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林福益 摄影报道
阳东县新洲镇有座紫罗山，海拔近800米。那里有一群外省来的“烧炭工”，他们拖家带口，长年累月与山为伴，日迎艰辛，夜逢寂寞，为了生活，不敢言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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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日上午，记者在新洲镇两位年轻老师茹正荣、苏国伟的引领下，坐上他们开的摩托车，进山采访“烧炭工”。
山路难行，刚好又断断续续下了几场阵雨，路面更为泥泞甚至打滑，险象环生。山上路口又多，两位向导差点也迷了路。
“现在是上午10点多，烧炭工可能都出去做工伐木了。上次我们是下午5点多来的，他们大部分都在，我们到天黑才下山。找不到路，他们还一直送我们下山呢！”茹正荣热情地说。
果然，一路颠簸上到半山，路边开始见到一些用树枝支撑、薄膜纸和包装袋遮盖的“房屋”，里面皆不见人。远处山腰上，一团团的白烟蹿起。向导说，那是烧炭工正在烧炭。
到得山顶，好不容易发现了目标：有4户烧炭工聚居在一起，几个男人正在树下歇息。他们是从湖南省龙山县红岩镇来的彭吉才，他的老婆怀抱一个出生才几个月的初生婴儿；从贵州来的陈学国、他的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和女婿；另外还有一个也是怀抱初生婴儿的女人，她的丈夫带了午饭进山伐木去了，要下午才回来。
手里拿着一本《老人与风水》的彭吉才说，这里的烧炭工有40多个，他们主要是来自湘西乌龙山地区(龙山、永顺县)的农民，有的在家乡也以烧炭为生。
[二]烧炭的秘密
自称1974年出生的彭吉才，看上去不止30岁，肩部的衣服裂开一个大口子。他说来阳东烧炭已有5年，以前在“那边的山头”，两年前才转到紫罗山来。
他们全是工头招来的，工头是湖南永顺县人，其本人也在山上烧炭，而老板则是恩平人。他们一个月出两次炭，炭烧好后，老板自会进山来运走，卖往广州、珠海等地，供给一些“大型锅炉”。老板每隔10天发一次生活费，每次每人200元，每月发3次，工钱则必须“等整个山头完工后才发”，而到现在一个山头也未曾完工。老板收炭时会当场过磅，烧炭工每市斤可得0.2元，而老板卖出价则为0.6-0.65元左右。
他们全是“单干”，每人一个炭窖。窖挖在山坡上，烧炭的木必须砍成1.5米长，窖长3排(一排1.5米)，宽1排，每窖可装约1万斤木，去除“炭头”、“炭尾”，可烧成炭3000斤，按每斤0.2元计，他一窖可得工资600元，一个月会有1200元收入。挖窖时有一个放木口、一个烧火口、一个通气口；炭是竖放着烧成的。
“我们用4天砍木，1天堆木，2天烧火，再让它自己熏一周，一窖炭要花15天时间。”彭说。
之后周而复始。烧炭时窖干一点不要紧，但不能太湿，湿了会塌窖，前功尽弃。难怪每个窖上层都会盖上薄膜。
“我们只砍相思木，大小相思见到的都砍，小树烧成的炭更好卖；不砍杂木，杂木不能烧炭。”彭吉才说，“老板向林业部门办有《开山证》，证办到哪里，我们烧到那里。”
据说，他们烧炭的山头是经当地林业部门批准的“更新林木区”。
[三]新“山顶洞人”
山里山外两个世界。烧炭工的生活，给人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
他们的窝棚，根本称不上是“房屋”。“树枝不用钱，全部薄膜才花了16块钱！”彭吉才在他的“家”里说。
家里面凌乱、肮脏，周围散发一种臭味。
山上没电，他们用的是煤油灯，一个月用1斤(两元钱)；他们食用山溪里的水，洗澡、洗衣、刷牙等等全在一起，甚至用小水洼的水，越用越脏；把两块石头放在一起，放上一个铁锅，就算是厨房。
不可能有电话、电视，每晚吃完饭就睡觉。
彭吉才说，他们10天才赶一次集，发放生活费的当天就到新洲镇买米、煤油和一些不易烂的菜果，一个月买一两次猪肉。男人抽劣质烟丝，女人当然没有化妆品，山外人常见的日用品，他们是不敢奢望的。山上的蚊子多且非常厉害。许多人的手脚都有豆大的红斑，据说是被蚊子咬的。
这里没人管，他们是“自我管理”。据说除了偶尔会发生当地人偷他们的炭外，没有其他人打扰他们。绝大部分烧炭工目不识丁，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
“要是有文化，还干这种活吗？肯定到珠三角打工去了。”彭吉才实话实说。
[四]16岁的“司炉工”
下山的时候，我们遇见一个少年，其父亲正在附近砍木。在烈日下，少年光着膀子，穿一条牛仔裤，趿着一双塑料拖鞋，皮肤晒成古铜色，没戴竹笠，头发湿湿的，可能是刚洒了水降温。见到我们，一味嘿嘿地笑，很腼腆。
他说自己今年16岁，读完初中后跟父亲来这里烧炭已经一年多了，其任务是负责烧火，不伐木。在炭窖顶上的路边，已经有他家好多用蛇皮袋包好的炭，堆放在一起，等待老板来运走。
“在这里烧火，把窖顶的土烧红后，它会将木逼成炭，”他很老成地说。
“为什么窖顶上会冒烟？”我们有意逗他。
“窖里那么高温，肯定要有地方让它泄气啦，不然整个窖会爆炸。”少年认真地解释说。
他最初不肯说出自己的姓名。末了，才说出自己叫罗斌(音)，湖南永顺人。
[五]彭武汉的心思
我们准备在半山腰上采访工头。但等到下午1点，工头还没收工。他的窝棚在一条小涧的右边，看上去稍为整齐一点。其对面窝棚门口，一个中年男人席地而坐，闭目抿腮，双手放在胸前，不知在想些什么。
他叫彭武汉，今年40岁，是工头的老乡，是今年农历正月才来这里的，家里有个18岁的女儿正在读高中，老婆在东莞打工。
“我年纪大了，又没文化，进城打工不行了，只能干点这些活，”彭武汉说，“(来这里)要给工头3%的工头费，最后发工钱时一并抵扣。其他的什么费都不用。整个紫罗山各个山头，都是分给个人烧的。”
与彭吉才一样，他也是10天发一次每月发3次生活费。不过他只有60元/次，每月只有180元，平均一天6元。
这点生活费怎么生活？“出外打工嘛，是这样的了，”彭武汉很豁达地说。“可能他(指彭吉才)有老婆小孩在这里，又不想吃那么多饭，多拿点钱吧。”
他说到现在只出过4窖炭。“我中途病了一场，(所以)没出他们那么多炭。”他患的是感冒，自己到新洲医院看医生，因省钱不敢多开药，这样才拖了一个多月。
“(病了)家里来人看你吗？”“这点小病来人干什么？来回车费最少也要两三百块钱呐！”
他说每天睁眼闭眼想的都是自己分到的山头什么时候能砍完烧完，多赚点钱，给女儿交下半年的学费。
“她一个学期的学费要1600元，每月的生活费要250元。难呐！老婆？不想啦。我都这把年纪了，不想那些了。”
（侯颖／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