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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35名齐齐哈尔侵华日军遗弃化学毒剂受害者正式与律师签订了授权委托书，决定对日本政府提起民间诉讼，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责任，向中国受害者谢罪和赔偿。
截至2月12日，已有43名齐齐哈尔侵华日军遗弃化学毒剂受害者正式与律师签订委托书，决定对日本政府提起民间诉讼，并主动提出承担诉讼的赴日费用。
2003年8月4日发生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侵华日军遗弃化学毒剂泄漏事件，导致我国44名公民受害，伤势最重的李贵珍死亡，其余43人受伤。此次事件伤及人数之多，受害者病情之严重，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少见。
近日，一部分“8·4”事件的受害者，找到曾代理我国首起侵华日军遗弃化学武器伤害中国公民索赔案的中国律师苏向祥，委托其帮助这些在事件中受到伤害的人提起对日索赔诉讼，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责任，向中国受害者谢罪和赔偿。目前，在齐齐哈尔市的这些受害者已推选出负责相关诉讼事宜的三位负责人，并主动表示，如果案情需要到日本出庭作证，所需费用他们将自行承担。
负责人之一王宇亮告诉记者，之所以提起诉讼是因为他们觉得，日本政府支付的善后款不能弥补中国受害者所受到的伤害。日本政府应该公开向中国受害者道歉谢罪，同时提供其它在中国埋藏化学武器的地点。他说：“如果需要我到日本法庭作证的话，我愿意承担到日本的一切费用，因为我觉得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事情，也是全部中国人的事情，若是诉讼胜利了，那就不会再有人受到遗弃化学武器的伤害了。”
据苏向祥介绍，对日诉讼经费一直是困扰律师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从1995年开始进行的我国第一起侵华日军遗弃化学武器伤害中国公民索赔案开始，诉讼所需的立案费、调查费和受害者赴日作证的费用一直由日方律师垫付，直至去年5月份，在有了部分捐款后，中国受害者的诉讼花费才由中国人自己解决。
“这些钱，很多是日本友人的捐款，拿着日本人的钱和日本政府打官司，心里很不是滋味，这次在接受委托过程中，受害者主动提出要承担此次诉讼的赴日费用。这真令我感动，我们中国人的事儿就是要由中国人自己办。”苏向祥说。
受害者：为何要提起诉讼？
不久前，“8·4”事件受害者已领到了属于他们的善后款，这些受害者为什么还要提起诉讼呢？带着这个问题记者走访了受害者。
齐齐哈尔市第一职业中学的学生迟帅是这次事件的受害者之一。他很忧虑地对记者说，以前他根本不懂什么叫累，每天放学都要打五六个小时的篮球。“我的理想是毕业以后去参军，当一名保家卫国的军人，可现在连回家上楼都没力气。”说到这里，这位17岁的小伙子眼圈红红的。“我的理想要实现是不可能的了，可是日本政府为什么不能正视历史现实，我接受不了，犯了错就要道歉，造成了伤害就应赔偿。”迟帅气愤地说。
受害者陈荣喜告诉记者，自从受伤后，他就格外留意这方面的消息。前不久他从媒体上了解到苏向祥律师曾代理过这方面的案子，最近他与苏向祥取得了联系。憨厚老实的陈荣喜说：“我们就是想请苏律师帮我们向日本政府要一个说法。”
26岁的丁树文原来在齐齐哈尔市收废品，他激动地说：“虽说我们这些受害者在政府的帮助下领到了善后款，但仅仅如此是不够的，日本政府并没有为自己造成的后果向我们道歉。我这次起诉，就是要日本政府谢罪和赔偿，同时要把当年侵华日军埋藏化学武器的地点指出来，别再让其他的人受伤害。”
记者电话采访了因伤重去世的李贵珍的爱人刘爱平，这位朴实的农村妇女哭了，她说，“中国人是最讲理的，而日本人对这次事件没有任何道歉的话，他们不道歉其实就是不想面对历史和现实。我们就是想让他们道歉谢罪而已。如今，李贵珍已经走了5个多月了，可我们至今还未听到日本一句真诚的道歉话。”
代理律师：让道义不再苍白
曾代理我国第一起对日化学武器索赔案的律师苏向祥这样告诉记者，他之所以接受这些受害人的委托，是因为日本政府到目前仍没有公开在战争期间使用、制造和埋藏化学武器的任何资料。
他说：“我觉得这些都是日本政府的责任，他们应把这些资料公开，或通过外交途径传递给中国政府，避免‘8·4’事件的再次发生，让道义不再苍白。”
苏向祥介绍，日本为了防止本国居民受到化学武器的再次伤害，他们采取了在日本全国47个县的调查和勘查工作，目前已探明44个县有化学武器。那么日本政府理应在中国进行调查，把在中国埋藏的化学武器查出来，防止类似“8·4”事件的发生。但到目前为止，日本政府还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比如日本政府到现在还没有走访曾在中国遗弃化学武器的老兵，这些老兵大都在80岁以上，他们会逐步地离开人世，日本如不尽快进行勘查，类似“8·4”事件还将会发生。他认为，目前两国政府谈判解决的是已探明的化学武器，而对没有发现的、潜在的、给人和环境造成危险的化学武器，目前还没有任何动作。日本政府应从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不要从国家与国家的角度考虑问题，日本政府对待中国受害者应与本国受害者相同。如果再有过多的“8·4”事件发生则不利于两国的友好。
在这种背景和目标的驱使下，苏向祥和日本律师团接受了“8·4”受害者的委托，决定进行跨国的法律援助。
提起诉讼，人们最关心的当属胜诉的机会有多大？苏向祥律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这取决于我们诉讼的目标。”
对于“8·4”事件的诉讼，苏向祥告诉记者：“政府之间达成的协议和以此协议而制订的分配方案不会成为我们诉讼的障碍。我们的主要目标在于敦促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化学武器的历史资料和主动走访为数不多的遗弃化学武器的老兵，向中国提供遗弃化学武器的线索，来避免同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新闻背景：艰难诉讼路
长达14年之久的侵华战争硝烟早已散尽，但是侵华日军遗弃的各种化学武器，却在战争结束后的58年里不断地蹂躏着善良、无辜的中国百姓。
中国有关方面调查表明，侵华日军在中国遗弃了约200万枚化学炮弹。这些被埋在地下、弃在江河里的化学武器，已经造成了约2000名中国人在和平年代里受到直接伤害。日本虽然向世界公开承认了在中国遗弃化学武器的事实，但对受害者却一直是置之不理。
中国的受害者们纷纷擎起法律之剑，状告日本政府，要求谢罪和赔偿。然而这条跨国诉讼的道路却是崎岖不平的。
有关资料显示，到2004年10月，在日本进行的战争被害诉讼案共有77件。作为原告，中国的战争受害人诉讼有20余件，其它则分别是韩国、菲律宾、美国、英国等国家。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日本遗弃化学武器问题专家步平分析认为，这77件诉讼案件，已经有56件在地方法院进行了判决。从判决的结果来看，除判两例和解外，原告的诉讼请求在一审法院得到支持或部分支持的只有9例，仅占15％。对于仅有的胜诉，作为被告的日本政府又向日高等法院提出了上诉。而原告在败诉后，也向日高等法院提出了上诉。到目前为止，日高等法院支持或部分支持原告诉讼请求的案例只有5例，仅占12％。针对这一结果，大部分原告与被告都向最高法院提出了上诉。目前，只有一例诉讼请求得到最高法院的支持，即上世纪70年代最早提出的在日本的韩国人孙振斗的诉讼。可见，从一审到三审，胜诉的比率是越来越低。(山西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