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中国教育学会、中国语言学会、商务印书馆等7家学术文化机构在北京举行吕叔湘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暨《现代汉语词典》发行三十年纪念大会。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江蓝生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以及来自上海、广州、天津、武汉、沈阳等二十余个城市的近500名语言学者、语文教育工作者、语言文字工作者参加会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发来贺信。
《现代汉语词典》是由国务院下达编写指示的一部以规范现代汉语、推广普通话为宗旨的中型词典。1956年2月6日，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了《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责成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写该词典。吕叔湘先生是我国学术成就极为卓越的语言学家和语文教育家，他在语言研究、词典编纂、语文教学和语文知识普及工作中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由吕叔湘先生这样一位学识渊博、组织力强的学术大师负责完成编写《现代汉语词典》的任务，是时代的正确选择，中国语言文化和语文教育事业的幸运。
吕叔湘先生积极而切实地进行了词典编辑的学术理论研究和组织建设等方面的准备工作。1956年7月，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和新华辞书社的人员同语言研究所部分人员一起组建词典编辑室，吕叔湘先生兼任室主任和词典主编。经过试编，1958年春正式开始编纂工作。1959年11月编写审订完稿，1960年印出《现代汉语词典》“试印本”，在全国广泛征求意见。这一阶段，吕叔湘先生调查全国词典编写机构和编写力量，组建起词典编辑室，精心研究工作计划，组织资料收集和落实编写安排，制定并不断完善编写细则，主持编写工作，负责审稿定稿工作。三四年的时间，把全部身心都扑在词典上，以他博大精深的学识、严谨细致的组织能力，出色地编辑出《现汉》试印本，为词典进一步修订和正式出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现代汉语词典》的后期主编丁声树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他在音韵、训诂、语法、方言、词典编纂等语言学的各门学科都有很深的造诣，并且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1961年，丁声树先生接任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主任和《现汉》主编，他把全部精力都献给了词典事业。他夜以继日地工作，收集资料、制作卡片、核查材料，校订稿样。他虚心听取各方面意见，以高度的责任心对词条审定修改，使全书的水平不断得到提高。1965年印出试用本，1973年出版内部发行本，成为真正意义上对读者的第一次发行。1975年又经修改，1978年12月正式出版发行。他博学多识，勤奋严谨，对工作鞠躬尽瘁，《现汉》的成就是与丁声树先生的贡献分不开的。
《现代汉语词典》由我国著名的文化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出版。商务印书馆是一家百年名社，是中国现代出版的发祥地。商务印书馆自创立之日起就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已任，服务于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已达107年之久。商务印书馆人才济济，作风严谨，出版物品质良好，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和良好的口碑。商务印书馆的汉语工具书编辑室的编辑，大多都是学有所长的专家。50年代以来商务印书馆编纂出版了各个语种、各门类的中外语文工具书数百种。这些工具书学术含量高、编校质量一流，在全世界具有广泛的影响，为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言的规范化，为促进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纪念大会上，与会专家指出，虽然近十余年，我国学术研究繁荣、辞书出版繁荣，但是由于巨大的利益驱动，导致一些学术领域和出版领域风气浮躁，在辞书出版繁荣背后，存在着越来越严重的质量之忧，盗版、抄袭剽窃和仿冒跟风等不法行为大行其道，虚假炒作现象日益严重，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市场手段”，导致一些劣质工具书盛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陆俭明等专家认为，吕先生和丁先生在《现代汉语词典》的整个编纂过程中，言传身教，创立了一种良好的辞书编纂风格，具体体现在主编不虚设，负起严把质量关的责任；词典编纂以学术引航；以正确的语文规范观指引语文规范方向。专家们呼吁，学界和出版界应抵制不良风气，弘扬《现汉》精神。专家们纷纷发言，对《现汉》精神进行总结：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尊重读者、服务社会的责任意识，甘于寂寞的奉献精神。
