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光明
安徽省临泉县是我国13个毒品问题重点整治区之一，全国制贩毒品的重要源头。临泉与同属毒品问题整治区的河南省新蔡县、平舆县相邻，构成了国内有名的毒品制贩三角地带。
临泉是拥有一百九十一万余人的全国第一人口大县。在贫困的挤压和金钱的诱惑下，一些人扭曲了灵魂，丧失了尊严，走上了制贩毒品甚至吸食毒品的违法犯罪道路。临泉的地位在制贩毒这一行举足轻重。自1999年被正式列入全国毒品问题重点整治区以来，临泉禁毒成为了我国禁毒工作的“晴雨表”。
罂粟花开结毒瘤
临泉毒品问题源起当地一些群众的致富梦，这场梦开始于1990年前后，如今看来，这是一场噩梦，留下的只有挥之不去的痛苦。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境外毒品开始过境我国，吸食毒品现象在我国再次沉渣泛起。临泉一些地方有人开始进行制贩毒活动。临泉县公安局负责缉毒工作的副局长高杰说，临泉以加工土制海洛因为主，逐步发展成制贩毒品的重要源头，而且1993年以前就已经成为连接我国西南边陲源地和西北地区消费的地下毒品通道。
在临泉县毒品问题重点整治办公室，记者看到这样一组数据：2003年，临泉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为685人，已收戒655人，强戒441人，收戒劳教116人，死24人；其中庙岔镇吸毒人员501人，死亡19人……
庙岔，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在上世纪80年代曾是全国四大皮张市场之一，被称为“安徽皮都”。但是，由于毒品的进入，该镇昔日的辉煌景象已不复存在。
从临泉到庙岔约四十公里，道路两边的房屋墙上刷着各类禁毒宣传口号，给人一种沉重的压抑感。陪同记者前往庙岔采访的县公安局禁毒大队民警樊俊涛指着一幅宣传画上瘦骨嶙殉的吸毒者说，这个人就是庙岔人刘某，上了全国禁毒宣传画。刘某早些年因吸毒在痛苦中死去。
庙岔镇武场营村现有在册的吸毒人员87人，通往村里的石子路早已年久失修，坑坑洼洼。毒品给这个村带来的是贫穷。
谁也不会想到在上世纪90年代，这个村是远近闻名的先进村。1993年该村被司法部授予“模范人民调解委员会”称号，同年又被授予安徽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
如今，这些都名存实亡了。当地一名官员不无感慨地说，以前的老村支书个人威信很高，但他却放纵了毒品的蔓延。对村里早已萌动的制毒、吸毒、贩毒行为，他不是不知道，然而村里对贩毒人员只是简单地罚款了事，无疑助长了许多人疯狂贩毒的势头。因为在那时，1000克海洛因从云南贩进来只需要90万元，而运到临泉再分销出去最少500万元。如此高的利润，村里罚那点钱根本不算什么。
该村村民耿新玲一家四口吸毒，现已家破人亡。二儿子李燕东因多次复吸被劳教；三儿子李华伟吸毒后远走他乡，至今杳无音信，妻子因其吸毒而自杀；耿新玲和大儿子现在还在戒毒所强戒。像这样全家吸毒的家庭在当地并不是少数。
武场营如此，庙岔如此，临泉也曾如此。残酷的现实，残酷的教训，对临泉而言，认识得太迟了。
685人———临泉县登记在册吸毒人员的现有数目，相对于总人口191万人来说，或许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
但是，由这些人掀起的吸毒风潮，却让临泉县上下陷入了空前的紧张和不安之中。据有关部门的初步测算，该县因吸食毒品，每年的经济损失接近三千万元人民币，相当于该县2002年度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对于这样一个国家扶贫开发的重点县，由此造成的冲击不难想象。
与此同时，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开始凸显。据统计，仅庙岔镇某一个村庄，就有二十多个少年儿童因双亲吸毒或涉毒，生活无人照料。吸毒引发的各类犯罪案件呈上升趋势，同时伴生出许多社会问题。
有些涉毒家庭夫妻双亡或被判刑，家中的老人、孩子面临无人照顾的境地。记者在庙岔武场营听到这样一件事：该村一位村民因贩毒被判刑入狱，小孩在家由奶奶照顾。但奶奶年迈体弱，根本无法照料，她在一次带孙子探监时将孙子丢在监狱外不辞而别。后来监狱捐款一千多元并将孩子送回，老人仍是死活不收。
