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肃的国家考试制度中居然发生了如此堕落的事情，实在令人深思，整个社会都为此蒙羞
2004年6月19日上午11点，吉林省吉林市北华大学的大四学生李小健，在长春职业技术学院G号楼外徘徊。这里是半年一度的全国英语四、六级考试现场。
在这等候的不只他一个人，仅仅在G号楼前，就有上百人，这些人在等候自己花钱请的替考枪手。这个考点的A-G号共7栋楼，座座如此，附近的两个大停车场早已车满为患。
陪李小健一起等人的梅兰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更多是开考后就走了，结束时再来接。
近年来，随着四、六级考试作弊现象越来越严重，每逢考试，枪手们就会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替考风气有多盛？是什么助长了替考风？枪手背后有怎样的利益链？
从6月14日开始，《瞭望东方周刊》在吉林省的部分高校进行了调查。
密集的枪手和极高的回报
令《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吃惊的是，在吉林大学校园里，枪手现象已是公开的秘密。
记者以报考英语六级为名，让人帮忙找枪手，而被找的人都能顺口说出四、六级替考的价格，还会告诉替考所需要办的假证件，并能十分容易地介绍几个有经验的枪手过来。
6月15日，经介绍《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见到了吉林大学前卫校区十分有名的大腕枪手梅兰平。
来自安徽的梅兰平1997年以极高的分数考进吉林大学某热门专业，2001年又考取了本校的研究生。由于年龄较同年级小两岁，成绩又很好，他被同学们称为小神童。他替人参加了3次研究生入学考试、2次司法考试，全都通过。据《瞭望东方周刊》了解，研究生招生的比例是30%，司法考试更难，录取比例低至7%。
他曾经替人考取了浙江大学、四川大学、吉林大学的研究生，其中考取四川大学的成绩是全校第四名，每替考一次研究生，他收费2万元，司法考试则高达4万元。如此算来，在他读研究生期间，当枪手的收入就有14万。
严肃的考试制度何以“堕落”考试制度何去何从
既然学术界有不同声音，教育主管部门应重视学生教师的意见。可以开一个听证会，决策应该更民主一些。
2004年6月19日，对重庆市沙坪坝区某高校的小刘来说如同一场噩梦。
他在当天的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中充当枪手被发现，在逃走的过程中，不慎从高处落下，导致头盖骨粉碎性骨折。
也就是在悲剧发生的前一个月，教育部5月20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像违规者宣战。
处理办法中明确规定，代替他人或由他人代替参加国家教育考试，是在校生的，由所在学校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直至开除学籍。
然而就是在重典之下仍然有人以身试法，一段时间以来，围绕四、六级考试的话题已成为热点，包括试题泄露、考生作弊等问题，被大面积曝光。
《瞭望东方周刊》在吉林发现的事情绝非个案，在所有人扼腕长叹时，人们不禁追问，一个严肃的考试制度何以堕落到这个地步？这个考试制度将何去何从？
为什么要作弊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是由教育部高教司主持，用以配合大学英语教学，力求对中国大学生的英语能力进行客观、公正、正确的评价。而这项考试实际运作中却成为很多学生的噩梦。
从1987年9月开始第一次四级考试，1989年1月开始第一次六级考试以来，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规模越来越大，已经从最初的10多万考生发展到2004年的570万考生。
与此同时，考试作弊之风逐年上升，为了应对作弊，2004年的四、六级证书不仅要贴上照片还要增加防伪标识，在今年的四、六级准考证上明文规定考试正式开始后，考生不得中途离开考场。
但还是出事了，6月19日，西北政法学院在上午的四级考试中有40多名枪手被抓，同一时间华中科技大学也揪出40多名枪手；6月20日，西安财经学院对6月19日四、六级考试中代考和找他人替考的9名学生作出退学处理。
北京一所非重点高校的大四毕业生齐佳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他很理解这些找枪手同学的心情，很多人本身不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再没有个英语证书，找工作就是难上加难。
再说如果到大四还没有拿到英语四级证书，我们就没学位证，那大学四年不就白念了，他们这么做也是被逼无奈。
这些迫于压力的学生，以及为晋升的社会考生，使枪手这个行当应运而生，其业务范围不仅限于英语等级考试，还包括成人高考、考研、计算机考试、雅思、托福考试等。
部分学生向《瞭望东方周刊》反映，他们中很多人处在恶性循环中，一二年级因为准备英语过级而荒废了专业课，三四年级为了补上专业课而把英语课程丢下。
