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康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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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已经熟练掌握了九种语言的人，他关于语言学习的著作《语言家》（TheLinguist）的中文版，本月刚刚由以典籍出版著称的中华书局推出。
《语言家》不是一本速成工具书，它告诉你的更多是一种态度，即乐于通过外语的学习，去探索，理解和接受另一种文化。当然，这不是说考夫曼提供的学习方法没有价值，事实上，这是我所认为的最好的方法，也与我本人学习外语的心得相通。
从个人经历来看，59岁的考夫曼似乎有成为“语言家”的一切理由——父母是讲德语的捷克人，他本人生在瑞典，在有英法两种官方语言的加拿大长大和上学，1970年中加建交后成为首批派驻中国的外交官，又赴日本公干近九年，并娶了一个华裔妻子，从此有了一个中国岳父，和一个讲西班牙语的哥斯达黎加岳母。
不过，考夫曼说，类似经历绝非学好外语的必要条件。最根本的是，态度决定一切。
5月23日，中华读书报记者在北京拜访了斯蒂夫·考夫曼。当然，这次采访完全以中文进行。
记者：我们知道，“Linguist”在英文中有两个意思，一是“语言家”，也就是懂很多语言的人，另一个是“语言学家”。你认为自己是语言家还是语言学家。
考夫曼：《牛津英语辞典》上说，会两种语言的人就可以称为“语言家”。我想我是语言家，不是语言学家。语言的起源和目标都是为了交流，但是对普通人来说，语言学家往往把语言弄得太复杂。他们所写的书，对怎么说话实际上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记者：你的这本书是在讲自己的经历，还是一本工具书（how－tobook）？
考夫曼：应该说两者都有。它的副标题是“我的语言探险之旅”，我也希望能用这种探险精神，去刺激一下普通人，让他们认识到学习语言给人生带来的许多好处。
因为外语，我当上了外交官，有了自己的企业，在世界各国都有朋友。我觉得，要想丰富自己的生活，没有比学外语更有效的方法了。
记者：语言环境很重要吗？
考夫曼：是很重要，但不是绝对的。1968年，我被派到香港，进行九个月的中文学习。你知道，香港并不是学普通话的最佳环境，但我有录音机，我非常投入地学习。日后，我被派驻东京的时候，仍然在听中文的磁带，听相声，有时一边跑步一边听《三国演义》的有声书。
记者：我听说今天晚上，你要去什刹海听评书。
考夫曼：是的。文化有两种意思，一种遗产，另一种便是日常生活。学语言不是学数学，有时要抛开自己原有的文化背景，在没有语言环境的情况下，自己去创造一种语言环境。现在学习语言的工具比我们那个时候方便多了：Minidisc（微型光盘），MP3，DVD，还有电子文章。
记者：你是语言天才吗？
考夫曼：不能这么说。虽然我确实能比普通人更快地掌握发音、语调……
记者：那好像还是天才啊。
考夫曼：但态度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认为自己没有天分，很笨，就不去努力的话，永远都会一事无成。不论你学得快还是慢，都应该投入享受的态度。这一切，加上坚持，每个人都能成为语言家。
记者：学外语在中国是一门很大的生意，你好像也已经参与进来了。
考夫曼：我的本行是木材生意。但是，加拿大现在有很多移民，很多都是技术移民，坐办公室的那种，不是底层的工人，他们对英语的需求非常迫切。我看到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做一个新的项目，既是爱好，又是生意。我有一个网站，也做了一个中文的，但刚刚起步，还没有达到“生意”的程度。
记者：你还有新的外语学习计划吗？
考夫曼：近期我打算再学韩语和葡萄牙语。因为学会了中文和日语，不学韩语就是浪费；学会了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不学葡萄牙语也是浪费。
《语言家》，中华书局2004年5月版（来源：中华读书报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