“我最亲的双亲都已离我而去，失去双亲的呵护，我感到万分孤独无助。爸妈啊，为了钱你们怎么舍得扔下我和年幼的弟弟呀！我恨死毒品了，它使我原本美好的家就这样离散了。我少年的梦被撕碎了，我的心在流血。”看到临泉县一位中学生在作文中的这段话，记者心情十分沉痛。一个本应享受父疼母爱的孩子，因为毒品，他的童年不再有阳光。
一个个灵魂在毒品的侵蚀下扭曲，一个个家庭在毒品的肆虐中解散。临泉县的社会治安和稳定工作经受着空前考验，一系列棘手问题亟待解决。
小马拉大车式禁毒
自1999年3月30日，国家禁毒委、公安部将临泉列为全国毒品问题重点整治区以来，临泉禁毒工作得到大力推进。为了摘掉这顶“帽子”，临泉上下知耻而后勇，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扫毒禁毒活动。
在1999年至2002年四年中，临泉警方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354起，打掉制贩毒团伙72个，捣毁制贩毒、吸毒窝点25个，切断贩毒通道19个，共处理贩毒分子541人，缴获各种毒品107998.1克，极大地打击了贩毒分子的嚣张气焰。另外，从1999年至2002年，被外地打击处理的临泉籍外流贩毒人数也呈大幅下降趋势。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临泉禁毒已初显成效。去年底，国家禁毒委对临泉毒品问题重点整治情况进行了检查验收，检查组给予了较高评价，看来临泉摘去毒品重点整治区的帽子为期不远了。
“即使摘掉帽子，并不代表临泉禁毒可以松一口气了，这只是阶段性成果，禁毒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临泉县公安局负责缉毒工作的副局长高杰对记者说，“在强力打击下，现在临泉毒品出现了新动向，表现在贩毒转入了更隐蔽的地下，且以家族式贩毒为主。地下分销网络更为诡秘，给打击工作带来极大困难。”
以家族、亲情为纽带贩毒的特点是：有自己的贩毒路线，有固定的供销网络，运毒和出面“送货”的人往往是家族中经济状况较差、地位较低或“出道”不久的成员，稍有风吹草动，就可以“丢卒保车”。这些贩毒团伙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几十人。他们以打工或做皮张生意为掩护，长期在云南、贵州、西安等地进行贩毒活动。近两年，这些贩毒团伙的人员结构发生了变化，逐渐发展为与外省毒贩甚至境外毒贩相勾结，组成贩毒合作群体。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内有外，但组织严密，手段诡秘，隐蔽较深，已形成购、运、销或制、运、销一条龙。如云南省通连县曾破获12起从缅甸走私毒品回国的案件，案犯全是临泉人。他们无论是夫妻结伴、父子同行，还是兄妹联手、与境外联姻，只要遇到打击，很难打通上下环节。这为彻底切断贩毒通道增添了困难。
与贩毒相比，临泉在禁毒、缉毒上还存在先天不足的“软肋”。
临泉是国家级贫困县，是完完全全的吃饭财政，当地财政收入的60%来自农业税。从2001年开始，国家对禁毒工作的投入是8000万人民币，而2003年临泉投入禁毒工作的专门经费仅有50万人民币，专门用以公安缉毒的经费更是少得可怜，只有10万元，而且还是历年来投入最多的。这对于承担百分之六十以上禁毒工作的公安机关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10万元用作缉毒办案经费，我们已经很满足了。”高杰无奈地表示。更为艰难的是，缉毒人员数目与临泉毒品泛滥的状况极不相称，完全处于“小马拉大车”的状态。
临泉公安缉毒大队现有民警26人，能投入到战斗的只有十几号人，而且交通、通讯工具都落后于对手。县缉毒大队一名民警坦言，他们在打击毒贩上基本是凭“经验”吃饭，与毒贩们不断翻新的花样和反缉毒能力不能相比。“十多万元的危险物品检查仪，我们盼了几年仍买不起！”
对于吸毒人员的管理，办法更加原始。强戒以后，主要是动员吸毒人员到外面打工。一位村干部的解释是，这样做一是不让他们“睹物思物”，他们一回家便想起毒品，又犯上毒瘾；二是希望能通过换个环境，让他们重新生活，重新做人。
事实上，这样的成效连他们自己都不愿评估。按照临泉县的规定，每个吸毒者必须定期到所在地派出所接受尿样检查，即使外出，也要到外出居住地派出所接受尿样检查。这一规定根本无法兑现，像庙岔武场营行政村，在册吸毒者有87人，实际到派出所接受尿样检查的只有15人，其他人或不愿检查或因为外出打工，逃避检查。