第一、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与当下抄袭成风盗版横行形成巨大反差的是《现汉》一开始就具备并坚持至今的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现代汉语词典》一开始就制作了科学、严格的工作程序，收集汉语言资料卡片100万张，并严格按照所订的工作程序进行编写，以确保词典的编纂质量。与现在少数挂名主编不同，作为《现汉》主编、编审的吕先生、丁先生和李荣先生，一条一条亲自仔细审阅，从而确保了《现代汉语词典》的质量。著名语言学家陆俭明教授认为，吕叔湘、丁声树、李荣等学术大师“不仅把自己深厚的学养浇灌在辞书里，而且还言传身教，把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传给了编写队伍。”《现汉》在一个个词条的注音、义项分合与排列、具体释义、举例等项目的背后都必须以学术研究作为支撑，有充分的语料、作深入的研究、并充分吸收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现代汉语词典》出版后一直在无形中起了指引规范方向的作用，对语文规范标准中存在的问题，既不盲从，也不回避，而是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加以妥善处理，以有利于规范的贯彻和修订。因此，得益于《现汉》的这种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现汉》成为历次国家语言文字规范的重要依据，对汉语言文字的规范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第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现代汉语词典》是一部原创性辞书，他开辟了辞典编纂理论和工艺方面的众多先河。出版以后，不断与时俱进，根据学术研究的成果和汉语言的发展变化，历经多次修订，出版了1983、1989、1996、2002等不同程度的修订、增补本。它以科学性、规范性、实用性和创新精神，成为我国语文词典编纂工作的杰出代表，在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方面，在我国的语文教育、语文应用及理论研究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从而受到社会广泛欢迎和重视。到现在，这部词典在我国内地已经印行三百二十多个印次，发行量达四千多万册，在韩国、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还有当地的版本发行。因此这部辞书先后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成果奖、国家辞书一等奖、国家国书奖、吴玉章人文科学奖一等奖。
第三、尊重读者、服务社会的责任意识。《现代汉语词典》是推广普通话、推行现代汉语规范化为主要目的的，她出版以来，服务于语文教学、语言学研究、广播电视、文艺创作等领域，一直是广大师生，尤其是中小学师生、研究人员、记者、编辑、播音员、主持人、文秘甚至是法官等几乎社会各阶层人士必备的语文工具书，也是制订国家有关语言政策法规的重要依据。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组著名播音员李瑞英谈到“作为我国语文词典最高水平的《现代汉语词典》，是我们播音工作者几乎每时每刻都离不开的案头书”。北京语言大学教授赵金铭认为，《现汉》是对外汉语教学的案头必备书，“不论是备课、出题，还是改作业、编教材，《现汉》都是最常用的工具书；学习中时常查检，须臾不离”。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语文》主编侯精一先生认为“《现汉》被放置在许许多多家庭的案头，人们用它来解决所遇到的汉语词汇问题。4000万册的发行量，有力地证明《现汉》是进行汉语规范化的最得力的工具。《现汉》对汉语规范化作出的历史贡献是巨大的，《现代汉语词典》功不可没。”为了保证《现代汉语词典》的精品权威地位，多少年来，《现代汉语词典》的编辑收集读者的意见，答疑释惑；作者、校对和印制人员也决不放过任何一点瑕疵，《现代汉语词典》的作者和编辑每隔几年都要根据新的学术成果和语言发展变化，对词典进行修订。虽然当下辞书界出现各种消极现象，但是《现代汉语词典》仍然以读者利益为第一位，尊重语言科学研究成果，坚持学术精神，坚持高品质出版，辞典质量从不因为追求经济利益而有任何的下降，反而在装帧、印刷、用纸等各方面照顾到读者的需要和经济承受能力。
第四、甘于寂寞的奉献精神。参与《现代汉语词典》编纂工作的都是蜚声中外的语言学大家，除了吕叔湘、丁声树、李荣之外，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陆志韦、陆宗达、石明远、王力、魏建功、叶籁士、叶圣陶、周定一、周浩然、周祖谟、朱文叔等，在审稿中，认真阅读，不放过任何一点可疑之处，把自己在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都无私地奉献给了《现汉》事业。作为主编、编审的吕先生、丁先生和李荣先生都亲自动手，一条条地仔细审阅。在那个物质和精神环境均不宽裕的条件下，李荣先生为此看瞎了一只眼睛，主编丁声树积劳成疾，在《现汉》付梓之际病倒。对于凡事无不打上商品经济烙印的当今社会，对于一些学者和出版商，抄袭成风、炒作严重的消极现象，与会专家强调“要大力宣传、提倡《现汉》精神，以期辞书学界和出版界不被污染，保持原有那种良好的编纂学风，不断推出各种类型的高质量的字典、词典，以服务于社会”“要更好地发扬吕叔湘先生提倡的崇尚科学、严谨务实的良好文风学风，保持读书人的学术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