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与毛泽东
书摘
文 强
1907年,那是辛亥革命的前五年,我出生在湖南长沙西麓,今天叫做望城县金良乡。我的母亲说,她生我的时候,梦见菩萨送给她一条大鲤鱼,她就用做饭菜的围裙包住了。梦醒了,肚子疼,就生了我。我的母亲从此吃斋行善,而我的字,就叫做念观。
我的家是一个封建古老、四世同堂、子孙繁衍、富甲一乡的大家族,人称书香之家,官宦之家,其实拿现在的名词说,就是大地主官僚家庭。
我们这个家庭在清朝出了两个上大夫。我们小孩在家里写字要写薄(家谱),我就问:我们家里头怎么有两个上大夫?这是个什么官呢?老人们告诉我:清朝的时候设的这个官。现在来说,这个清朝官是什么地位呢?相当于国会议员吧。我记得家门口挂着一块牌子,是皇上亲赐的,经过这块牌子,文官要下轿,武官要下马,圣旨啊。
我家是文信国公(文天祥)的子孙,我是文天祥的第二十三代孙。我家不分男女老幼,都必须能背诵《正气歌》,以背得滚瓜烂熟为荣,这是我家的一道传统家风。
那时我的父亲到日本去了,在日本帝国大学留学,专修法科。我问我的母亲:我的父亲到日本留学去了,他在那里干什么呢?
小孩子问什么?选不能说,不能说。
怎么不能说呢?
母亲说:他是孙中山的朋友(我的父亲参加了同盟会),又是黄兴的朋友,蔡锷也是他的朋友。这三个人一说呀,我们全家就要杀头,问不得,问不得呦。
噢。
辛亥革命胜利的时候,我的父亲回家了。他在客堂里设了一个香案,把孙中山和黄兴的照片放得很大,用镜框框起来,在香案上并排摆着。每天早上,父亲带着我们一家人(除了我的祖母),去客堂向孙中山、黄兴,行三鞠躬礼。那时我五六岁,还不太懂事。
到了民国三年,蔡锷起来打倒了北洋军阀,打倒了袁世凯,我家的香案上又多了一张蔡锷的照片(我的父亲到过云南,跟着蔡锷当司法官,是蔡锷的秘书长),孙中山的照片摆在当中,左边是黄兴,右边是蔡锷。每天向他们行礼。
要说到家,就要说到与毛泽东的关系。
毛泽东的家那时是很穷的,他父亲是个放高利贷的,他的兄弟姐妹很多,有10个,后来就剩三个了: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在活下来的三兄弟中,毛泽东是老大,毛泽民是老二,毛泽覃是老三,那七个都夭折了。毛泽东比我大14岁,最小的弟弟毛泽覃比我大两岁。
有一天毛泽覃跑来跟我讲:我告诉你,以后你叫我的哥哥,不要叫什么毛老师了。那时,我正在湖南明德中学读书,这是湖南的一个贵族学校,办得很好的。毛泽覃说:我告诉你,你要改口,跟我一样喊他大哥。
我不解:你姓毛,我姓文,为什么要让我改口呢?
他说:你糊涂呵,我的妈妈是你的姑母。
我知道我的姑母叫文七妹,原来她就是毛泽东的母亲啊。我说:还有这样一回事呀,我也不知道,我回去问问我的父亲,看他知不知道?
我跑回家问我的父亲:你认识毛泽东吗?
认识呀,毛泽东是我们文家的外甥呵,到过我们嗣堂里头呵,她的妈妈是我们文家的呀。
噢,我说:他的弟弟告诉我,他的妈妈是我的姑母呵,他让我叫毛老师做大哥,要不要喊呀?
那有什么不要喊的?可以喊大哥。
我就改口了,叫毛大哥。
通过毛泽东,我又认识了两个人,一个是何叔衡,湖南长沙县教育局长,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是谢觉哉,当过民政部部长,也是共产党员。毛泽东在他们当中排行老三,三个人一出来,毛泽东站在最后,那两个比毛泽东大十多岁。
我见到毛泽东,就叫哎,毛大哥。
他瞪起眼睛看着我:怎么回事呀?你怎么不喊毛老师啦?怎么变成毛大哥啦?
我说:你问问你老弟,他不让我叫毛老师呵,让我叫你毛大哥,我还不叫哩。
毛泽东问老弟怎么回事啊?毛泽覃说:我们的妈妈是文家的,我让他改口喊你大哥。
我说:叫就叫了,你还笑我。
毛大哥笑了:噢,你还在这攀亲戚呀。这样一说,我们两个人要认真了。我要考考你,你们文家是文天祥的子孙,你会背《正气歌》吗?他还不相信我呢。他说:我也会背《正气歌》。文天祥的《正气歌》背不出来我就不配当文家外甥。我望着他笑,我说:毛大哥呀,今天是我考你,还是你考我呀?
他看着我:噢,你还考我啊?
我说:你只比我大14岁,文天祥的事情,恐怕我知道的比你多。
噢?那我得要考?选你也会背《正气歌》吧?
我不但会背,还可以默写给你,你默写得出来吗?
他说:哎,我还没写过呢,能不能默写得出来,我还不知道。你默写得出来啊?
