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记者杨海鹏、朱雨晨／浙江杭州报道
如果说有的上市公司是在进入资本市场后“变质”的话，浙江东方一出生就是一个“怪胎”
“沪市抗跌性最强股之一”、股评界戏称为“东方不败”的长庄股浙江东方(600120)，从2003年12月7日开始，以一连串的令人瞠目的跌停板，开始走向它的末路穷途。
与此相应的是:高管双规，庄家出逃。误入丛林、未及抽身的中小股民欲哭无泪。在此后一周，流通市值30多亿的浙江东方已蒸发了一半。
2002年6月12日，媒体曾调查披露:高达流通盘45%的内部职工股大部分为上市公司持有，其中有三分之一使用了“挂名账户”──这部分股份控制在公司高管手中，市值最高时总值超过5个亿。
时任浙江东方总经理的杨建新，公开对记者说:公司控制的这些流通股，是通过南京的一家机构买卖的，属于“委托理财”。公司一位内部人士对《瞭望东方》说:为了在被媒体曝光后给浙江东方护盘，公司董事长刘宁生在2002年7月1日浙江纺织系统党员大会上公开推介：他准备将浙江东方的复权价，再炒一个跟头，达到每股200元。
上市公司炒作自己的股票，是法律明确禁止的。浙江东方的职工老应被刘宁生的讲话骇倒，“他甚至在会上宣读媒体的报道，证明股价控制在公司手里，让大家放心跟庄”。另一位当面恭听过刘宁生“股经”的周姓职工，形容刘的演讲是“强盗在广场上公开传授抢劫经验”。
当时正在进行的证监会就“实名制”的全国巡查，也未伤及它一根毫毛。
更令人惊诧的是，当年12月，证监会杭州特派办分管稽查的副主任陶久华，在办理“内退”5个月后，出任浙江东方的控股公司的法律顾问。
浙江东方的庄家“天元投资”死于资金链断裂，这是“自然死亡”。
至记者发稿的12月25日，负有监管之责的证监会杭州特派办只表示“高度关注”，尚未立案。
引爆
2003年11月20日，浙江东方总经理杨建新被省纪委叫去“协助调查”，理由是浙江东方在日本的子公司“日东方株式会社”一笔200万美元的坏账。杨建新在两年前曾是“日东方株式会社”的总经理。
此前，公司的另一场危机刚近于尘埃落定:浙江省审计厅对浙江东方长达1年零4个月的审计有了一个结果:浙江东方隐匿了4000万元利润，被要求补交1800万所得税。为了这1800万元，公司高层在杨“进局”前后，还多次到省里要政策。
人们并没有感觉到山雨欲来的信号。
浙江东方的内部法律顾问周根达对《瞭望东方》说:省审计厅的报告是直接报省里的，没有公开。他相信除了隐匿利润，这份报告肯定会涉及浙江东方的其他问题，而这些问题比前者要严重得多。
《瞭望东方》在控股公司法律顾问陶久华处得到消息是:当时浙江东方的控股公司──浙江东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出借给庄家天元投资及其子公司罗宾科技的已经有两笔款到期，一笔为7200万，另一笔为4000万;到期时间分别为2003年6月和2003年10月。
与浙江东方打过官司的退休职工老应，记得自己是2003年12月7日被省纪委的人叫去。“他们向我调查浙江东方操纵自己的股价。”
在此前两天，浙江东方的股价已经超前作出反应，5日开始跌停，6日又是一个跌停，内部有人开始传说，公司被庄家骗走了3个亿。一些高管的亲属开始出货──在浙江东方，有几位高管的亲属靠内幕消息炒股几乎是公开的秘密。
管涌的结果是决堤。浙江东方控股集团向省里汇报:有1500万股委托理财的“内部职工股”丢失，估计是庄家所为。庄家天元投资和罗宾科技，加上未到期的欠款共欠浙江东方控股集团18200万元，这些股票还未计算在内。
上海股市的消息说:在2003年12月初，资金链已经绷紧的天元投资曾经召集10多家券商的营业部开会，要求他们借款托盘。这些券商包括“中富证券”、“海通证券”和“东吴证券”，但会议的结果无从获知。
12月9日，继杨建新之后，董事长刘宁生和副董事长吴建华两个厅级干部被省纪委双规。副总经理林平、董事会秘书汪涛、前董事会秘书饶民杰、证券部经理尹巍等近10位高管和关键部门经理或被要求“协助调查”，或从庆春路孝女路交叉口的公司总部消失，不知所在。
集团律师陶久华对《瞭望东方》说，他也不知道省纪委和省公安厅及省检察院“动了东方多少人”。在了解情况后，分管副省长钟山和省长吕祖善指示尽可能减少国有资产损失，“我们马上向省公安厅报案，7日下午，我们和公安厅的同志到上海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找到并封存了这些股票”。
在上海，陶了解到上海第一中级法院和第二中级法院都在查封天元投资和罗宾科技的财产。同去上海的浙江省高级法院和杭州中院封了他们几个账号，所得很有限。他们又到天元投资的母公司，在南京的江苏中泰集团查封财产，也几乎一无所获。
