱原稿给了我父亲，而我父亲对于这首曲子也表现出了很高的热情。那时我想他会站在我身边，至少听我弹一会……但相反的是，他拥抱了我，叫我的名字……随后车子开走了，他最后一次向我招手……”（陈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