在学习英语的时候如果只是以通过考试为目的，必然造成只重视应试技巧，忽视语言能力的实际运用和提高。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陈国华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谁为堕落的考试负责
四、六级考试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尴尬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对作弊的学生来说，症结所在还是因为英语四级证书和学位证书挂钩。
有专家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学生的毕业文凭是和外语挂钩的，将四级考试与发放学位证书挂钩于法无据。
在一些高校还出现了这种现象：大一新生不可以参加四级考试，因为大一新生的英语水平还不足以通过考试，这样就会影响整体的通过率，整体通过率是一个学校很大的政治。
从中国目前的英语考试现状来看，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借助于教育行政部门的要求，规模及影响越来越大，极有资格发展成为中国的公共英语测试体系。
很多专家认为，尽管如此，也没有必要将一个测评体系和其他因素挂钩，比如老师的评级、奖金等问题，这样是极不恰当的，这种压力也会自然地转移给学生，仍然是恶性循环，导致学生不满和抵触。
陈国华说，我们衡量一个考试要看它对教育，对社会的影响是好还是坏。由于考试制度本身不完善以及推广这个考试过程中的一些做法使考试的作用被过分夸大，冲击了正常的英语教学。
南开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朱鲁子认为要改革教育制度，国家首先要修正人才评价标准，从英语崇拜的误区中走出来，必须对以考试为中心的评价体系中作出调整，淡化英语考试对一个人的升学、晋升等反面的影响。
亟待改善的考试制度
目前，有关四、六级考试利弊的争论不断升温，不止学生，包括一些专家学者也纷纷提出应该改革甚至取消四、六级考试，这项运行了十几年的国家考试制度遭到巨大的质疑。
福建师范大学的孙绍振教授曾经炮轰四、六级制度，说它是摧毁中国素质教育的一把利剑。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语言研究所所长刘润清教授则认为，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关键是取消现行的四、六级考试制度，要建立新的测试手段取代现行考试制度。
朱鲁子提出坚决取消那些纯粹是作为一道关卡而设置的考试，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与大学生、研究生的学位直接挂钩的四、六级考试和职称英语考试。
其实无论谁对谁错，四、六级考试的存在与否并不是专家或者委员决定的，生死大权还是掌握在教育部手中，而有关官员则是强硬的表态，不会取消四、六级考试。
针对反对意见，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委员会考试中心的陈组芳还专门撰文，驳斥那些被称为没有事实依据的反对意见，双方大有剑拔弩张之势。专家认为，最关键的是学生要有强烈的学习动机，没有动力的话不可能要求学生把英语学得多好。陈国华说，我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从教育制度上下手。
开放政策下的英语全民化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的孩子就必须要学习英语，教育专家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强令中国学生学习英语，实际上是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有关，认为掌握了人家的语言就可以更好地开放。
在中国政府的推动下，英语教育已经成为中国教育体系中持续时间最长、教育力度最强的部分。
在目前的教育制度下，一个孩子从上学开始到大学毕业，有将近四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学习英语中度过的，而很少有人问起，孩子是否愿意学英语？会从英语中受益多少？
一位长期关注中国英语教育的专家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既然英语很重要，国家把英语当作国民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对的，但是我们也必须反思，是不是每个人都必须学英语，如果不是必须的话，把很多人力、物力、财力放在这上面，得不偿失。
他主张，英语能力应该不是对每个人的要求，而是对一部分学生的要求，如果他的专业将来根本不可能用到英语或者英语对他将来没有任何作用的话，就没有必要强迫他学。
目前，英语四、六级考试中出现的问题不是学生本身能解决的，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对这个问题应该有新的认识。
有关专家还认为，既然学术界有不同声音，教育主管部门应重视学生和教师的意见，作为教育主管部门可以开一个听证会，决策应该更民主一些。责任编辑：张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