在内部职工和股民的责骂声中，已经双规的正副董事长和总经理杨建新被提请临时股东大会免职。在这10多天时间，因为股份被浙江东方委托给庄家，不能及时抛售，浙江东方的200多在职职工股东，眼见自己的财富像雪一样消融。
《瞭望东方》的调查显示，在浙江东方的拥有原始股的在职职工中，连门卫司机等最低岗位，也拥有市值150万左右的股票。浙江东方的原安保负责人张伟宏说，中层一些人“自称每天损失一辆宝马”。
《瞭望东方》记者经过多方证实:对浙江东方高层的行动，是由浙江省委书记办公会议拍板的。对刘宁生吴建华的双规，理由是“玩忽职守，给国有资产造成巨大风险”。
怪胎
如果说有的上市公司是在进入资本市场后“变质”的话，浙江东方一出生就是一个“怪胎”。
根据测算，浙江东方有最高达350万股的权属不明的“职工内部股”的存在，这些内部股占总流通盘近两成左右。浙江东方内部消息说:虚持这些股份的“假股东”有20人左右，其身份多是公司财务部和证券部职工的亲属。
媒体去年的调查涉及其中的三位:公司财务邹涛的母亲陈葆勤，公司财务郝安安的妻子丁桂花，公司证券部职工戴肖萍的母亲章桂香。在浙江东方的上市公告书中，她们分列“十大股东”的七八九位，持有原始股近72万股。排序在她们之前的股东全为法人股。
还有近四倍于此的股份，为其他自然人持有。
“上市公告”意味着这些股票不是在二级市场获得的，不是法人股，也不会是社会公众股，只能是“职工内部股”。但仅此三人拥有的股份数量即达浙江东方12位董事监事之和的一倍多，而在当时232位公司职工并不存在她们的名字。
媒体对她们进行了家访，证实了她们属于“挂名股东”。实际这些股票属于浙江东方。总经理杨建新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也未对传说及推算出的“挂名股东”数量和他们持有的股票总数表示异议，而且它的性质是“职工内部股”。
这些股票在上市后，最高市值达5亿元以上。由于公司普通员工甚至中层干部，也不知道它的存在，它的支配权只在公司高层，“上市的小金库”一说，可谓名副其实。
一个重要的证据是，公司中层干部应福祥和汪挺中曾经被公司罚掉一些股份，在问题查清后，两人要求“落实政策”，刘宁生否认有职工股，为安抚他们居然要给他们“法人股”。
在这个小金库中，刘宁生在公司股票上市后，经过董事会秘书饶民杰的提议，拿到了4万股。2001年，饶民杰因为名下的股票市值393万元，在中国上市公司董秘中最高，被某证券报评为“中国上市公司第一秘”。时任总经理的吴建华，拥有股票市值452万元，在中国上市公司总经理中排第四位。董事长刘宁生仅自己名下的股份市值，就在董事长中排入前十，若算上这不再其名下的4万股，他的位次会大为提高。这4万股是可以抛售的，在浙江东方股价高峰时，他的市值为600余万。
其他高管是否从中给自己“奖励”？现在还难以获知。
最令人无法想像的是:他们的上市公告是如何顺利通过律师会计师及上市推荐人的几道程序，顺利发布的？
提供答案的又是陶久华。在1998年浙江东方股票上市前，陶是浙江省体改办证券委员会金融处的处长。他对《瞭望东方》说，没有发现这些问题，是因为当时只做“形式审查”，“工作上疏忽大意”。他当时也是证券委员会的首席律师。
“当时浙江东方上报了要搞一个‘职工奖励股’，放在持股会里，暂不分配。这是不符合规定的，我没有批。体改办分管副主任说他来挑担子。”陶久华说，因此这些股票被挂在一些自然人名下。
当时证监会在杭州没有分支机构，其监管职能是由体改办完成的。虽然在证监会杭州特派办1999年7月成立时，陶所在的金融处整体并入“杭州特派办”，但浙江东方的“小金库”没有人触及。虽然原金融办人员理应知道它的存在。
这些“挂名股东”名下的股票，还包括一些职工未上市前退职收回的股票，及浙江东方在上市前卖给关系部门的内部职工股。据前总经理方培琳称:在体改办的人核对职工名单后，这些关系股被鉴别出来，由浙江东方购回。
没有人想到他们第二次呈递报告时，竟然无人看出十大股东中的破绽。
他们坐视它日长夜大，吸足股民的膏血，分量增加了近百倍。
《瞭望东方》采访证监会杭州特派办，综合处一位姓傅的女处长说，问题是浙江省的，是“历史遗留问题”。浙江省体改委的一位领导则称，他这里算是“幼儿园”，上市了就算成人，该他们证监会处理。
坏孩子
缺少有效监管，浙江东方这个怪胎，在股市上成了个“坏孩子”。
1998年底到1999年初，发迹于江苏，成名于“徐工科技”一役的天元投资，连同其战略伙伴进入浙江东方。
与“小金库”中的股票被浙江东方公司方面牢牢控制一样，已经分配到职工名下的“职工内部股”中，大部分也攥在公司手中。1997年12月，200万内部股上市时，公司仅允许每人抛4000股。剩余的全由公司证券部处理。2000年，职工股全部上市，公司强制规定：每人最多只能抛68%。并且将少抛与职工考绩奖励升职等挂钩。
因为各个户头上抛出股票价格不一，公司职代会规定:所有抛出股票按统一价格结算。
