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领袖达赫兰
一些妇女穿着套服，有不少人用头巾稍微遮住了头发，只有一个人身穿保守的伊斯兰服饰，从头到脚都是黑色。
她们都是“巴勒斯坦妇女事务技术委员会”成员，6月份她们在加沙城一个宾馆的会议室开了一个题为“加沙撤离之后”的座谈会。窗外的声音让她们感到不高兴。
和其他巴勒斯坦人一样，这些妇女想知道领导们究竟有什么计划。她们知道以色列总理沙龙说过，他将于明年把以色列定居者和军队撤出加沙，她们知道巴勒斯坦各派别已经开始争夺加沙管理权。
由前议员、前部长和一个民兵领袖组成的领导小组没有给她们答案。
59岁的里达·阿瓦达拉是“劳动妇女联盟”成员，当她得到提问机会时，就问道：“你们让我感到沮丧，可能我不明智，但我以前就听到这些消息，下一步准备怎么办？”
一些巴勒斯坦人把以色列的撤出视为建国的新机会，想趁机把加沙建成一个扩展到西岸的自治典范，最终成为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
但阿拉法特胜利回到加沙按《奥斯陆协议》实验自治的10年后，这些未来的领导们艰难地向前走，他们说，摆在巴勒斯坦面前的另一条路很明显：由军阀和武装分子统治的一个个贫困的地盘。他们害怕这个结果会危及到他们的民族运动。
小组成员们被这些悲伤的问题所困扰，其中一个议员兼政治学家兹阿德·阿布·阿姆尔最终回击道：“在关于你们的痛苦问题上，你们想让我们撒谎吗？你们知道谁在决定一切？阿拉法特没有为巴勒斯坦人民提供一个美景。”
当他说话时，屋子里嗡嗡声不断，穆罕默德·达赫兰在身强力壮的保镖护卫下，大步走进门来，他将接着发表谈话，题目是《独立幻觉》。
达赫兰多年来一直担任加沙预防性安全部队的领导人，这里的人对他怕多于爱。
但由于他在加沙力量强大，并且发动政治运动，以色列、欧洲和美国都欣赏他。他视以色列的撤出为一个机会，对巴勒斯坦人和他自己来说都是如此，于是决心利用这个机会。
和其他很多巴勒斯坦人一样，他说以色列通过打击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有意播种混乱，以色列对此予以否认。如今达赫兰说，如果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失败了，以色列将以这里为例，拒绝从西岸撤军。
达赫兰不是一个鲁莽的人，他说的话都经过深思熟虑，但依然带来一些问题。调解人不想让那位一身黑色打扮的妇女说话，但她却抓过麦克风对达赫兰的讲话发起尖锐挑战。
达赫兰也高声反击，他的信息也越加明确。他问巴勒斯坦人是否想学伊拉克或者利比亚，巴勒斯坦或者把加沙建成一个模范，或者拥抱“混乱和破坏”。
这位巴勒斯坦领导人一遍遍夸耀着自己的成就，他继续说：“我们在欺骗自己，既没有营造和平，也没有发动战争，我们两者都没做到。现在我们必须决定了：我们是要战争，还是要和平？如果要战争，我将是第一个拿起机枪的人。”
近日的一个夜晚，达赫兰在他的办公室里从笔记本上撕白纸，并扬起这页纸，他说，这是他追随阿拉法特领导的主流运动“法塔赫”25年来所得到的全部命令。他谈到没有点名的法塔赫领导人时说：“他们反对起义，但同时他们又投身起义；他们反对恐怖主义，但他们又实行恐怖主义。”
他说抉择的时候到了。“我们站到十字路口，”他说，“或者走向巴勒斯坦独立，或者走回到索马里。”
严格地说，想在贫穷而矛盾尖锐的加沙正常生活是个历史性悖论，而达赫兰想把这里建成巴勒斯坦国的基础。但他和其他巴勒斯坦政治家们感觉到，在加沙好战运动的背后，是死亡、绝望和对变革的渴求。他说：“够了够了。”
哈姆迪战士
在到处充满了死亡图画的加沙，这种态度很少能看到。这些画面传递的信息很清楚：它们不是痛苦和损失，而是英雄主义、牺牲精神和超凡魅力。
有一幅画画的是栩栩如生的哈姆迪·穆赫辛，他身着军服，拿着一支步枪进行激烈战斗，背景的天空被绘成红色和金色。
哈姆迪不是一个好战分子，而是向以军扔石头时被打死的14岁男孩。当他的父母委托52岁的法耶兹·阿尔－哈桑尼为自己的儿子画像时，他们要求画家把儿子画成一位战士。
哈桑尼长期以来画的都是“一些美丽的事物”，如起义前的黑眼睛妇女，他很为自己的儿子担心，因为只要以军士兵袭击加沙城，儿子就会冲出去观看。他说：“我称这为观察死亡，太可怕了。”
