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1961年生，南京人。早年随父母下放苏北农村。198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系，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与李亚伟等人带动一股“先锋派”诗歌浪潮，后由写诗歌转向小说创作。著有《我们的身体》、《吉祥的老虎》等小说、诗文集。
《扎根》
《花城》2003年第二期，责任编辑朱燕玲。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7月版，责任编辑王干、脚印。
《扎根》是韩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该书通过下放干部老陶一家的经历，书写了一个特殊时期的传奇历史。内容涉及当年下放大军中的各色人等以及下放地人民的生活、命运和生死。语言朴素、简洁，结构独特，寓意深刻。
《扎根》被认为是一本有关历史的书，也是一本有关真实的书。它结束了“文革”和“下放运动”在华语文学中呈现的实际空白，突破了老一代作家对“文革”和“下放题材”的垄断以及粉饰和概念化的处理模式，同时也结束了新一代作家于上世纪80年代学艺时期开始的形式主义操练，并让“断裂作家”拿不出作品的传言和论断成为历史。
授奖词
韩东的诗歌简约而精粹。他的小说承传了这一品质，并延伸了他的写作理想。他通过对陈旧传统的自我断裂，对日常生活的深度介入，成功地开辟了一个新的文学场域。他的小说意韵深长，读之却极为平淡；他的语言干净、节制，却显得过于单纯。这些特点，经常使他优秀的文学气质不经意地淹没于时代的喧嚣之中。二OO三年度出版的《扎根》也面临着这样的命运。在这部绵密而沉静的作品中，历史和记忆，现实和虚构，小事和大时代，轻与重，经由韩东不动声色的叙述，呈现出了另一种异端的面貌，细心的读者自能从中读出一种内在的震撼，但没有足够耐心的人却未必能真正理解。韩东的不同凡响之处也许正在于此：于细微处见真情，于轻松中见沉实，于冷静中尽显温暖和坚韧。
有人说《扎根》是一部文革小说，其实我关注的不是“文革”题材而是日常生活，只是它恰恰发生在那个时期。这种日常生活是实际的，不是概念。比如我们说“文革”是一场灾难，就是一个政治概念。对于具体的人，他感觉到的可能是一些琐碎的细小的事情。他需要把日子一天天过下去。他有日常的欢乐和悲伤，以及生老病死。这些和我们今天的生活是一样的。同样的也有人认为，《扎根》是一部具有相当自传色彩的作品，其实这也不好说。因为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封闭的世界里，他感到的只是某种周边的景象。比如我现在生活的世界，我看到的就是周边的东西。“文革”对我的写作不重要，它只是一个背景。
有批评家认为《扎根》是小说本土化的一种新的尝试。这也只是理论家所使用的概念，我从来没有使用过，也没有这样思考过。他们这样说，肯定有他们的道理。但我写《扎根》没有什么本土化的立场，就这么写下来。我只是忠实于自己的写作，忠实于小说这门技艺，这是两个必须忠实的东西。
我觉得写作的人，是带着一种病在生活。尤其像我是一个非常注意细节的人。在反复阅读的时候，我会为一些字句的准确性或是否到位而受折磨，要去克服障碍。这种情况在写作中是常规情况。写作就是这样。如果你是清醒地写作的话，你就会变得很敏感，甚至这种敏感是病态的、神经质的。但是这种敏感是有意义的，要写出一个好东西，对文字的敏感是必备的。高度敏感会折磨自己。就像痛感，它是对身体的自我保护，但是痛感过度就会折磨自己。
我去年在“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年度诗人”奖项被提名，今年在“年度小说家”奖项被提名。我愿意经常被提名，但是不获奖。这和我的写作性质很相称，就是说处于一种半明半暗的状态。我觉得一个写作的人，如果过于压抑的话，那么他会心灰意冷，状态比较灰暗。如果你红得发紫，加上你又很年轻，那也有很大的危险性。在中国这样的地方，写作者的专业水准或职业水准都不太高。过于穷了，挺几年就会不行了，而过于发达，你就会去享受那些虚的东西，不写了。我觉得写作者的心理、专业素养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扎根》出来后，我跟媒体的接触比较多，但我拒绝的东西也多。比如我年轻的时候到各个大学开讲座，现在哪怕给再多的钱，我肯定是不去了。各种各样的邀请非常多，我都拒绝了。如果我不拒绝的话，自己成天都会生活在那种状态中。我觉得这些东西和我没有关系。写作者绝不是明星。我和媒体这两年合作比较多，无非是想养活自己。如果说有一天我的生活没有什么问题，我愿意隐姓埋名。我是个不喜欢热闹的人。
《南方都市报》记者黄兆晖实习生廖文芳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