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明
职称外语考试，因为“考非所用”，被诟病多时。7月7日，《法制日报》刊登了行政法学家何兵博士的看法，认为现行的全国职称评定、职称外语考试属于行政许可的范畴，属于《行政许可法》第十二条第三项所规定的关于公民资格、资质的认定的事项。所以，人事部的职称外语考试制度涉嫌违反行政许可法。
何兵博士关心的是外语考试的问题。笔者感兴趣的，却是“职称”究竟是不是《行政许可法》第十二条第三项所指的公民职业资格。
所谓“职称”，完整的说法是政府人事部门评核的专业技术资格。长期以来，我国的单位实行专业技术职务专门化的制度，即是持有专业技术资格者，方可当任专业技术职务。一个人想要当会计师，必须要有会计师资格；想要当大学讲师，必须要有讲师资格。然而，此项制度仅适用于公有制单位的有编制的国家干部。比如何兵博士，如果他把职称抛弃掉，但又继续从事教学研究工作也是有可能的——他可以被李嘉诚先生开办的长江商学院聘为终身教授，也可以到著名的民间研究机构天则经济研究所当专职研究员。传统的公有制单位，也可以用“聘用制”的方式聘请没有国家干部身份、自然也没有职称的人员：最近上海液压泵厂的“工人”李斌被上海师范大学聘为教授就是一例。
可见，“职称”跟执业医师资格、注册建筑师资格等不同，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公民职业资格。不过在某些行业，由于公有制的垄断地位，“职称”事实上成了一种职业或者职务的准入性资格。还是以学校为例，截至2004年6月28日，整个中国有民办高校216家、公办高校1995家。这两百来家的民办高校，并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教员评价体系，还是看政府评的教师职称。一个青年人，如果他把大学教师作为自己的理想职业的话，很难想象他会对职称置若罔闻。因为体制外的机会，毕竟是少得屈指可数：“工人教授”李斌之所以出名，就因为他是绝无仅有的例子。在这种情形下，大学教师职称制度导致的实际社会效果，跟法律强制性的职业资格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另外一些系列的职称，故事就截然不同了。民营和外商投资的工业企业，很少会要求它的工程师持有政府的工程师职称。这些企业，尤其是世界500强的外企，自身有一套严密的工程技术人员的等级评核制度。笔者曾在一家大型外企打工，那里将工程师分为四个级别，每晋升一级都要经过严格的考察。对比之下，国家单位里面通过考外语、发论文的方式来进行的工程师职称评核就显得有点儿戏了。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假设：一位青年大学教师，希望当副教授、教授，可是他不想考职称外语考试。为此，他引用《行政许可法》第十二条第三项提出行政诉讼。我认为，他胜算的机会还是有的，理由正如何兵博士所说的那样。可是，如果是一位希望拥有工程师职称的工程人员，提出同样的诉讼，结果又会怎么样呢？恐怕不妙了——你有本事可以不打国家工，跑去世界500强。政府工程师职称不是当工程师的必要条件，跟行政许可搭不上关系。
高校教师职称和工程技术职称，是同样目的、同样时间、同样方式设计的职称制度，发生的故事却大不相同，公民享有的择业权利也相去甚远。究其原因，是教育领域的不开放与工商业领域的开放。可见，要保证民权，仅仅制订法律和制度是不足够的，还要竭力保证建设法律和制度的整个过程遵循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