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纯文学迅速边缘化，而散文却“风景这边独好”。大众传媒中无所不在的散文，凭借轻俏的身形轻易地突破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隔墙，获得不同社会阶层众多读者的认同。在这个诗性式微的时代，似乎只有散文才能如此普遍地昭示文学的文化价值。当然，“散文热”之所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现象，重要原因之一是学者加盟散文创作和作家的跨文体写作，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和周国平的思想随笔，就分别以厚重的文化感与深邃的思想性吸引了众多读者。
不过，作为学者散文代表作家的余秋雨和周国平，一旦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文化名流，便常常处于“众目睽睽”的情境之中，有时一不小心便成为众矢之的，因此他们的文学自传《借我一生》和《岁月与性情》甫经问世，旋即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南方周末》在七八月份分别发表了对余秋雨、周国平的专访，这些文章在文化界引起了较大反响。但是，这些文章主要纠缠在自传中涉及的一些具体事件及其细节真实性上，具体地说，就周国平而言，人们关注的焦点在郭世英之死的某些细节上；而对余秋雨，则是他“文革”期间在“石一歌”和“写作组”的一些经历。
澄清事实是需要的，因为传记的基本特征是以事实为根基，而且传记里的事实是指那些除了传主之外还可以由别人来证实的事实。但是，我们不能仅仅沾滞在这些细枝末节上，而应该从传记文学的叙述策略出发，深入分析传记文学中自传事实与历史事实的差异，在尽力贴近历史真相的同时穿透传记作者的心灵盾牌，寻找出自传事实后面的心灵证据。因为，余秋雨和周国平只是他们这一代人的代表，在文化日渐民主化、大众化和纪实文学方兴未艾的文化语境中，还可能涌现出更多的传记文学作品，如果批评界无视批评的规范，对于一些大众媒体的风起云涌却视而不见则会模糊批评的视野，进而影响到我们这个时代传记文学的质量。
从余秋雨和周国平的往事叙述中就可以发现，越是表层的苦难记忆越是相似。他们作为同龄人，见证了高度一体化时代的历史现实，所以其传记都描述了他们亲眼目睹的“文革”场景，并且用大量篇幅讲述与自己人生密切相关的普通人的悲剧命运，从而揭示出这个时代普遍性的社会灾难。然而，越到深层的苦难阐释，他们的记忆就越显示出差异。一方面在深入思考这场浩劫的深层原因时，周国平更多地从哲学角度去思索，而余秋雨则更多地从文化角度去剖析。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都从自己与受难者的关系影响中体认自我，但其结果却迥然不同，而这种体认差异又反过来影响到他们的记忆，甚至影响到文本的价值质量。
具体地说，周国平所认同的是性情人生，即主要是指对个性和内在价值的看重和对外在功利的看轻。这种性情认同使他的作品真诚地面对自我，剖析自己的心路历程，毫不掩饰曾有的人性冲动和曾经的过失，如有过爱虚荣也爱美人的时候，在“文革”中也写过大字报甚至揭发过他人等等。作者为世人描绘出一个真实而生动的文人学者肖像。
余秋雨所认同的是净化人生，即主要是指重视道德文化责任感，并伴随着强烈的情感倾泻。这种净化认同使得他的作品在面对过去的个体生命时理直气壮地表彰自我，有时甚至流露出一种自恋的情绪；面对他人则有妖魔化与圣人化的倾向，特别是对那些批评过他的人表现出睚眦不忘怨恨情绪。突现的主题词语（苦难、道德、情感）与文采斐然的描述，彰显出他自传鲜明的文学性，因此并没有失去传记文学自觉意识的作者，不得不在题目上加上一个“记忆文学”的限定词。然而，自传原本是介于历史与文学之间的文体，如果硬是把自传强行拉向文学一边，那么其传记的真实性便不能不让人怀疑了。我为余秋雨创作一部很难获得读者信任感的“记忆文学”自传感到遗憾。余秋雨到处宣称《借我一生》是他的封笔之作，不少人表示怀疑，难道他真的要用一部并不成功的“记忆文学”作为他一生创作的句号吗？
从余秋雨与周国平的自传比较中可以发现，在我们这个多元化、个体化时代，即使是自传这种最民主的文体，也开始显现出差异的价值观。
(颜敏 大江网-江西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