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加爵的最后时刻
6月15日下午,距离马加爵被执行死刑不足48小时,在云南省昆明市第一看守所中,中国青年报记者对他进行了独家专访——
想得最多的是以前生活的美好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还记得收到一审判决是在什么时间吗?
马加爵(以下简称马):上法庭是在4月24号,我收到判决书应该是在4月28号。
记:算下来,至今已有一个半月。在看守所的这段时间,你每天想得最多的事是什么?
马:想得最多的,还是以前的生活。家庭生活、大学生活、同学,就是觉得以前的生活很美好。
记:这段时期在你的人生中是比较特殊的时期,你能否概括一下这段时间的心理感受?
马:有时候很感动,因为在看守所里,管教干部和领导都对我很好。同时,我也很后悔做了以前的事。
记:听说看守所的干警给你过了一个生日?
马:是的。干警给我买了一个蛋糕。
本来想去植物研究所工作
记:你理想中想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马:我要求也不怎么高。月薪?这倒不一定非得多少。我想去植物研究所,或制药公司、企业一类都可以,如果实在不行,不要求专业的那种岗位也可以去试一下。
记:你每天在看守所里怎么过?
马:早上7时半起床,吃过早点,看看书。主要看故事书、人物传记。看了一本《东条英机》(赶快解释)不是我借的,是别人借的。哎,也不怎么想看,反正打发时间呗。我尽量避免去想问题,不想想太多。反正事情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杀第一个人时很慌
有种失重的感觉
记:你杀第一个同学唐学礼时,是什么心态?
马:很慌啊!有种失重的感觉。
记:你是想通过杀人发泄什么?
马:恨,反正那段时间真的是很恨他们。就是因为打牌,之前没有什么。
记:你并没有和唐学礼先产生冲突,为什么对他先下手了?
马:这个不是先后的问题,而是下手的机会来了,他恰好那时在寝室。那个时候如果不是唐学礼,而是邵瑞杰或别的什么人,结果也会是一样的。没必要分清谁先谁后。
记:你现在能解释自己当时的行为吗?
马:当时想得很少,就是充满了恨。
记:你当时杀人后,为什么蒙上塑料袋?
马:因为杀邵瑞杰时,他在看着我。他的眼睛是睁着的。
记:那时你感觉到的是什么?
马:恐惧。但我已经没了选择,只有去杀剩下的。
我对自己都不重视
对他人的生命也不重视
记:你逃亡海南时,给家里人录完音后,准备再去滥杀无辜?
马:是有这种念头。因为我觉得,那种逃亡的生活不能再过,要赶快结束。
记:是一闪念吗?
马:不是,持续了一天。当时只想随便买把刀,然后去街头乱砍人。
记:是什么最终阻止了你的念头?
马:一种对家里人的思念。还有,我不想做社会的罪人。
记:被警方抓住时,你为什么要去看通缉令?
马:是因为被抓住后感到释然,有种突然解脱的感觉。那种逃亡的生活实在是过不下去了。捡垃圾、吃冷馒头不觉得苦,主要是心理压力太大。
记:4个年轻同窗的生命在你的铁锤下消失了,你对生命有过敬畏感吗?
马:没有。没有特别的感受。我对自己都不重视,所以对他人的生命也不重视。
记:如果这时候有人帮你一把,听你说说话、倾诉倾诉,那天的事会避免吗?
马:如果这样,我想后来的事是不会发生的。吵完架散伙后,我一个人躺在床上,没人发现我情绪不好,我找不到人去说话。
没什么特别的经历对我造成伤害
记:在父母眼中,你是个懂事的孩子,在老师、同学眼中,你是个正常的学生。很多人至今都不理解你为什么做这样的事。在你的人生经历中,是否发生过对你伤害特别严重的事?
马:我觉得没有。可能有些人会以为出走贵港的经历对我影响大,事实上,大学4年中,这件事对我并没有什么影响。直到有媒体问我,我才想起这么一回事。成长中没什么特别的经历对我造成伤害。
记:有媒体报道说,你知道父亲对母亲不好后,在日记中曾动过要杀父亲的念头,是这样吗?
