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丹
在某一年的国际影展中，侯孝贤与杨德昌共同观赏了一部电影。看完电影走出剧场后，侯孝贤对杨德昌说，可能是因为自己的英文不好，看不懂对白，所以不知在演什么。而杨德昌回答说，我看得懂英文对白，可是我跟你一样看不懂！
这部让侯孝贤与杨德昌同样摸不着头脑的电影的导演就是法国新浪潮的旗帜人物、电影大师——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Godard）。他被誉为法国电影的代名词。颠覆、前卫、拼图化、现代性，是戈达尔影片的独特元素。阿拉贡说“今天的艺术就是让－吕克·戈达尔的艺术”，法国电影资料馆馆长朗格洛瓦甚至认为整个电影史应该按照“戈达尔前”和“戈达尔后”来划分。
在刚刚结束的57届戛纳电影节的开幕式上，让－吕克·戈达尔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昔日桀骜不驯的新浪潮主将而今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新片《我们的音乐》带着我们一同回到二十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那一段浪潮迭起的年代。
1959年，戈达尔、弗朗索瓦·特吕弗等一批以《电影手册》为中心的年轻影评工作者，渴望改变电影僵化停滞的局面，将巴赞电影理论与美学思想引入实践，创作出《筋疲力尽》、《四百击》等优秀影片，揭开了法国新浪潮的序幕。之后十年间，戈达尔佳作迭出。《卡宾枪手》、《轻蔑》、《阿尔法城》、《狂人彼埃罗》、《中国姑娘》、《关于她的二三事》……颠覆了传统的电影美学观念和技法，打破电影旧有的规范、程式，淡化情节、强调结构的松散性与事件的偶然性，通过音响、剪辑手法的不断创新来表现人物的个性张力，为观众带来了全新的观影经验。在那些影片本身不断地被引证的叙述模式中，那些随意发表时论又将记录片与故事乃至社会学思考拼贴在一起的“写实”的镜头里戈达尔引领着观众去寻找问题所在，而不是观看人物的内在逻辑性与事件的合理性。
70年代后期，戈达尔建立自己的工作室，将对历史、社会、艺术的感悟融入电影。《此处与彼处》、《第二台》、《传播面面观》、《法国·旅程·回程·两个小孩》、《人人为己》……表现出极其朴素的纪实风格通过事物（影像）之间潜隐的、藏匿着的界线的发现和划出，使意识形态中被整合了的社会景观发生分裂，从而使差异和多样以及矛盾显现出来。这期间，戈达尔曾先后在《万事快调》与《给简的一封信中》与当时的国际影星简·方达合作。《万事快调》是60年代末西方社会知识分子的个人生活与时代背景整体状况的一次双重书写，是对参与的无能和表达与再现的失败的一次痛苦反省。
对于戈达尔来说，进入90年代以后，新浪潮时期的锋芒毕露逐步蜕变为更加个人化的反思。《电影史》用戈达尔式的电影语言和拍摄手法将古往今来大量的电影作品熔为一炉，该片在法国电视一台的播映被誉为90年代欧洲文化界的最大盛事。
此次电影节是现年74岁的戈达尔第14次入围戛纳，《我们的音乐》延续其一贯的人文政治风格，记录了在前南斯拉夫战争中萨拉热窝人民保护艺术珍品、坚持从事艺术创作的真实故事。正如戈达尔所说的：“这是在一个又一个时代里伴随着一点点钢琴声的沉默的战争的影像。”
戈达尔与他的新片是本届戛纳电影节带给我们的最大惊喜。在新浪潮日渐远去的今天，幸而还有《我们的音乐》、还有让－吕克·戈达尔，还有新浪潮留给我们的光荣与梦想。
《江南时报》 (2004年05月17日 第十五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