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文是美龄之兄长，若按封建时代的身份论，乃国舅爷也。但他的发达，靠的不是妹夫的提拔，而是自己超众的理财能力。这位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不到30岁即成为国民党的大管家，历任中央银行行长、财政部长、外交部长、中国首任驻联合国大使、行政院院长。这所房子是1933年始建的，1945年“还都”后，又重新建造了一遍。整个宅子是西班牙风格，造型十分别致，最奇的是斜斜的屋顶上覆着厚厚的芦荻，故时人称曰“茅草屋”。把乡村的情调弄到自家宅门上，既显示了设计师的精妙构思，也体现了主人的审美情趣。宅前的雪松，当是昔日种植，阔如华盖，浓荫蔽日，器宇轩然。
陈诚宅局部
由于宋氏家庭的极为特殊的地位，此宅一直是达官显宦的俱乐部，曾任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张学良也常来此做客。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猝发，宋宅立马成为政府要人们频频聚首之地，宋子文、宋美龄兄妹主张与张学良、杨虎城谈判以解决事端，何应钦等却力主武力讨伐，一时间，主和派与主战派难分高下。几日后，宋子文仗着与张学良的交情两赴西安，与蒋、张、杨等会晤多次，为和平解决事变立下了功劳。
然而，刚愎的妹夫的食言，又令宋子文颇感尴尬。距此宅不远的东北坡上的那栋古典式二层建筑，就是证明。12月25日，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南京后，立即受到军法审判，是年的最末一天，他被判刑期十年。翌年岁首，政府颁布特赦令，但要军事委员会对其“严加管束”，实则幽禁起来。曾以人格担保张学良人身安全的宋子文，此时已无力回天，只好力争将“少帅”接至家中囚禁。那栋绿丛中的房子，就成了令人黯然的“囚张楼”。
离开南京的宋子文与孙科一样，也是径直去了美国，77岁那年死于旧金山。
周恩来宅
下了北极阁，再上傅厚岗。该岗当年一定是座小小的荒芜山岗，上世纪30年代开始被各色人的公馆所覆盖，1932年画家徐悲鸿来此买下二亩荒地建公馆，教育家张伯苓也在这里购地建了公馆，抗战时，他的南开学生、中共代表周恩来向他租借此宅做了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叶剑英、李克农等就成了中共驻此的常住人口。
当初的高档住宅区，现在成了人口密集的闹市。不过，傅厚岗30号仍算得上是一座闹中取静的去处。别看这里现在是“江苏省省级机关第一幼儿园”，紧闭的大铁门上绘着长颈鹿、熊猫、小象等动物图案，但在上世纪40年代的最后几年，这里却是戒备森严的副总统李宗仁的家。
叩开铁门，迎面是一座灰砖二层小楼。庭院不大，却也有假山水池。据称这儿本不是这位桂系领袖的房产（李氏在首都居然没有自己的住宅），这里是1947年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后，国民政府从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首都警察厅厅长姚琮手里买下的。一个叫沈醉的前国民党军统高级特务，获特赦后写过几本引人入胜的“军统内幕”一类的书，称曾受蒋总统之命在李副总统宅前秘密布置杀手，以备蒋随时下令除掉政敌，云云。此孤证也，姑妄听之。
宋子文旧居
从傅厚岗西行，未久，便从长满巨大的法国梧桐的大街上，驶进一条槐树装饰着的小街中，眼前不觉一亮。想不到，南京还如此完整地保留着名人聚落的原貌。这条小街，叫颐和路。