马:小时候写过日记,想不起来了。
记:你作案后,你的父母和姐姐去被害人家的院子里长跪不起,替你谢罪,你如何理解亲人的行为?
马:我觉得他们是好人。但也不能说是替我谢罪,他们是自己就觉得对不起受害者。我也觉得对不起受害者,但觉得父母不应该这样,下跪的人应该是我。
记:你曾说过“人间最重要的是情”,你现在如何理解“情”?
马:这种感情我觉得能让人心里踏实。还有,说不出来,不知道。
记:有牵挂吗?
马:牵挂?!刚才我就是想说这句话,只是我怎么形容这种牵挂呢?有亲情就有牵挂,也是一种责任。
记:如果你有机会向受害人的父母表示歉意,会用什么方式?
马:我也不知道。他们不会因此而获得什么安慰,不会的,我做什么都没用。
没有理想是最大的失败
记:你知道李开复吗?微软全球副总裁,他对你有过一句评价:马加爵不应该是一个邪恶的人,而是一个迷失方向、缺乏自信、性格封闭的孩子。他和很多大学生一样,迫切希望知道如何才能获得成功、自信和快乐。这也是你的追求吗?
马:不是我追求的。所谓追求,是还没有达到的。我认为自己挺自信,不能说追求自信。至于成功,我平时对未来看得挺开的,找工作的事情从不担心。快乐嘛,这有什么,平时也蛮高兴的。
记:你理解的成功的标志是什么?
马:说不上来,反正也不比别人差。(又想了想)你这样一问,我也觉得自己不怎么成功,没什么特别的。自卑?是某些方面不如人,才会自卑。我没有什么方面特别不如人意,只能算是个普通人。不算成功,也不算是失败嘛,这在于一个人的心态。你认为满足就满足,我认为自己平时挺满足的。
记:事情的发生,改变了你的这些想法?
马:肯定改变了,是失败了。我觉得没有理想是最大的失败。这几年没什么追求,就是很失败。
记:你有偶像吗?你崇拜什么人?
马:你指周星驰?不是。说崇拜的没有,我比较喜欢的是金庸《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
记:喜欢他什么?
马:有民族正义感,老实诚实。最重要的是他的锲而不舍。记:如果把大学生与有社会责任、承担义务、乐于奉献相联系,你觉得这会显得挺高尚吗?
马:(果断地)不是高尚。我觉得这很实在。我觉得这样的话,一个人会非常充实。不能用高尚来形容,只能说是信念。有信念的人活着才会快乐。
我是一个不可饶恕的人
记:能回想几个人生难忘的镜头吗?最快乐的事、最感动的事、最后悔的事?
马:考上大学最让我快乐。最感动的事是叔叔对我的关心。还有,高中时,我去贵港,回来后,班主任找我谈话,让我放下包袱。就那一次谈话,让我很感动。最后悔的事,是这件。
记:你谈过恋爱吗?
马:没有。
记:有暗恋的女孩吗?
马:(口列开嘴笑了)多了,高中、大学都有。我没有表示过,她们都不知道。
记:你喜欢浏览什么网站?
马:军事、流行音乐、游戏。还有很多黄色网站。
记:有性压抑吗?
马:没有。
记:你有过性体验吗?
马:体验?常有。真实的?有好多次,在校外。
记:如果时间可以倒转,如果人生有重来的机会,你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
马:希望自己成为一个献身科学的人,专门搞学问。希望不要那么冲动,有什么心事可以向别人说说。
记:如果你能有机会再见一个人,你最想见谁?
马:我的家人我都想见。
记:你为什么一直坚持不上诉?
马:我也想惩罚我自己。
记:在这起案件中,谁是最大的受害者?
马:我的家人。
记:他们损失了什么?
马:他们没有了希望。我是他们的希望,受害者的家庭也一样。
记:你愿意通过自身的经历,告诫人们应吸取哪些教训? 马:希望每个人都能宽容别人,应多些社会责任感。
记:你有什么话要对父母说?