当然。
他挺吃惊:你还知道什么啊?
我说:文天祥的著作里面有个《指南录》,差不多有三百多首诗,我会背一半。
我这一讲,毛大哥不知道了:文天祥还有个《指南录》啊?我没有看到过。我说:你没有看过啊,那你就差得很远啦。
他说:你还知道什么呢?
我说:文天祥还有个路歌。
这个路歌干什么用的呀?
我说:写他的家史,写他的父亲,写他的子女。
毛大哥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的还多了。文天祥最后死在元朝,临刑前用血在衣服上写了一首诗,这是文天祥的自传,你知道吗?
他说:我还不知道这事情呀。
你不知道这个事情我背给你听: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哎呀,以前我还看不起你呀,我今天才知道你是个大家人物呀,书香之家,你们家出过两个官大夫呀,我们毛家比不上呀。你真的知道很多呀,可不得了。
我们就都高兴了。我接着就背《正气歌》给毛大哥听。
何叔衡、谢觉哉都住在毛大哥的隔壁,听到有人背《正气歌》,和毛大哥一道也背起了《正气歌》,一时间,整个宿舍都包围在一种悲壮的环境中了。附近的人家看了觉得很好笑:这老的老,少的少,在背什么东西呀?
毛泽东开始认识我时,我就跟他抬杠子。以后,我跟他抬杠子非常之多。一直跟他抬到底。我说:你知道什么东西呀,革命革命。我并看不起他。
八·一三上海战争爆发,我奉程潜的命令,作为参谋本部的高级参谋到达上海。
一天,我在上海马路上遇见一个人,他突然拍拍我的肩膀,我一时想不起来这个戴近视眼镜的人是谁,他看我站在那里迟疑,就叫:怎么,你不认识我啦?我是袁裕啊。我现在的名字叫袁国平。
袁国平是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黄埔第四期的同学。
我也叫了起来:啊,苞谷老(袁国平的声音听起来像苞谷老,我们喊他做苞谷老)啊?选
我们两个一下子又都叫了起来:没想到,我们在这里又见面了。
袁国平说:很难得遇到,我们找个地方谈谈话啊。他又说:哎,你怎么还不归队呀?
归队?归什么队呀?
你晓得不晓得周恩来在找你呀?是王明路线害了你们。
周恩来到哪里找我?
具体的地方我不了解,就晓得他在找你。你还不知道呀,周恩来知道你的情况了,在延安给你平反了。要你去归队。
噢,我说,周恩来还帮我平反了。
我对袁国平说:我离开四川回了老家湖南。找不到周恩来呀,我妻子也找不到杨尚昆,共产党要杀我们的头,国民党也要杀我们的头,我们只好回湖南老家,我当了个新闻记者,改名文浮生。我现在记者不当了,到了参谋本部。
我说:你把你们延安内部的情况多给我谈一点。他就谈到毛泽东。
他说:有一个消息我说给你听听,现在共产党把民族矛盾上升到第一位了,把抗日打日本放在第一位。阶级矛盾是内部的事情,降低到第二位了。这个还是个好事哩。
哎,我说,这是谁提出来的?
他说:毛泽东,现在延安方面是毛泽东负责。
他是多变的人,恐怕三个月以后他又会变的。
你好像对毛泽东没有信任呀?
我说:向来没有信任。不过这个提法很好啊,毛泽东看到这一步,国共两党就用不着那样斗了,合力共同对敌,应该这样。
袁国平问我:你对你自己的问题考虑了没有?
实际上这时我感觉找周恩来也没有找到,共产党的关系也没有了,我一直在考虑自己的前途。我就表示:我有这样一个考虑,共产党的政策改变,国民党的政策也会改变,国民党也不杀我的头了,过去参加过共产党也不追究了,蒋介石的宽大政策越来越宽,不追究既往了。我并没有向国民党自首,国民党也不追究,取消对我的通缉是张治中给我办的,当时张治中说,取消通缉令,要有五个黄埔学生证明你跟共产党没有关系了,我就找了四个黄埔学生,还少一个,戴笠愿意担保我,他也算了一个,这样就取消了通缉令。这样一来,如果我回去恢复党籍(共产党党籍),就矛盾了。我在国民党里已经搞了两年多,回去不又成了问题了吗?
袁国平说:那没有关系,凭你跟周恩来的关系,可以解释嘛,我也可以帮你说清。
我说:老实说,共产党犯错误有自己的因素,过去在江西搞AB团,杀掉自己很多人,又出了个王明路线,一个党的政策老是这样,自己杀自己。我对这样的搞法没有信心,毛泽东是我表哥,也是我的老师,我对他有个人的看法。
袁国平听我这样一讲,说:听你的意思是不想回来?
我有这个想法。我已经7年没归队了,我也不想再归队了,但是我以共产党为友,先把抗日战争打下来再说吧。现在大敌当前,把日本人打败了再说。
分手时,我说你这个共产党员过得也很困难,我就送他100块钱。
后来,我给袁国平写过几封信,接到他的一封回信,也没有说什么,就是彼此问候一下,以后再给他写信,就没有人收了,皖南事变,袁国平被自己的警卫员一枪打死了。
(摘自《文强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月版,定价:26.00元。社址: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邮编:10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