武装冲突依然会激起很多巴勒斯坦人的想象，或者使他们感到解脱，而且冲突也让世界把注意力放到这里。不过虽然这里的人们对以色列的战术感到愤怒，依然渴望得到更为正常而安全的生活。街上的宣传画没有表现出这种斗争，但它却持之以恒。
巴勒斯坦人的渔船依然在夜晚出海打鱼，加沙海滩上每天的游泳者拥挤不堪。在加沙地带南部尽头因暴力冲突而严重受损的拉法赫难民营，40岁的马赫默德·朱马重建了他那4月份被以军摧毁的动物园，他雇用23岁的哈尼·阿尔－纳贾尔在重建的墙上绘上新壁画。
在一个炎热的6月的早上，纳贾尔正在画一个葵花鹦鹉，这跟他通常画的不一样。“人们喜欢这里，”他说，“孩子们喜欢。起义只是死亡。”
一天晚上，在加沙加小海港的防波堤外，20岁的商业渔夫福阿德·阿尔－哈比尔从一艘渔船的浅蓝色甲板上跳入海中。
44岁的学校顾问萨巴赫·哈尼姆静静地看着几十个渔夫在甲板上排队比赛，这些人身上沾满了泥土和水，他们不为别的，只为享受日落前的平静生活。
但没有人能置身冲突之外，哈比尔对以色列人把他这样的渔夫限制在一小片海域之内的做法非常恼火，哈尼姆则说，他想到一名14岁的学生，他说：“他想死，因此一切都是悲伤的。”
在附近码头上跳过水后，两个男孩从海里出来，他们中的一个是14岁的穆罕默德·萨拉马，这个孩子掀起衣服展示左边大腿处的伤痕，那是他和数千名孩子跑去观看以军袭击时被打伤的，哈姆迪·穆赫辛就是在那天死的。
穆罕默德说，他梦想成为加沙医院的医生，“为受伤的人进行治疗”。
加沙的痛苦
在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之后，加沙被埃及所控制，而约旦河西岸则落入约旦手中。
埃及人和约旦人不一样，他们没有给巴勒斯坦人公民权或护照，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教育和工作机会都比较多，因此经济上比较富裕，很多人更世俗化，加沙在同一时期则停滞不前。在1967年战争中，以色列把西岸和加沙都占领了。
如今64%%的加沙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日均收入不足2美元，相对来讲，在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中，只有三分之一多一些的人处于贫困之中。
和西岸不一样，激进的“哈马斯”在加沙比阿拉法特领导的“法塔赫”更受欢迎，据调查，四分之一强的加沙人支持哈马斯，法塔赫的支持率稍弱。
但这并非说哈马斯的意识形态就获得胜利，“巴勒斯坦政策与调查研究中心”的政治学教授什卡基说：“恰恰相反，巴勒斯坦公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奉行折衷主义。”根据什卡基3月份的调查，即使在加沙，还有70%%多的人支持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后实现和解。
哈马斯支持率的走高只是表明人们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法塔赫的厌恶。
加沙的痛苦不仅培育了对以色列的愤怒，而且也滋生出对巴勒斯坦领导层的厌恶。去年6月，一群要求得到住房的巴勒斯坦抗议者封锁了一条通往埃及的道路，威胁要绑架所有从这里经过的巴勒斯坦部长。第二天，加沙城示威者上街要求得到工作，他们朝巴权力机构的一个办公室扔石头。37岁的示威者阿赫迈德·苏克尔问道：“我们的孩子怎么办？(他们这样受苦)是因为偷吗？因为杀吗？因为搞恐怖主义吗？”
在采访中，抗议者说，他们谴责的不仅是因以色列围困而虚弱无力的阿拉法特，而且谴责他身边的部长们。 新的管理机构
达赫兰两年前就承认，巴权力机构失去了支持，甚至也失去了合法性。他辞去安全主管的职务，与巴高层领导保持距离。
达赫兰今年43岁，是在以军领导下成长起来并参加过1980年代后期第一次起义的法塔赫成员，他们在以色列监狱学习希伯莱语，读以色列报纸，然后当阿拉法特结束流亡与其他革命者回到巴基斯坦时，他们成为议员或安全官员，有些人和达赫兰一样，由于在政府中任职而变得非常富有。
不过这些人也对他们称之“反对派”的哈马斯感到不安，该组织在2000年开始的第二次起义中声望大增。
