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记者 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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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经南校长对记者说：“邹恒甫教授在国际经济学界有较大的影响，现在世界银行研究部任高级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增长和公共财政的研究卓有建树。邹教授是我校的博士生导师，还在校建立了一个国内少见的高级研究中心，开设国学、历史、哲学和经济学实验班。一批批优秀人才被他推荐到美国和欧洲的一流大学深造，有的已经成为该领域的后起之秀。他大胆引进先进的西方经济学成果和教育模式，带动了武汉大学的经济学研究和教学工作。”
在邹恒甫教授任主任的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试验班，每年有学生出国留学深造，就读于美国前10名的大学，如哈佛、斯坦福、芝加哥、普林斯顿、耶鲁、明尼苏达、西北大学等。这些学生在国外大学取得了优异成绩，受到高度评价。
刘经南校长还向记者介绍了邹恒甫教授在学术研究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邹恒甫教授身体力行，带领他的学生走在国际经济学研究的前沿。根据2000年国内文献情报中心的检索结果，仅仅由于邹恒甫教授一人所发表的文章，就把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排名从第十几位上升到第三位。邹恒甫教授近年来还邀请了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来武汉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在国内产生了很好的反响。不仅提高了学校的学术水平，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学生获得了聆听大师并与大师交流的机会。”
记者在武汉大学商学院的网站上看到了如下一些资料：
·邹恒甫教授主持的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的国内项目包括：两个福特基金项目，两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项目，共计项目经费约人民币270万元，主要用于研究中国的财政、货币和金融政策。邹恒甫教授还主持了一个由世界银行、中国发展银行、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进行国际合作的大型科研项目——中国发展研究报告。该报告主要聘请在国际和国内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撰写关于中国经济问题与经济发展的研究报告。国际专家包括4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10位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宏观经济学家，国内专家包括厉以宁、董辅礽（已故）、吴敬琏等。该研究报告每年发表一期，其英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报告不但对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而且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可以作为中央领导和国家有关部门制订正确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的决策依据。
·邹恒甫教授在国外主要杂志上发表了40多篇有影响的论文。由于在宏观经济学领域所作的突出贡献，在去年年初全球10多万名经济学家和5500名著名经济学家的大排名中他名列第247位。中心青年教师的科研成果也令人振奋。龚六堂教授、杨云红教授、张定胜教授在国外主要杂志上已经发表了18篇高质量的论文，他们在财政学、数理经济学、国际贸易和公共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已经站在了世界前沿。
·邹恒甫教授自1998年起主编了三套经济学系列丛书，其中包括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现代经济前沿丛书，已出版了8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与金融高级教程，已出版3本，和由北大出版社出版的经济与金融高级研究丛书，已出版12本。这三套丛书的陆续出版，标志着中国经济学界开始系统地引进和吸收国外主流经济学理论。
·邹恒甫教授所主持的另一项在国际上产生深远影响的科研活动是主编了中国第一本经济学英文期刊：“Annals ofEconomicsandFinance”《经济学与金融年刊》。该期刊由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联合主办，邹恒甫教授担任主编，并按照国外一流经济学期刊的模式，聘请著名华人经济学家担任副主编(co—editor)。从2000年正式出版，一年两期，采用匿名审稿的制度。该期刊已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正式收录，同时也被最权威的美国经济文献库JEL收录，这标志着该杂志已成为国际经济学界公认的主流经济学杂志之一。
刘经南校长说：“邹恒甫教授涉猎很广，他身体力行，参加广泛的社会活动，比如他创办的EMBA高层经理培训中心就非常有特色，影响也很大。在他的组织下，和我们的经济学教授的参与下，EMBA班吸引国内很多著名的企业家，包括一些大公司甚至一些国际公司和国字头公司的老总和民营企业的老总来我们学校参加学习，扩大了武汉大学与企业界的广泛交流。武汉大学EMBA的最大特色是邀请国际上一流的教授学者为学员讲课，授课老师全部是哈佛、耶鲁、斯坦福、麻省理工、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名校的一流教授。还邀请了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与学员面对面交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欧元之父”蒙代尔（RobertA.Mundell）教授（1999年得主）、赫克曼（JamesJ.Heckman）教授（2000年得主）以及卢卡斯(Robert.Lucas)教授（1995年得主）先后来校登台讲课。”
邹恒甫教授1962年出生于湖南华容县，恢复高考后，他15岁那年考入武汉大学，读了四年经济学，毕业后进入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是世界银行研究部终身高级经济学家，在那里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储蓄和增长、收入分配和地方财政。他除了在武汉大学任职外，还是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北京大学董辅礽经济学讲座教授；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学术委员会联合主席、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岭南讲座教授；浙江大学特聘顾问教授；《经济研究》杂志特约联合主编。
记者就有关问题采访了邹恒甫教授。记者问：“据了解，世界银行的工作足以让您过上十分优越的生活，时间对您来说应该比什么都宝贵，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回到中国，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办教育？”
邹恒甫教授说：“中国与西方经济学的差距并非三五里之遥。我是中国人，从1990年起就努力寻找传播经济学的基地，后来终于开始了在中国改革经济学教育的艰难历程。这中间的辛酸和曲折我很少对人谈及。1994年正式创立武汉大学高级经济科学研究中心，后来改名为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IAS)。我希望把主流经济学的教学体系和方法尽早引入中国。办教育是我的一个理想，是我报国的一种方式，我认为，我一个人写100篇论文，不如我的100个学生各写一篇论文。”
记者说，现在国内有一种现象，把教育当成产业来办，目的为了赚钱。邹恒甫教授说：“我不需要赚钱，我的单位世界银行和我的母校在这方面给了我很大的支持，我不需要为此操太多的心。我开始在武汉大学建立IAS的时候，我自己和我的朋友们无偿捐助了不少钱，后来朋友们都说，值。我听了感到巨大的欣慰。用自己的钱办教育最过瘾，用别人的钱办教育也过瘾，如果为了赚钱去办教育，那就不过瘾。”
在记者的采访笔记里有这样一段文字：有人说，在当今中国浮躁喧嚣的经济学界和教育界，邹恒甫是一个传奇，是一个另类。忽略世俗的诱惑，他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东西。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他埋头办教育，只问耕耘。作为对国学、历史和哲学情有独钟的著名经济学者，中国传统文化赋予了他一种超人的眼光和胸怀。他像冬天里温暖的阳光渴望照耀在更多人的身上；他更像一位旁观者，因为高度，因为距离，比圈内人士更懂得使命感，更加深入和冷静。这位聚文史哲多学于一身的奇才，是孤独的，也是幸福的。在他充满兴致的时刻，你还能看到他那本真的情怀，率真豪饮，癫狂恣肆，纵论天下，张扬着魏晋风骨。只有熟悉并了解他的人，才能感受到那被西风美雨常年熏染的胸怀里跳动着的赤子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