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从1939年到1941年我在上海东吴大学附属中学读书，先在初中，后在高中。东吴附中是因苏州沦陷迁到上海租界上来的。初中部当时借一个教堂——慕尔堂（在虞洽卿路三马路口）里上课。大约在1940年，由于学生多，高中部就在南京东路山东路之间的慈淑大楼四楼上开课。在初中部上课阶段，程小青和范烟桥两位老师，都给我授过国文课。范烟桥老师后来还在高一继续教过我一段国文。
程、范二位，当时都是名人，都是作家。在他们来上课之前，就已知名。因为我那时爱看小说和电影及报刊。程小青老师翻译的英国柯南道尔著的《福尔摩斯探案》和他创作的《霍桑探案》我都读过。《福尔摩斯探案》好几册，惊险有趣，启发人智慧。《霍桑探案》有三十册，故事七十多个，不如福尔摩斯探案精彩，但也很好看。程先生还写过不少电影剧本，像《雨夜枪声》、《董小宛》等。所以对他不免有点仰慕。而且我们同学中传说着程老师实际本人就是“霍桑”，会破案，会侦探，精明强干。范烟桥老师的名气是因为他当时常写电影剧本、写歌词。例如周璇主演的有些电影就是他写的剧本，唱的有些歌曲也是他写的歌词。我记得高一时还读过范老师写的一本《中国小说史》，书不太厚，内容如何当时也不会评价，但那时对我这样一个高一学生来说，已觉得范烟桥老师是极有学问的人了！心里自然也多了几分尊敬。
程、范二位，外形极不相同。那时程先生大约四十几岁，范先生则年岁要大不少。程先生个儿不太高，头发稀疏了一些，但还是黑色的，人瘦而有神，行动灵活，总是穿西装，从未见他穿长衫或长袍。范先生则总是穿中式服装。他短发已花白，个儿较高大，视力不好，总戴一副茶色墨镜，显得老态，冬天时还爱戴一顶土耳其式高高的黑羊羔皮帽子，围一条鼻烟色围巾，来上课时总提一只装得鼓鼓的公事包。我当时常想像着他那包里肯定装得有电影剧本。程先生脸上常露笑容，范先生则难得见笑容。程先生说他祖籍是安徽，但从小生长在上海，也算上海人。由于他长期在上海、苏州工作，授课时讲一口流利的带点苏州味的上海话。范先生是道地的苏州人，讲的话里有浓重的苏州口音。说实话，当时对两位老师期望可能太高，听他们讲课总希望听到讲些生动有趣的事。可是实际上他们从不显山露水谈自己的创作，总是就课本讲课本，使我觉得平淡枯燥。印象中程老师的英文挺棒；范老师的古文根底很好，有时看到他在《申报》、《新闻报》上发点诗词之类，在黑板上写的板书也漂亮。
那时，上海早已沦为“孤岛”，但日军还未进租界。东吴附中的慕尔堂和慈淑大楼校址都在公共租界上。慕尔堂是个美国教堂，东吴附中是个教会学校，有点受外国保护的意思。我们的老师中也有美国人，一个瘦削而年岁大的名叫文乃博，一个胖胖的约摸四十岁左右的名叫许安之。学校里要学生参加“主日学”、“圣经班”、“唱诗班”，并要学生在星期日上午做“大礼拜”。名义上并不强迫，实际上实行的是“积点制”，就是每参加一次上述活动就有一个“点”，积满几十个“点”才可有毕业资格。但程小青、范烟桥二位老师从未在课内课外宣扬教义或劝学生信教。而且他们各有一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件关于程先生的事是：大约在初三，他组织了一次作文比赛，题目是：《论爱国》。那时正在抗日，我参加比赛热血沸腾地写了一篇文章，得了第二名，由他发给了一张奖状，当时我很高兴。另一件关于范先生的事是：1941年12月8日，日寇发动珍珠港袭击后，太平洋战争开始，接着日寇海军陆战队就进入了租界（后又撤出）。日寇进入租界在南京路举行入城式时，我与同学在慈淑大楼四楼上俯瞰到日寇耀武扬威进军的场面，义愤填膺。当天公共汽车停驶，有些路段日军已布岗放哨，同学来的不多，那时教我们国文的不是范老师，是王佐才老师。