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世纪小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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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深厚,是因为伟人总是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万物生长的大地。
蜿蜒曲折的万里长城,象征着中华民族不畏艰难的不屈精神。“不到长城非好汉”,到了长城,看到那些残桓断壁,难免令人感到忧虑。
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邓小平就多次陪同外宾到长城参观。长城的雄姿令人振奋,长城的危机令人焦急。
1979年,邓小平对人说:“通往景区的路,要下决心修好。现在游长城,至少要花5个小时,大部分时间花在路上。”
后来,邓小平又向国务院的领导提出:“北京到十三陵、长城可以修高速公路,也可以用直升飞机,还可以安排几个专列,边走边看。”
这些建议,后来都变成了现实。
1980年7月,邓小平乘“东方红32号”轮船从重庆顺江而下。
船过长江三峡,邓小平会抬头寻找那被烟雾笼罩的神女峰。或许,当他在16岁那年沿着这条江去拥抱大海的时候,也曾这样凝望过。
整整60年前,当他在16岁那年沿着这条江去拥抱大海的时候,邓小平怀抱的是报国之心,到西方寻求报国之技。
这一次,76岁的老人是寻求开发长江、振兴中华的方略。要不要兴建三峡水利工程,是他此行的主题。
这是一个关系到千秋万代的大事。邓小平没有贸然决定,他采取了慎之又慎的态度,这次特意带上了各方面的专家。
一路上,邓小平不断和专家们探讨着。他详细询问有关投资、工期、发电、航运、坝址等有关问题。专家们一一向他做了汇报。
邓小平甚至问:“反对建三峡大坝的人有一条很重要的理由,说是建了大坝以后水就变冷了,下游地区水稻和棉花都不长了,鱼也少了,有没有这回事?”
同行的四川、湖北两省领导,也加入了论证行列。四川反对上,湖北赞成上,人们各抒己见,互不相让。
邓小平默默听着,并不表态,只是风趣地说:“四川‘反对派’,湖北‘坚决派’,你们说的意见我都听明白了。”
船过西陵峡,邓小平特意让减速航行,遥看拟议中的三峡大坝所在地的中宝岛。许久之后,他说:生态破坏和航行的破坏不大,但也一定要慎重,要对中华民族的子孙负责。轻率否定三峡不好。
桂林山水甲天下。它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1986年1月,82岁的邓小平来到桂林。这里距他早年领导百色起义的地方不远,寄托着他浓郁的感情。
邓小平乘游船游览了漓江。当他看到绿水中倒映着青山的翠影,高兴地称赞道:“漓江水又变清了!”
这个赞叹的后面,埋藏着一件尘封的往事。
1973年,刚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到桂林参观访问。当游船在美丽的漓江中航行的时候,一幕令人痛心的画面出现了:从两岸的各种工厂里排出的又黑又臭的污水,毫无遮掩地向江里倾泻,原本清澈的江水,变得越来越浑浊,两岸到处可见违章建筑和垃圾堆。
当天晚上,外宾们入睡后,心绪难平的邓小平找来了广西和桂林的领导,严肃地说:“你们抓生产、抓城建,这都很对,但如果把漓江污染了,把环境破坏了,即使工农业生产发展快、市政建设搞得好,是功大于过呢,还是过大于功呢?请你们好好考虑。那也是功不抵过啊!”
邓小平回北京后,主持国务院会议讨论制定了有关桂林山水保护的文件,桂林随即开始了大规模的环境治理。经过10多年的努力,终于收到了明显效果。
心情愉快的邓小平在桂林还留下了一个小幽默。参观完芦笛岩风景区时,风景区的同志请他题词留念。
邓小平拿起毛笔,笑着说:“写啥?”同行的小孙子拉着他的衣服说:“写到此一游。”邓小平说:就依你的。说完挥笔写下了“1986年元月26日到此一游。邓小平”几个字。
一旁的王震也忍不住,在邓小平签名的后面提笔写下:“陪随者王震。”
伟人的爱国情感,常常体现在一些微小的细节之中。
邓小平到过许多地方,只有少数几个省区没有去过。越是没有去过的地方,越让他魂牵梦绕。
1978年2月,74岁的邓小平赴尼泊尔访问。他在专机上俯瞰着西藏这片高天厚土,目光专注而深沉。
西藏,一直是邓小平心里非常惦念的热土。
1980年10月,国务院的一位副总理陪同外宾赴藏访问拉萨,行前邓小平委托这位副总理给西藏捎话,希望得到一件有象征意义的纪念品。后来,西藏的领导同志把一尊精美的佛像交这位副总理带回给邓小平,以慰他对西藏的向往之情。1992年1月,邓小平来到深圳“锦绣中华”微缩景区参观,感慨地对身边的人说:“这辈子我是去不了西藏了,就在这座‘布达拉宫’前照张相,权作纪念吧!”