最先“遭遇”的是颐和路34号，这是担任过陆军总司令和参谋总长的顾祝同的官邸。顾祝同就是江苏本省人（苏北涟水县），也许正是因本地出身，蒋才让他出任过江苏省政府主席。这位毕业于保定军校的学生，从下级军官开始干起，一路打过来，终至陆军一级上将。他对“党国”的贡献不可谓不大：曾任黄埔军校战术教官、管理部代主任，北伐时任第一军（军长为蒋介石兼）第三师师长、第九军军长，定都南京后，他任国民政府警卫军军长，以后迭任军中要职。1941年初的“皖南事变”，就发生在他任司令长官的第三战区内。这个“国军”的参谋总长，倒也尽职尽责，他从成都逃往台湾时，已是1949年12月。1987年顾氏在台湾病逝时，已是94岁高龄。
颐和路全是独门独院的洋楼，顾宅尤为显眼：宽大的铁门，黄色的高墙，三层洋房隐于葳蕤的绿树后，十分神秘。敲开铁门，有军人堵住，称不得参观，也不准拍照。
相邻的那个院落（颐和路38号）也是这般规矩，尽管院内建筑正在大修，大门洞开，主楼已经被脚手架围满，但看门老人依然十分认真地警告：站在原地看看可以，但不能拍照。
显然，这两个院子，都属军队管辖。
不过，正在大修的这座洋楼，当初一定戒备更严，因为这里曾是汪精卫的住处啊！
汪精卫早年也算一位热血汉子，晚年竟成为近代中国的头号汉奸。这所宅子，楼大院小，显得很不协调，如同主人，心气颇高而节操过低。汪精卫由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国民参政会议长，不惜沦为日军卵翼下的伪国民政府主席，真是从天上掉进狗屎堆里。在他叛国投敌的过程中，其粗俗丑陋的老婆陈璧君起的作用不可低估。这位陈女士把自己的家也当成了“维新政府”的组织部，不光干预自己男人的事儿，而且还亲自组织势力，结党营私，因而被人称为“官邸派”领袖。
1942年5月21日，汪氏在此宅庆祝他的60岁生日，前来祝寿的警察总监苏某手捧请人制作的汪主席石膏塑像以为贺礼，却不料心情过于激动，连带手也发颤，竟当众摔碎于地下！汪精卫不禁失声惋叹：“完了！”众汉奸皆以为“汪主席”此语不祥，预言身败名裂，无不面面相觑。两年后，汪氏遇刺时留在体内的子弹毒性发作，不得已去日本治疗，便再也没回来，直到日本人用专机将他的灵柩送回南京。有意思的是，这位孙中山遗嘱的记录者，遗体葬于中山陵旁的梅花山上，而且，陈璧君还在他的口袋里，装进了“魂兮归来”的纸条。抗战胜利后的国民政府，自然不会让汪氏夫妇安稳，他们派工兵炸毁了汪墓，火化了尸体，逮捕了陈氏，没收了此宅。因拐角不远处即是美国大使馆，所以，战地服务团接收这里后，又将它改做美军军官俱乐部了。
说到美国人，自然不能不提到他们的二战英雄、五星上将马歇尔先生。美国不设元帅一衔，五星上将为最高军衔，故民国报纸均称其为“马帅”。“马帅”是作为美国总统特使来华调停国共两党纷争的。但此老马并不识中国政治之途，在枉费心机地跑了一圈儿之后，终于告负，打道回府，当他的国务卿去也。他的故居，就在距颐和路极近的宁海路5号。
有趣的是，周围几条小街上，都是洋味十足的房子，惟独马歇尔住过的这幢房子，是典型的中式建筑。这里原为金城银行别墅，日军占领南京后，写下《拉贝日记》的那个拉贝先生，就是在这里带领他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全体成员，保护了大批中国难民。
这一带还有两位民国军界要人的旧居，一是普陀路10号的陈诚官邸，一是珞珈路5号的汤恩伯官邸。
陈诚也是保定军校的毕业生，也是国民党的一级上将，因辽沈战役失败而被迫辞去参谋总长一职，在此郁闷之极，以致咳血，蒙蒋介石、宋美龄亲自登门探视。后被蒋介石派去台湾先期经营。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原在大陆的军政高层没有几个得到重用的，大都给个虚衔养了起来，独这位陈诚，却大受抬举，相继出任“行政院院长”、“副总统”和国民党副总裁，真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统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