他们了解巴勒斯坦人，认识到法塔赫所支持的和平协议是如何崩溃的；他们也了解以色列人，目睹了法塔赫在新起义中所扮演的血腥角色是如何离建国梦越来越远的。 达赫兰对这个妇女组织说：“有两种途径可以实现变革，政变或选举。政变不是巴勒斯坦人所想要的。” 达赫兰成功地促使阿拉法特允许加沙地带的法塔赫在内部进行选举，这些选举目前正在进行，对那些要求获得选举权的人来说，这是个胜利。达赫兰希望，他们在明年初能构造出一个新的管理机构，使他和盟友拥有为法塔赫和加沙制定政策的合法性。 达赫兰的一些盟友说，阿拉法特走开的时候到了。一个加沙的非政府组织领导人哈利德·亚兹吉说：“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哪里也去不了。”亚兹吉从前是阿拉法特首席司仪。 达赫兰小心翼翼地不直接挑战阿拉法特，当听到阿拉法特驻加沙的代表也宣布参加加沙地带的法塔赫竞选时，他笑了起来。“太好了，”他说，“这意味着我们也是阿拉法特的一部分，我们没有反对阿拉法特，我们反对的是阿拉法特身边的腐败分子。”他说，他想让阿拉法特“为选举结果祝福”。 当达赫兰在按自己的战略行事时，阿拉法特的代表正与巴勒斯坦的其他派别就以色列撤离后如何管理加沙讨价还价。 哈马斯拒绝加入巴权力机构，自从沙龙计划不签署和平协议就单方面撤离后，哈马斯领导人就说，他们认为自由行动的机会到了。 巴官员希望以方撤离及随之而来的外国援助将给加沙人带来新的平静，从而使他们反对威胁到平静生活的好战组织。 孤立的阿拉法特 巴勒斯坦的暴力冲突已经转向内部，1996年，达赫兰根据阿拉法特的命令打击哈马斯，他本人也获得“冷酷”的名称。 达赫兰说，当他于2001年秋天辞去安全官员职位不久，以色列打死巴武装分子，并对巴勒斯坦人施加压力，此时巴权力机构再想在打击巴武装派别上得到公众支持是不可能了。两年后，巴权力机构更加虚弱了。巴安全部队由于长时间没有活动，与其说是执法机构，不如说是阿拉法特和其他人的私人民兵。巴官员和西方外交官说，达赫兰通过盟友继续保持对“预防性安全部队”的控制。 最近，加沙安全部队与其他派别及一些强大的家族发生了冲突。 巴安全部队并不缺乏人手，他们在加沙有2.4万人，比西岸多得多。在巴勒斯坦分析家眼中，他们所缺的是清除武装分子甚至罪犯的政治合法性。 加沙的巴“民族安全”力量指挥官赛义卜·阿尔-阿吉兹少将与埃及关系密切，他说：“这就是为什么与那些派别达成协议是那么重要的原因，跟他们达成协议，我们才有权实施法律。”他坐在加沙城的办公室里，窗子用胶带固定住了，以防以色列火箭袭击。 阿吉兹将军说，他要求埃及提供防暴设备，其中包括盾牌、催泪弹和橡皮子弹。他说一旦新政府成立，他就能打击那些“没有政治目的，只是进行毁灭”的巴勒斯坦人，因为这些人“向以色列开火而破坏这种协议”。 要想达到这一步还尚待时日。去年10月15日，美国外交使团遇袭，3名美国安全专家丧生，阿吉兹负责调查这起事件。 他暗示说，他找到了嫌疑犯，但由于害怕这些人逃跑，没有说出他们的名字。当问到为什么不逮捕这些人时，他说：“在这种糟糕的安全形势下，我们怎么能逮捕人呢？那样做只能恶化局势。” 这一事件严重伤害了本来已经很脆弱的布什政府与巴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美国外交官不再去加沙，阿吉兹造成这一决定。 他说：“我鼓励美国人不要来这里，我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 失去的儿子 当安全部队无所作为时，“烈士”们的宣传画开始急剧增加，暴力根植到社会之中。 阿拉法特驻加沙的高级代表阿赫迈德·赫利斯有一个漂亮的办公室，里面挂着儿子穆罕默德的大幅照片。今年初，穆罕默德在加沙与强行关闭学校的以军士兵发生的冲突中丧生，年仅17岁。赫利斯说，当儿子带着枪而不是书包上学校时，他感到害怕，但没有制止儿子的行为，他说：“我不能在推动人们出来战斗的同时，把儿子留在家里。” 在几个街区之外的加沙社区，55岁的乌姆·尼达尔·法拉哈特也被死者的照片所包围。 一幅有背光照射、2英尺长2英尺宽的标记挂在他的煤渣房门上，后面是两个儿子的照片，他们都是哈马斯武装分子。另两个儿子在战斗中受过伤，第五个和第六个儿子目前在以色列的监狱里。 法拉哈特想把以色列人赶出巴勒斯坦的历史领土，就是把以色列人赶进大海，她认为自己的儿子们正在为这一目标而战。赫利斯则倾向于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他认为自己的儿子是为保卫加沙而死。 