1984年1月,邓小平来到特区深圳。他站在国商大厦的天台,细细地观看了深圳的全景后,向雾气缭绕中的香港投去深情的目光。
上个世纪70年代末,随着新界租期的临近,香港的归属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香港是国际贸易金融中心,能为英国提供巨大的经济利益。英国政府怎么会心甘情愿地还给中国呢?
1982年7月,英国抛出了“三个条约有效论”的主张。
邓小平在会见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对这个观点逐一进行了驳斥———
“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待,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待。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经过中英两国政府的共同努力。1984年9月17日,双方代表团就香港问题全部谈判达成协议。
6年后的1990年,邓小平对李嘉诚又表达了他对那块土地的深情。
李嘉诚:你身体还非常好。
邓小平:毕竟85岁了,好也好不到哪里去。
李嘉诚:希望你创造一个纪录。
邓小平:我自己是争取活到1997年。我活到1997年,就是要在中国收回香港之后,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
邓小平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但他提出的“一国两制”的天才构想,为中国政府成功地解决香港问题奠定了坚实基础。
1997年7月1日,香港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达成协议以后,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随之展开。
但在澳门回归的时间上,一开始葡萄牙强调,中方应当给澳门更多的过渡时间,至少不少于香港的12年。
葡萄牙国内还有人提出,在20世纪结束时不能归还澳门的管治权,归还的时间要等到2017年。
一时间,阴影蒙上了谈判桌。
关键时刻,邓小平表明了斩钉截铁、不可动摇的态度:“澳门问题必须在本世纪内解决,不能把殖民主义的尾巴拖到下一个世纪。”
邓小平的立场代表了全体中国人民的立场,葡方不得不改变了自己的态度。1999年,中国政府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又一个游子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邓小平还有一个没有实现的愿望,就是到台湾看一看。
1988年9月,邓小平对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说:“我也想去台湾看看,不过看来1997年以前解决这个问题不容易。”
第二年,邓小平对来访的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说:“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最早是为解决台湾问题提出来的。然而,台湾回归祖国的进程却艰辛曲折。
邓小平预料到了这一点。为了防止台独势力分裂国家,他做出了一个长远的安排———
邓小平说,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我们不能放弃用非和平的方式统一台湾的这个承诺。我们要记住这一点,这也是一种战略考虑。
作为一个战略家,无论是洒满阳光的灿烂日子,还是布满泥泞的羊肠小道,邓小平都会执着地去迎接挑战,拥抱希望。
邓小平一生从没有停止追寻和奋斗,无论是韶华岁月还是迟暮之年。因为他胸怀深处,始终有一个充满诱惑的耀眼坐标,那就是祖国的富裕和强盛。
国家发达的标志是人民生活要幸福。
早在1949年解放重庆的时候,邓小平就对他的部队说过:“人民是一切的母亲。”
1978年———在开辟一个新时代的时候,邓小平又说过:“我们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的人民太好了。”
邓小平把自己的爱倾注到了人民的身上。
于是,在推进改革的日子里,老百姓的生活,大到吃饭穿衣,小到柴米油盐,都是邓小平关注的内容。
1979年10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第一书记座谈会。
这样一个高规格的会议上,邓小平讲起了铁路工人的洗澡问题:“1975年整顿铁路时,遇到一个解决铁路工人主要是火车司机洗澡的问题。工人下工一身脏,那么大的企业,搞些喷头有什么困难?就是没有人管。”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邓小平在视察各地时多次察看居民的住宅楼。
1978年10月,邓小平到前三门大街住宅楼工地视察,先看了一个两居室,又看了一个三居室。
在起居室里,邓小平问:“房间有多大?”