让吸毒人员外出打工，结果往往与人们良好的愿望相反。临泉禁毒办的一位同志说，这些人一旦到了外地，失去了约束，很可能走上“复吸”的道路，甚至“以贩养吸”，成为毒贩子。
困扰临泉禁毒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吸毒人员的复吸率极高，吸毒人数不断扩大，因而导致临泉毒品供求市场无法取缔。
临泉县禁毒办的临泉毒品辐射图上标明，该县主要进出口通道遍及国内重要省份和城市，进口通过云南边境、新疆乌鲁木齐、广州等地与境外毒品渠道相连；出口渠道则包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东北、西北等省区，成为重要的消费源头。
外销的城市还在不断增加，几乎年年都要新添几条辐射线。毒贩利用一些地区和城市在认识、管理、打击上存在空间和薄弱环节，大肆开辟新市场，造成新的吸毒人群不断扩大。
“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现实。临泉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或许也是全国毒品问题的一个缩影。”临泉一位老禁毒工作者说，“打击毒品，破坏毒品链条上某一两个环节，是远远不够的。毒品犯罪转移功能很强，有潜伏性、重生性，只要有市场，在高额利润驱使下，随时都有新网络进入，会不断让潜伏的毒贩及网络伺机复燃。”
我国在华东地区及新蔡、平舆、临泉之间都建立了打击毒品犯罪协作机制，但作用远没有显现，连最简单的情报通报互享、适时开展统一行动的低层面协作还不尽完善，有关部门只是被动地配合个案行动。高杰说，区域联手、综合治毒已刻不容缓。
临泉禁毒显露希望
在全国毒品重点整治地区这顶“帽子”的重压之下，尤其是2001年摘帽未果，给临泉县乃至阜阳市带来极大震动。临泉县变压力为动力，紧紧围绕摘帽五条标准，抓深抓实，以无毒社区创建为载体，以毒品预防宣传教育为基础，将打击外流贩毒作为重点，打、防、管、戒、建多管齐下，摧毁了一批吸贩毒窝穴和地下毒品消费市场。在去年底的摘帽检查验收工作，临泉得到了国家和安徽禁毒委的表彰。这让临泉看到了希望，更是临泉禁毒的新起点和支点。
“这几年的禁毒，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摸清了临泉毒品问题的基本底数。”临泉县禁毒办主任、县政协主席李玉玺说。按照“乡不漏村、村不漏户、户不漏人”的原则，早在2002年初，全县进行了一次毒情大普查，掌握了吸、贩、种、制及被外地打击处理人员的底数，纳入重点监控。在重点的13个乡镇抽调人员组成工作组进乡进村实施督促整治。据统计，目前临泉县由乡镇、派出所、村委会、家庭组成的“四位一体”帮教小组已达497个，对所有戒毒人员实施全社会帮教，每月对帮教对象跟踪监控，帮助解决生产生活问题，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复吸率。毒品的危害也被千家万户所认识。
在临泉，治毒必须与治穷相结合，临泉县把扶贫资金向毒品重灾区倾斜，先后为庙岔、姜寨毒品重灾区选择适合当地发展的开发项目4个，帮助一些涉毒家庭走上致富之路。姜寨农民刘春义因吸毒，原来办的养猪场破产了。戒毒后，他在县乡扶持下办起了禁毒扶贫综合养殖场，不仅自己走上了致富之路，还帮扶戒毒人员6名，彻底远离了毒品。
与此同时，临泉县在打击毒品犯罪上，从去年开始执行财产刑。这种打击方式对这里的制贩毒人员来说是致命的。在临泉，大部分毒贩都有“杀我一个人，幸福几代人”的梦想。一位曾参与执行财产刑的干部对记者说，在一次执行财产刑的公开处理大会上，当地村民震动很大。“面对毒贩及其子女企求的目光，我们感到丝丝的担忧。但我们别无选择，否则还会有人为此铤而走险。”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目前临泉禁毒问题整体工作状况正逐步好转。但临泉毒品问题的严峻形势仍不可低估，制贩毒犯罪案件不可避免地会更复杂更隐蔽。吸毒人员高复吸率也将是长期困扰临泉禁毒工作的难题。姜寨镇派出所所长李文达给记者举了一例：该派出所帮扶一名经过强戒的吸毒人员，让他在派出所当勤杂工，然而两年以后，此人仍然踏上了复吸之路。李所长呼吁，千万不要轻视这种长久隐患，稍一放松，临泉毒品将更汹涌回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