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曦
“善后”是个令人不爽的词儿，但如果善后不“善”，则更是件令人恶心乃至切齿的事情。
安徽阜阳“空壳奶粉”事件后，善良的人们一直期待能看到奶粉事件有个“光明的尾巴”，但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却看到了一连串蹊跷的“善后”，一串耐人寻味的“特别保护”法则。
其一，阜阳劣质奶粉事件曝出后不久，新闻媒体欲采访事件当事人时却遍寻不着，原来，他们被阜阳市有关部门送进了阜阳生态园“特别保护”了起来。
其二，不少在国务院调查组赴阜阳期间享受免费治疗待遇的婴儿，在调查组一离开当地后，“免费午餐”立即中断，理由是“不符合免费治疗条件”等等。此时，根本没有人站出来给他们“特别保护”。
其三，小奥强是揭开阜阳“空壳奶粉”事件的小当事人，也是受害人，但国务院调查组离开阜阳两个月后，直接销售劣质奶粉给小奥强家人的商贩至今仍未到案。而据有关媒体报道说，该商贩一直躲在太和县的家中，但有关部门却称其已脱逃，一时无法追捕。可称得上是典型的懒得“特别保护”。
其四，6月22日，新华社安徽记者站的文章《阳奉阴违为哪般》披露，阜阳市太和县因劣质奶粉事件被撤职开除人员仍在上班，这更是典型的阳奉阴违、哄骗国务院调查组和全国人民的行为。人们不禁要问，谁在“特别保护”他们？
…… ……
够多了。如果说，出现这个震惊全国的“丑闻”并“不足为奇”的话，那么，接下来一连串龌龊的表演恐怕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不过，看多了事故新闻，我们不难发现眼下的“善后”手法确实在“与时俱进”。譬如说煤矿事故———瓦斯爆炸也好，透水也好，只要是有人遇难，一般“升井”（将遇难矿工尸体运上井来）都是在晚上。这看起来是工作进度使然，实际上有经验的人都知道，晚上“升井”，遇难矿工的家属很难在现场，有关部门也就少了很多“麻烦”。“升井”后的一切，很自然趁着黑暗被“特别保护”起来。
在很多灾难性的事件中，特别是有人员伤亡的事件，死难者家中往往即刻进驻工作组，其中必有当地公安。说是安抚死难者家属（可能也确实安抚了），但同时也起着隔离和监视死难者家属的作用。免得他们赶赴现场呼天抢地，免得他们找来新闻媒体公开报道，免得死难者家属串到一起商量对策……这些都是变了味道的“特别保护”。
但在另外一些特别场合，比方说赔偿、惩处责任人、问责官员等时，他们或拖拖拉拉，或消极不为，或官官相护。他们的“特别保护”之器如何用、用给谁，全围绕着他们的乌纱转，或者说是围着自己的名利转。说白了，我们“情为名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立党之本，在眼下的很多环节，并未被落到实处。
阜阳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当地一些官员在事件发生后，最关注的并非受害婴儿及其家属，而是上级调查组的动向，如何写好汇报材料……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不少领导干部都高速运转起来，忙于应对上级调查和媒体诘问，但是，本该是漩涡中心的入院婴儿家属，却依然孤寂地为输液费没有着落而发愁，更鲜有领导干部去看望或安抚。
如果说灾难的发生，暴露了有关部门的工作疏忽，那么灾难后“特别保护”法则下的“善后”，则暴露了一些人的麻木不仁和居心叵测，很大程度上是在保护他们的“恶前”。
如果说制售劣质奶粉的奸商是污染了“水流”，那么有关部门的“恶前”及“善后”处理方式则是污染了“水源”。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句因果报应的话和普通的道德伦理，或许根本打动不了那些铁石心肠之人。所以，我们的社会亟须磨利法律和制度之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