陪同者答:“两居室大间14平方米,小间9平方米。三居室大间14平方米,中间12平方米,小间9平方米。”
“小了点儿。”邓小平有些遗憾。
邓小平问,能不能把层高降低一些,把面积搞得大一些?同行的女儿调皮地说:爸爸你不能因为自己的个子矮,也得让房子变矮。
一句话让在场的人都笑了,邓小平自己也笑了。
在四川,邓小平看到农民用上了沼气,非常好奇。他先听有关领导的汇报,然后到一户农民家里看沼气。
看到厨房里收拾的干干净净,邓小平很高兴地说:“火也变了,锅也变了,干净了,卫生了,沼气把过去的土锅土灶都改掉了。”
然后,邓小平又详细询问沼气的使用效果,问烧一锅开水要多长时间?能不能炒菜?得到了肯定答复后,邓小平又突然问:能不能炒腰花?
能不能炒腰花,实际上是问火力的大小,因为腰花只有用旺火爆炒才会好吃。
一句朴实的问话,道出多么寻常的百姓情怀。
1979年7月在黄山,已经睡下的邓小平,又起来问工作人员,我们住在这里,别的游客是不是也住下了,不要影响别人。
也就从那时开始,中央领导人外出视察,改坐了面包车。这样做,一是为了节省,一是为了方便听汇报,讨论事情。
即使每次出访坐面包车,邓小平也要求尽量轻车简从,不要影响人民的正常生活。1989年9月4日,也就是邓小平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请求辞去领导职务那天,他把中央负责人请到家里来谈话时,说了这样一句:“本世纪翻两番有没有可能?我希望活到那个时候,看到翻两番实现。退休后,外面的世界每天都发生着变化,深深地吸引着邓小平的目光。
邓小平说自己退休后的一大愿望就是到外面走一走,看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到底对不对?人民的生活有什么变化?他提出的小康建设目标实现得怎样了?
1990年10月,邓小平逛了一趟北京城,感慨地说,北京建设得好。
1993年10月,邓小平又乘坐一辆面包车逛了一趟北京城。他先沿着长安街看市容,然后到了东南三环的快速路和四元立交桥,最后又看了机场高速公路。
北京的变化让邓小平有些认不出来了。进入机场高速公路时,汽车要交20块钱的通行费,女儿让他拿钱,他老老实实地说:我哪里有钱,从1929年起,我身上就分文全无。
虽然是逛街,邓小平的心里还是想着他的小康目标。
邓小平指着机场高速公路问:这样的路算不算小康水平?车上的人说:已经超过了。
邓小平又指了指自己的夹克衫问:我这件衫子算不算小康水平?车上的人又答,您这件夹克是名牌,也超过了。
车上响起了愉快的笑声,邓小平也欣慰地笑了。
在邓小平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绝大部分时间,他的衣服只有两种款式,军装和中山装。
退休以后,邓小平更喜欢穿的却是这样的夹克衫。也许,他觉得这样才像一普通老百姓。
像普通老百姓那样过日子的邓小平,1992年元宵节出现在上海第一百货商店,掏钱为4个孙子孙女买了铅笔和橡皮。
邓小平说,铅笔是鼓励孩子们好好学习,橡皮是要求孩子们有错就改。
一股祥和之气,一派平民之风。
在人们的记忆中,邓小平一生似乎与诗歌无缘。他不是一个诗情画意的人。
但有两次,邓小平的心中涌动出了诗情。
1949年4月,部队解放南京那天,邓小平和陈毅漫步田野,兴之所至,竟然吟诵起孟浩然的《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45年后的1994年,90岁的邓小平来到上海杨浦大桥观光。他情不自禁地说:“喜看今日路,胜读十年书。”
身旁的女儿问:“爸爸从来不作诗,今天怎么诗兴大发?”
邓小平认真地说:“这不是诗,是我内心的话。”
这是邓小平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流逝的岁月,吹皱了他的面容,染白了他的青丝,蹒跚了他曾经矫健的步伐,甚至可能模糊了他的视线,冲淡了对往事的记忆。但有一点是永恒的,那就是他繁茂的思想之树,深沉的爱国之情,还有他从心底里涌动出来的无韵诗篇。
邓小平留给人们最有名的话是——“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这就是永远的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