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节开始实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罚则里面有一条是相当严厉的，内容规定：如果机动车驾驶人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将被吊销驾照，且终身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这部新法刚实施8小时，据媒体报道在四川成都就出现了“终身禁驾”第一人。肇事司机王锐驾奥拓车在崇州境内肇事伤人后，竟趁着大雨逃离现场，后虽其主动投案自首，但根据规定，他还是将面临终身禁驾的严厉处罚，可能成为《道法》生效后首个遭终身禁驾的人。
有汽车，交通事故就不可避免，这是汽车给人类带来的最大弊端之一，好在我们已经能够理性地接受了。但是，有一种行为我们永远也无法接受，就是汽车肇事后，司机驾车逃逸的行为。这种逃逸行为。不仅关乎伤者的生命，更是对人类道德无情地践踏。
立法机构在制定这条罚则的时候，笔者想，肯定有这方面的考虑，力图通过这种严厉的处罚来警告、来惩罚那些交通肇事逃逸者。这部法得以顺利地通过，可以说代表了许多人的心声。
5月5日，《新京报》发表了一篇题目为《终身禁驾要由刑法来规定》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文章认为“终身禁驾”这种处罚过于严厉，对肇事者不公平，并且还认为立法把这种处罚权授权给“交通部门”是不妥当的，应在刑法中加以规定。支撑作者观点的是德国的刑法。
笔者不得不承认，德国法律制度比我们更先进，更优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德国的法律就适合我们。笔者想问一个问题？在德国，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的人多不多？如果与我们国家相比呢？笔者想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言自明的。正是因为我国交通肇事后逃逸的现象发生的太多，所以我们才会有这种严厉的立法考虑。如果这种事在国内只是极个别现象，我们这样立法，确实过于严厉，可能产生不公平。在德国，乱扔几次垃圾，上车不打票，这种小事都可能触犯刑法，在我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德国就这样规定了，因为那是在德国，而我们生活在中国。因此立法禁止什么，将什么规定为违法，对违法行为进行何种惩罚，是与一个国家的具体情况相适应的。我国肇事后逃逸的现象多，随着汽车数量的庞大，这种现象可能越来越多，这种现实必然要求国家在此方面制定最严厉的法律进行遏制，否则不仅败坏社会风气，给社会带来许多沉重的负担，而且也会对社会生活秩序产生极大的破坏。
作者说驾驶权是一项重要的权利，终身禁驾造成的却是终生的失权，是一种权利的死刑。首先笔者对“驾驶权是一项重要的权利说法”持有疑问。即使驾驶是一项权利，这项权利又能重要到哪去？首先，它不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其次，它也不属于公民政治权利和自由的范畴。既然如此，这种权利《交通道路安全法》为什么不可以进行处罚甚至剥夺，因为《交通道路安全法》的地位并不低，虽然不能同《刑法》等基本法相对应，但是也是全国人大制定的正式的法律。
《刑法》是规定什么是犯罪，和对犯罪行为进行处罚的法律。如果交通肇事逃逸构成犯罪，当然由《刑法》进行惩治。刑罚惩治的方式主要有自由刑，财产刑和资格刑三种。在资格刑中，只是剥夺和限制犯罪者一些重大的政治权利，并不包括像这种“驾驶权”这样的权利。如果对这些并不重要而且并不是人人都有的权利进行规定，刑法将无限琐碎。比如说，教师犯罪，刑法是不是也要规定剥夺教师资格。再举个相反的例子，企业的营业执照对一个企业来说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工商行政部门就有权吊销其执照，甚至可以令其关闭。这种权力可比“终身禁驾”大多了，刑法在单位犯罪中也没有规定。
说到底，“终身禁驾”这种处罚在本质应属于行政处罚，而不是刑罚，在《刑法》中加以规定是不妥当的。如果把“终身禁驾”写进《刑法》，一个人因交通肇事逃逸，没有构成交通肇事犯罪，但因此遭受刑法处罚，这对当事人个人将意味着什么，这是不是也是一种不公平？
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有人被车撞了，如果司机及时停车进行抢救，被撞的人可能获救，但是由于选择逃逸，使一个生命消逝了，肇事司机因此进了监狱。或者被撞的人没有死去，但是肉体和心灵都遭受了重创，生活因此陷入了困苦与绝望，那个成功摆脱的肇事司机一生都在遭受良心的谴责。总而言之，交通肇事逃逸是一种性质恶劣和社会危害性很强的行为，必须加以严厉处罚，“终身禁驾”并不为过，这道紧箍咒，约束的是司机，维护的却是全社会的整体利益。(稿源：红网)(作者：刘吉涛)(编辑：杨国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