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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深厚，是因为伟人总是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万物生长的大地。
蜿蜒曲折的万里长城，象征着中华民族不畏艰难的不屈精神。“不到长城非好汉”，到了长城，看到那些残桓断壁，难免令人感到忧虑。
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邓小平就多次陪同外宾到长城参观。长城的雄姿令人振奋，长城的危机令人焦急。
1979年，邓小平对人说：“通往景区的路，要下决心修好。现在游长城，至少要花5个小时，大部分时间花在路上。”
后来，邓小平又向国务院的领导提出：“北京到十三陵、长城可以修高速公路，也可以用直升飞机，还可以安排几个专列，边走边看。”
这些建议，后来都变成了现实。
1980年7月，邓小平乘“东方红32号”轮船从重庆顺江而下。
船过长江三峡，邓小平会抬头寻找那被烟雾笼罩的神女峰。或许，当他在16岁那年沿着这条江去拥抱大海的时候，也曾这样凝望过。
整整60年前，当他在16岁那年沿着这条江去拥抱大海的时候，邓小平怀抱的是报国之心，到西方寻求报国之技。
这一次，76岁的老人是寻求开发长江、振兴中华的方略。要不要兴建三峡水利工程，是他此行的主题。
这是一个关系到千秋万代的大事。邓小平没有贸然决定，他采取了慎之又慎的态度，这次特意带上了各方面的专家。
一路上，邓小平不断和专家们探讨着。他详细询问有关投资、工期、发电、航运、坝址等有关问题。专家们一一向他做了汇报。
邓小平甚至问：“反对建三峡大坝的人有一条很重要的理由，说是建了大坝以后水就变冷了，下游地区水稻和棉花都不长了，鱼也少了，有没有这回事？”
同行的四川、湖北两省领导，也加入了论证行列。四川反对上，湖北赞成上，人们各抒己见，互不相让。
邓小平默默听着，并不表态，只是风趣地说：“四川‘反对派’，湖北‘坚决派’，你们说的意见我都听明白了。”
船过西陵峡，邓小平特意让减速航行，遥看拟议中的三峡大坝所在地的中宝岛。许久之后，他说：生态破坏和航行的破坏不大，但也一定要慎重，要对中华民族的子孙负责。轻率否定三峡不好。
桂林山水甲天下。它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1986年1月，82岁的邓小平来到桂林。这里距他早年领导百色起义的地方不远，寄托着他浓郁的感情。
邓小平乘游船游览了漓江。当他看到绿水中倒映着青山的翠影，高兴地称赞道：“漓江水又变清了！”
这个赞叹的后面，埋藏着一件尘封的往事。
1973年，刚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到桂林参观访问。当游船在美丽的漓江中航行的时候，一幕令人痛心的画面出现了：从两岸的各种工厂里排出的又黑又臭的污水，毫无遮掩地向江里倾泻，原本清澈的江水，变得越来越浑浊，两岸到处可见违章建筑和垃圾堆。
当天晚上，外宾们入睡后，心绪难平的邓小平找来了广西和桂林的领导，严肃地说：“你们抓生产、抓城建，这都很对，但如果把漓江污染了，把环境破坏了，即使工农业生产发展快、市政建设搞得好，是功大于过呢，还是过大于功呢？请你们好好考虑。那也是功不抵过啊！”
邓小平回北京后，主持国务院会议讨论制定了有关桂林山水保护的文件，桂林随即开始了大规模的环境治理。经过10多年的努力，终于收到了明显效果。
心情愉快的邓小平在桂林还留下了一个小幽默。参观完芦笛岩风景区时，风景区的同志请他题词留念。
邓小平拿起毛笔，笑着说：“写啥？”同行的小孙子拉着他的衣服说：“写到此一游。”邓小平说：就依你的。说完挥笔写下了“1986年元月26日到此一游。邓小平”几个字。
一旁的王震也忍不住，在邓小平签名的后面提笔写下：“陪随者王震。”
伟人的爱国情感，常常体现在一些微小的细节之中。
邓小平到过许多地方，只有少数几个省区没有去过。越是没有去过的地方，越让他魂牵梦绕。
1978年2月，74岁的邓小平赴尼泊尔访问。他在专机上俯瞰着西藏这片高天厚土，目光专注而深沉。
西藏，一直是邓小平心里非常惦念的热土。
1980年10月，国务院的一位副总理陪同外宾赴藏访问拉萨，行前邓小平委托这位副总理给西藏捎话，希望得到一件有象征意义的纪念品。后来，西藏的领导同志把一尊精美的佛像交这位副总理带回给邓小平，以慰他对西藏的向往之情。1992年1月，邓小平来到深圳“锦绣中华”微缩景区参观，感慨地对身边的人说：“这辈子我是去不了西藏了，就在这座‘布达拉宫’前照张相，权作纪念吧！”
1984年1月，邓小平来到特区深圳。他站在国商大厦的天台，细细地观看了深圳的全景后，向雾气缭绕中的香港投去深情的目光。
