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让人们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 夏杨 张齐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叶健强 夏杨
中国的对外开放事业首先在广东开始，而中国第一家利用外资创办起来的企业是在东莞虎门镇诞生。在计划经济的大背景之下，当年的探路者是怎样闯荡过来的呢？近日记者来到虎门，走进这一片开风气之先的土地。
太平手袋厂勇开风气
1978年8月，上海籍香港人张子弥来到位于珠江口的虎门镇，租用镇办企业虎门木器厂一间厂房，建立了太平手袋厂，这就是中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
这是个不起眼的小企业，租用的也只是一个仅有100多平方米的楼层。然而在当时中国计划经济的条件下，这个企业的诞生有着不寻常的意义。
今年7月27日，在虎门镇宣传办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位于该镇解放路7号的太平手袋厂旧址。这是一栋五层的楼房，已残破不堪，墙壁斑斑驳驳留下了岁月的痕迹。据介绍，当时，手袋厂发展很快，不久每个月就能生产1000多打手袋，加工费就有大约20万港元，原来的办公场地已经远远不足，很快就吞并了竹器厂，并拆掉原有旧房，在原地建立起了这栋五层高楼和旁边的宿舍楼。
当时生产原料和机器设备由张子弥提供，他还负责成品的销售。太平手袋厂只负责加工，收取一定的加工费。据说后来改为“进料加工”后生产的手袋在市场上销售，风靡大江南北。当时中国市场上还是帆布手袋一统天下，而该厂则采用了香港的原料和款式，并印上世界流行的卡通图案，在各地十分抢手。
但是后来该厂因老板的离去和厂内骨干的相继离开而逐渐衰落。时至今日，早已人去楼空，连房产也早已转手。
地处珠江入海口的虎门，历史上就是货运港口，从这里出发可以直达香港和东南亚各地，交通运输便利，并且当地人有经商务工的传统，文化具有开放性。大概正是这些因素，这位港商寻找低成本的产品加工地时看准了虎门。
然而，在那个视资本主义为洪水猛兽的时代，虎门人怎么敢吃第一只“螃蟹”？该镇50多岁的宣教办主任李世贤说：“那时虎门太穷了，全公社只有木器厂和农机修配厂两个企业，经济很落后，当港商找上门来时，公社不愿放弃这个发展经济的机会……”
李世贤说，由于太平手袋厂是借助于镇木器厂的厂房建立起来的，身份也基本是半地下状态，所以当时的审批并不复杂，人们的争议也不大。
发具厂在争论中诞生
同样是早期探路者的龙眼发具厂，它建立的故事却在许多虎门人之间传播。龙眼发具厂建立于1979年4月，是虎门镇的第二家“三来一补”企业，龙眼村是中国第一个引外资办企业的农村。龙眼村党支书张旭森今年快60岁了，上世纪70年代初他就担任该村书记。记者在龙眼村采访时，听到了一些关于他和发具厂的故事。
改革开放之前的虎门很贫穷，为了生活，不少人到海外务工，有些做生意发了家，很希望回乡投资。1979年，给张旭森打来电话的同村人张细就是其中的一位。
张细从海外回来，希望在当地办一个发具厂，当时村里一位副书记认为风险太大，没有答应，党支部讨论也没有通过。许多村民态度激烈：“在外面有钱了回来剥削我们，绝不同意！”
但是已经隐约听到中央有对外开放消息的支部书记张旭森对这件事情非常谨慎。他赶写了一篇汇报材料，花一天时间车船劳顿赶到广州，交给正在省委党校开会的虎门公社书记黎桂康。当时黎桂康正在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其中就有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的决定。他意识到这件事情的特殊意义，立刻表示支持，并在回来后组织了党委会议。令张旭森更为惊喜的是，办厂的申请送到省里之后很快得到了批复，龙眼发具厂顺利地建立起来。
当时村里并没有厂房，便在旧宗祠的后楼里开工了。对于龙眼村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之后又建立起了一大批的“三来一补”企业。目前该村已有200多家企业，村民的富裕程度是当年无法想象的。
 |
“三来一补”功莫大焉
虎门是“三来一补”经济的发源地，目前虎门“三来一补”企业已发展到600多家，外资企业1400多家。“三来一补”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本地经济的繁荣。在那个时代它解决了就业问题，更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让人知道西方是怎样实行市场管理的。外来的投资者带来了先进的技术，早期当地的打工者从这些企业中学会了管理技术和生产技术，后来的一些民营企业大发展正是得益于此。“三来一补”经济也是其它外资经济发展的开始。早期只有“三来一补”企业，后来这些企业通过参股、并购形成了一些独资和合资企业。目前有很多企业已经完成了转型，可以说没有之前的“三来一补”企业，就没有后来的股份制企业，也就没有现在的工业化。
虎门正是东莞甚至珠三角开放发展历程的缩影，靠“三来一补”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东莞是港深与广州之间的经济走廊，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香港向内地转移的主要通道和一个较理想的落脚点。一批境外企业在投石问路成功后，很快聚集到东莞。从1978到1993年的15年时间，东莞共引进“三来一补”企业1100家，为东莞带来税费收入15亿美元。
对外开放省委顶压力
早期的试验性企业能够顺利地建立，这与中央的政策和省委的大力支持分不开。早在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就决定允许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开放中先走一步，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灵活的措施。
早在10年前已退休的原广东省经贸委副主任张烈，日前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讲述了当年碰到的困难和压力。“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但当时国内完全是计划经济，许多人的思想被禁锢着，稍有开放的举动就会被骂为卖国主义。”张烈说，中央要发展经济，要对外开放，但如何发展，如何开放，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当时广东的许多试验性做法并未得到国家的承认，所以承担着很大的风险。但是省委顶住了各种压力，对利用外资工作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当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曾给各级干部撑腰:“大家要大胆地干，出了问题由省委承担责任。”
当时省外经委坚决执行省委利用外资的政策，“下面呈报上来的外资项目，只要不是国家明令禁止的，外经委都会顺利通过。”张烈说，那时他经常到全省各地跑，做各项宣传鼓动工作，经他审批的外资企业不知有多少家。“不利用外资改造老企业、创办新企业，不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广东就没有今天！”回忆起当年的经历，张烈颇为动情地总结道。
（晓航／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