马:我希望我的家人能够好好保重自己,关于我的事情,希望他们不要多想,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还有,4名受害者家属,我也希望他们能够看开一点。反正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了,我也受到惩罚。我很想为他们补偿些什么,但是已经不可能了。我希望我的家人,在为我伤心的时候,请他们也同时想到受害者的家属,明白我是一个不可饶恕的人,不应该为我伤心。其他没有什么想说的了。
记:你还想对同龄的大学生们说些什么吗?
马:大学生不是“天之骄子”。以前我认为是,现在很多大学生不配“天之骄子”的称呼。确实,他们可能比平民百姓知识水平高,但他们还有更多更大的空间没有抓住,没有去珍惜。希望每个人都过得充实一点,有所追求。
行刑前说:
有信念的人才快乐
脚上趿着拖鞋,盘着粗重的镣铐。他坐在一把胸前有挡板的椅子上,没有戴手铐,看上去很瘦小,气色不错。
6月15日下午,在昆明市第一看守所,我对行刑前的马加爵进行了独家专访。
知道我是中国青年报的记者,专程从北京赶来,他对我笑了一下,涩涩地。
面对马加爵,我的第一个直观感觉是,他根本不像此前媒体披露的照片中显示的那样一脸凶相,甚至有几分温雅,笑起来,显得很单纯。
与许多人一样,我是带着浓重的谜团来到看守所的。面对马加爵,我心里仍翻腾着无数的问号:他的痛点?他的心结?
与此前媒体刻画的“凶暴”、“狂躁”、“自卑”,甚至有些“变态”不同,马加爵显得很平和,认为自己的成长历程中并没有遭受什么重大挫折,相反,他对自己挺满意,挺自信,不自卑,不想封闭自己,还挺真诚。
但随着采访的深入,我还是能感觉到他强烈的自我意识,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比如他非常在意自己,从不去想别人的感受,与同学闹矛盾时总是指责对方。从事心理咨询的专业人士称之为“同感性差”,即感知别人情感的能力差。
这个认识后来在朱彬彬那里得到印证。朱彬彬是昆明市检察院公诉一处处长,马加爵案的主诉检察官。她说,“马加爵很聪明,智商很高,但情商非常低。这样的人不知道如何与别人打交道。”
整个采访过程中,马加爵一直保持同一个姿势,双手肘在椅子档板上,两只手的指甲不停地搓。双腿抖动时,套在脚上的镣铐,会发出脆响。但他会迅速加以克制,让这种声音停止。
马加爵很少与我对视,回答问题时,眼神总是在飘,一会儿看门口,一会儿看窗外。只有在认真想问题时,他会把头沉沉地低下去。
采访中,最多的场景是沉默。这时,我要做的就是,看着他,等着他慢慢把话说出来。但有些话,他还是说到一半就不说了,会用“不知道”来掩饰。
朱彬彬说,马加爵外表冷漠并不代表他内心冷酷,他只是不知道应该用一种什么表达方式让人们了解他的内心。
据说,马加爵曾与他的姐姐探讨过如何与别人沟通、如何与人打交道,但姐姐也没有说出什么来。案发后,他还曾拨打一个心理咨询热线,但一直没有拨通。正如他自己承认的,如果当时有人能听他说说话,疏导疏导,也许这血腥的一幕真的不会开启。
事实上,马加爵试图用行动来表达什么。采访中,他对受害人的关心越来越主动。几次提到对不起他们的家属,表示谢罪。能感觉到,他是在内心里向这些受害的同学及亲属忏悔。
在看守所的生活,使他开始对自己的大学生活有了反思,令他感悟到人生观价值观迷失的痛苦。当他说出“有信念的人是快乐的”时,我深感震惊。
只不过,这一切都太迟了。
采访结束,马加爵移开扣在胸前的木椅挡板,起身拖着脚铐向门口走去。这时,他停下,对我说了句“再见”。
前天,马加爵被执行死刑。但追问与反思,不该就此结束。
崔丽(据《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