上个世纪70年代末，随着新界租期的临近，香港的归属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香港是国际贸易金融中心，能为英国提供巨大的经济利益。英国政府怎么会心甘情愿地还给中国呢？
1982年7月，英国抛出了“三个条约有效论”的主张。
邓小平在会见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对这个观点逐一进行了驳斥———
“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待，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待。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经过中英两国政府的共同努力。1984年9月17日，双方代表团就香港问题全部谈判达成协议。
6年后的1990年，邓小平对李嘉诚又表达了他对那块土地的深情。
李嘉诚：你身体还非常好。
邓小平：毕竟85岁了，好也好不到哪里去。
李嘉诚：希望你创造一个纪录。
邓小平：我自己是争取活到1997年。我活到1997年，就是要在中国收回香港之后，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
邓小平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但他提出的“一国两制”的天才构想，为中国政府成功地解决香港问题奠定了坚实基础。
1997年7月1日，香港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达成协议以后，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随之展开。
但在澳门回归的时间上，一开始葡萄牙强调，中方应当给澳门更多的过渡时间，至少不少于香港的12年。
葡萄牙国内还有人提出，在20世纪结束时不能归还澳门的管治权，归还的时间要等到2017年。
一时间，阴影蒙上了谈判桌。
关键时刻，邓小平表明了斩钉截铁、不可动摇的态度：“澳门问题必须在本世纪内解决，不能把殖民主义的尾巴拖到下一个世纪。”
邓小平的立场代表了全体中国人民的立场，葡方不得不改变了自己的态度。1999年，中国政府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又一个游子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邓小平还有一个没有实现的愿望，就是到台湾看一看。
1988年9月，邓小平对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说：“我也想去台湾看看，不过看来1997年以前解决这个问题不容易。”
第二年，邓小平对来访的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说：“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最早是为解决台湾问题提出来的。然而，台湾回归祖国的进程却艰辛曲折。
邓小平预料到了这一点。为了防止台独势力分裂国家，他做出了一个长远的安排———
邓小平说，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我们不能放弃用非和平的方式统一台湾的这个承诺。我们要记住这一点，这也是一种战略考虑。
作为一个战略家，无论是洒满阳光的灿烂日子，还是布满泥泞的羊肠小道，邓小平都会执着地去迎接挑战，拥抱希望。
邓小平一生从没有停止追寻和奋斗，无论是韶华岁月还是迟暮之年。因为他胸怀深处，始终有一个充满诱惑的耀眼坐标，那就是祖国的富裕和强盛。
国家发达的标志是人民生活要幸福。
早在1949年解放重庆的时候，邓小平就对他的部队说过：“人民是一切的母亲。”
1978年———在开辟一个新时代的时候，邓小平又说过：“我们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的人民太好了。”
邓小平把自己的爱倾注到了人民的身上。
于是，在推进改革的日子里，老百姓的生活，大到吃饭穿衣，小到柴米油盐，都是邓小平关注的内容。
1979年10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第一书记座谈会。