尼达尔·法拉哈特死时留下一个4岁的儿子伊马德，这个男孩梦中还会见到父亲，并且乞求祖母带父亲回家。法拉哈特说：“我告诉他，‘有一天你也会成为烈士，然后你就能见到父亲了’。 三代人的命运 4年前还有一次“或者可以”，当时巴勒斯坦谈判代表就如何分割耶路撒冷与以色列进行激烈争吵。如今不仅美国，连联合国和埃及都站到沙龙一边，巴勒斯坦领导人则为如何管理加沙而争吵不已。 在巴勒斯坦改革者和其他政治家之间，有一种伤感的怀旧情绪，他们回想着奥斯陆协议时期的和平岁月和曾经计划的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民主巴勒斯坦。 他们坚持说，以色列应为这一切负责，是以色列的占领、军事压力及对巴权力机构的打击造就了这一切的。但他们也说，巴勒斯坦人失去了对民族主义运动的控制，国际形象遭到严重打击，当美国、欧洲和阿拉伯世界在“9·11”事件发生后态度大转变时，巴勒斯坦没能及时适应这种局势。 他们谈论失去的历史机会，这个机会被暴力冲突所破坏，伤害了一代人。他们不理解，当年阿拉法特和以色列前总理拉宾在白宫前曾经进行极具象征意义的和解握手，现在怎么会变成以隔离墙为象征的分离和疏远，而且新的隔离墙在西岸还在继续修建。 有一个时期，伊莱亚斯·胡里认为自己是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桥梁，他的家族在1948年失去了土地，但他父亲取得以色列的公民权，并且相信能依照以色列法律把土地要回来，伊莱亚斯·胡里还考进希伯莱大学，后来成为律师。 1975年，胡里的父亲达欧德路过耶路撒冷锡安广场时，巴勒斯坦人放置的一颗炸弹爆炸了，他和其他13人都被炸死。 伊莱亚斯·胡里继续父亲的事业，赢得与犹太定居者的官司，要回了失去的土地，这是一件划时代的事。他把孩子送到耶路撒冷的学校。 一个3月份的夜晚，他的儿子乔治到耶路撒冷北部的法国山玩时，被“阿克萨烈士旅”成员打死，该组织还声称打死的是一个犹太定居者。以色列1967年占领了法国山。 乔治·胡里能说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希伯莱语和英语，在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中都有朋友，当时正在希伯莱大学学习。他每天都跟在苏格兰演习的大哥大卫打电话，在笔记本中记录商业思想。他会弹钢琴，还想学萨克斯风，死时还拿着一个爵士音乐会节目单，时年20岁。他代表了几年前本来有机会成为现实的新中东。 他留下了心碎的父亲，伊莱亚斯·胡里只能在梦中见到心爱的儿子。 在今年春天的一次谈话中，伊莱亚斯·胡里说，他曾经思考过什么能解释他的损失。当他父亲1975年被炸死时，他说那时没有哈马斯，没有奥斯陆协议，没有住在拉马拉的亚瑟·阿拉法特。 他坐在还收藏有乔治小时候穿的鞋子的卧室里说：“当时只有占领。我得出结论，在我、我的父亲、儿子和其他人以及失去心爱的人的以色列人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一种病态的表现，这种病就是占领。” 他说，占领伤害了巴以两个社会。以色列失掉了20年前所持有的价值观念，然而他说以色列现在已经成熟到能够接受巴勒斯坦建国了。但他说，巴勒斯坦人需要外界帮助管理自己的事务，他引用《古兰经》中的话来解释这是为什么：犹太人在摩西的带领下出埃及后，在沙漠中徘徊了40年才抵达流着奶与蜜的以色列，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说原因就是犹太人以前一直在埃及当奴隶，没有能力建设国家。 他说：“这是痛苦的，但我们必须面对现实。作为律师，我只看事实。第一个事实就是巴勒斯坦社会作为一个集体，还没有准备好领导自己。” 他说，巴勒斯坦领导人放弃了法律和秩序，对巴勒斯坦社会的基本价值也毫不尊重。“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价值就是生命神圣。”他说。 阿克萨烈士旅发现在法国山的暗杀是错误的后，发表声明表示歉意，并宣称乔治·胡里是烈士。伊莱亚斯·胡里说：“他们的话更加让我受到伤害。” 胡里不想要赞美自己儿子或者他人儿子的死的文化，他说：“我儿子不是烈士。”世锋编译自《纽约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