王老师下课后，范老师也来了，叮嘱我们下课回家时路上小心。不久，他与一些爱国老师自动组织起来，告诉我们学生，日本人进了租界，慕尔堂已被日本兵占领，美国老师文乃博和许安之被抓入集中营了。今后，日本人必然要进行奴化教育，派日本教师来教日文并监督学校。为了不受亡国奴教育，东吴附中将改名为“正养补习学校”，另觅新址上课。范烟桥老师被大家推举为“正养补习学校”的校长。我在“正养补习学校”上了一段时日的课。那时程小青老师也到“正养”教书。到次年，我感到“孤岛”形势恶劣，夏天时就离家独自万里跋涉去了大后方。离别时我还特地去看望了范、程等老师辞行。从那至今，一晃竟是六十年以上了！
我从事文学创作，是从上世纪40年代中开始的。是否受过程、范二位老师的影响，也许是有一些的。因为他们是搞写作的，又教过我国文，自然会有影响。但我从开始创作以后，走的又是同他们不同的道路。我在开始创作时，受过地下党同志的影响，又读到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且逐渐懂得含有贬义的鸳鸯蝴蝶派和礼拜六派是怎么一回事。而且，后来读中国的现代文学史时，总是看到对鸳鸯蝴蝶派和礼拜六派的批判，而且发现程、范二位先生或被简单一提，或略而不提，而在我的感觉上则觉得对这两位先生或批或略去都未必公允。
我知道，程小青老师解放后是民主党派成员，上世纪60年代初曾寓居北京，后又回苏州居住，但那时我在山东。我也知道范烟桥老师解放后在苏州也曾得到过一定的尊重。他与程小青、周瘦鹃先生在苏州也常来往。但我却没有机会同他们见面。“文革”中，两位老师都受到了残酷斗争，说他们是“反动文人”。范先生终于受不住折磨死了（约是1968年），令人心酸。当时的范先生该是八十多岁白发苍苍的老人了！他岂能受得了这种令人发指的斗争！？程先生可能由于年龄比范先生轻些，据说是挨到“四人帮”被粉碎那年病故的！
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作为文学流派而存在过的鸳鸯蝴蝶派，早已是历史的陈迹。鸳鸯蝴蝶派是一个以主张文学的娱乐性、消遣性、趣味性为标志，在旧中国文坛上发生过较大影响的文学流派，但它的作用、它的影响、它的作品、它的盛衰、它的成员的构成，均需科学地、历史地、实事求是地具体研究和分析。比如程小青先生，有人称他为“中国侦探小说第一人”，这并不过誉。他第一个把福尔摩斯探案翻译到中国来，这也是很大的贡献。他一生创作了众多的侦探小说，除《霍桑探案》外，还译著有《斐洛凡士探案》、《圣徒奇案》、《格格探案》、《大树村血案》、《生死关头》等等作品。谁也不能排斥侦探、推理小说是小说中的一个应该具有一席之地的品种。何况他又是一个爱国的教育工作者。他的功过似乎再明确也不过了！
而范烟桥先生，他是鸳派作家中的早期代表作家之一，在步入文坛之前及稍后，曾是以柳亚子为首的进步文学团体“南社”的成员。辛亥革命之初，在反对清王朝拥护武昌起义、反对袁世凯称帝上，也就是说，是拥护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五四”后思想政治倾向上可能交织着出现着保守性、落后性与一定程度的进步性，做出简单化的论断不考虑其复杂性也是片面的。抗战时期，他在“孤岛”上仍写过些风花雪月、才子佳人的古装电影剧本，但也要具体分析，他在“孤岛”上坚持不与敌伪政权同流合污，并抵制投降和反共卖国的汉奸政策，他没有写过卖国的汉奸作品，他做“正养补习学校”的校长，留给我的是一位爱国的有正气的老师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