这样一个高规格的会议上，邓小平讲起了铁路工人的洗澡问题：“1975年整顿铁路时，遇到一个解决铁路工人主要是火车司机洗澡的问题。工人下工一身脏，那么大的企业，搞些喷头有什么困难？就是没有人管。”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邓小平在视察各地时多次察看居民的住宅楼。
1978年10月，邓小平到前三门大街住宅楼工地视察，先看了一个两居室，又看了一个三居室。
在起居室里，邓小平问：“房间有多大？”
陪同者答：“两居室大间14平方米，小间9平方米。三居室大间14平方米，中间12平方米，小间9平方米。”
“小了点儿。”邓小平有些遗憾。
邓小平问，能不能把层高降低一些，把面积搞得大一些？同行的女儿调皮地说：爸爸你不能因为自己的个子矮，也得让房子变矮。
一句话让在场的人都笑了，邓小平自己也笑了。
在四川，邓小平看到农民用上了沼气，非常好奇。他先听有关领导的汇报，然后到一户农民家里看沼气。
看到厨房里收拾的干干净净，邓小平很高兴地说：“火也变了，锅也变了，干净了，卫生了，沼气把过去的土锅土灶都改掉了。”
然后，邓小平又详细询问沼气的使用效果，问烧一锅开水要多长时间？能不能炒菜？得到了肯定答复后，邓小平又突然问：能不能炒腰花？
能不能炒腰花，实际上是问火力的大小，因为腰花只有用旺火爆炒才会好吃。
一句朴实的问话，道出多么寻常的百姓情怀。
1979年7月在黄山，已经睡下的邓小平，又起来问工作人员，我们住在这里，别的游客是不是也住下了，不要影响别人。
也就从那时开始，中央领导人外出视察，改坐了面包车。这样做，一是为了节省，一是为了方便听汇报，讨论事情。
即使每次出访坐面包车，邓小平也要求尽量轻车简从，不要影响人民的正常生活。1989年9月4日，也就是邓小平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请求辞去领导职务那天，他把中央负责人请到家里来谈话时，说了这样一句：“本世纪翻两番有没有可能？我希望活到那个时候，看到翻两番实现。退休后，外面的世界每天都发生着变化，深深地吸引着邓小平的目光。
邓小平说自己退休后的一大愿望就是到外面走一走，看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到底对不对？人民的生活有什么变化？他提出的小康建设目标实现得怎样了？
1990年10月，邓小平逛了一趟北京城，感慨地说，北京建设得好。
1993年10月，邓小平又乘坐一辆面包车逛了一趟北京城。他先沿着长安街看市容，然后到了东南三环的快速路和四元立交桥，最后又看了机场高速公路。
北京的变化让邓小平有些认不出来了。进入机场高速公路时，汽车要交20块钱的通行费，女儿让他拿钱，他老老实实地说：我哪里有钱，从1929年起，我身上就分文全无。
虽然是逛街，邓小平的心里还是想着他的小康目标。
邓小平指着机场高速公路问：这样的路算不算小康水平？车上的人说：已经超过了。
邓小平又指了指自己的夹克衫问：我这件衫子算不算小康水平？车上的人又答，您这件夹克是名牌，也超过了。
车上响起了愉快的笑声，邓小平也欣慰地笑了。
在邓小平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绝大部分时间，他的衣服只有两种款式，军装和中山装。
退休以后，邓小平更喜欢穿的却是这样的夹克衫。也许，他觉得这样才像一普通老百姓。
像普通老百姓那样过日子的邓小平，1992年元宵节出现在上海第一百货商店，掏钱为4个孙子孙女买了铅笔和橡皮。
邓小平说，铅笔是鼓励孩子们好好学习，橡皮是要求孩子们有错就改。
一股祥和之气，一派平民之风。
在人们的记忆中，邓小平一生似乎与诗歌无缘。他不是一个诗情画意的人。
但有两次，邓小平的心中涌动出了诗情。
1949年4月，部队解放南京那天，邓小平和陈毅漫步田野，兴之所至，竟然吟诵起孟浩然的《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45年后的1994年，90岁的邓小平来到上海杨浦大桥观光。他情不自禁地说：“喜看今日路，胜读十年书。”
身旁的女儿问：“爸爸从来不作诗，今天怎么诗兴大发？”
邓小平认真地说：“这不是诗，是我内心的话。”
这是邓小平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流逝的岁月，吹皱了他的面容，染白了他的青丝，蹒跚了他曾经矫健的步伐，甚至可能模糊了他的视线，冲淡了对往事的记忆。但有一点是永恒的，那就是他繁茂的思想之树，深沉的爱国之情，还有他从心底里涌动出来的无韵诗篇。
邓小平留给人们最有名的话是——“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这就是永远的小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