“一个副科长响应刘宁生号召，只抛了10%，因为刘答应他转正职。但事后刘宁生并没有升他的职，他就到刘那里大吵大闹。刘一句话，就给他一个最高价。”浙江东方的人士说，这个人钻进了时空隧道，跑到几星期前的股市抛了一单。
为接纳这些抛出的职工股，天元投资准备了6个亿护盘。
浙江东方在庄家与公司的联手掌控下，几乎是一路高歌。职工股占流通股的45%，控制它的一半，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控制这支股票。
“刘宁生大会小会，都会说我打算什么时候炒炒高，基本上分毫不差。”有几位“老东方”说，在公司高管手里，都有一张“股价安排表”。
在庄家操盘，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条件下，误入其中的散户，只能是刀俎下的鱼肉。在这几年的股评中，浙江东方都被归类为“长庄大牛股”，另一个叫法是“恶庄”。
浙江东方的职工股东多成为百万富翁，与公司高管与中层干部相比，他们真不算什么。中层拥有的股份，一般是普通职工的3-4倍，他们都是拥有500万以上的富翁。
2001年，浙江东方与海外子公司日东方株式会社在杭州之江风景区兴建东方苑别墅。由于平整土地时，开山伐木，被中央电视台曝光。在83套别墅盖好后，为东方公司中上层以上干部“购买”的占50多套，仅有6套公开对外发售，其余都属于“关系户”。在物业公司经理何月根提供的一份“业主名单”上，记者看到有公司律师沈田丰的名字。
根据知情者的说法:这些别墅多以市价的一半左右的价格提供给公司内部的干部和关系户。《瞭望东方》记者了解，这些别墅除少数联体建筑面积低于200平方米，大多数在300到500平方米左右，而且是全部豪华装修。按现在的市价，每平方米在12000元以上。
东方苑房地产公司，曾经在公司年报上报亏。与自己人的“关联交易”，也没有在公司信息发布中发映出来。上市公司浙江东方是否将优质资产廉价卖给管理人员和“业务伙伴”，身为物业公司老总的何月根竟说“一点儿也不知道”。
至于高管及中层们是否已经付款，何也说不知情。
浙江东方内部的人士十分肯定地告诉记者，他们用手中的股票作抵，向公司借了钱。
即便如此，仍然不能解释，个别中层被发现在杭州拥有几套总价值近千万的豪宅。他们的股票大半没有动，而且多数人将子女送到国外，日常开销很大。
癌变
浙江东方操纵股价在其职工股上市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由“挂名股东”到“操纵股价”，6年里，他们的作为，一直在浙江省体改办和证监会杭州特派办的眼皮底下。
陶久华应该是这间上市公司从降生到今天，与它关系最深的监管干部。
2003年12月24日晚，他在了解记者多方调查他的身份背景后，与《瞭望东方》记者相约，长谈了一个半小时。此前即便是浙江东方的周根达律师，也认为他只是星韵律师事务所的一个普通专职律师;而他在所里的同事，也只是知道他是省政府的一个处长，“在金融证券方面的咨询业务做得很好”。
在1997年12月，浙江东方上市时，他身为浙江省体改办证券委员会金融处处长，直接负责上市申请的审批把关。同意推荐浙江东方上市的意见，也有他的签字。没有看出“上市公告”的破绽，他自认是“一时疏忽造成的”。
1999年7月到2002年7月，他的身份是证监会杭州特派办的副主任，分管稽查。但他对人尽皆知的“操纵股价”和“小金库”，还是视而不见。他的理由是:立案查办要经过主任办公会议的讨论。“我说了不算”。
在2002年3月，身为证监会杭州特派办副主任的陶久华主持了浙江证券从业人员职业道德考试。
在这期间，浙江东方的一些职工告诉《瞭望东方》:他们一直没有停止举报。他们也向证监会杭州特派办投递过举报信。
2002年7月，未满50岁的他在证监会杭州特派办离职休养。他说自己患了癌症，“将不久于人世”。12月，他自称“主动找上门”，成为浙江东方的控股方──浙江东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法律顾问。“我现在当顾问的上市公司，共有3家”。
“这是老鼠找了一只退休的猫当顾问。”记者对浙江东方与他的关系如此比喻。
他嗒然无语，随后颇令人诧异地说，“浙江东方集团控股公司这些人可真叫坏，省里让他们交高管名单，他们把我的名字也写上去”，“弄得我碰到省长，问我怎么回事”。
有消息说：在从事监管工作期间，他一直在司法部文明所──杭州星韵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及上市公司咨询业务。这是《律师法》和《公务员暂行条例》所禁止的。
陶将围绕“浙江东方”出现一切问题归咎于体制，在言辞中尽可能表白自己“无能为力”。
2003年12月21日，浙江东方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同意刘宁生吴建华辞职”等三项决定。
12月24日，浙江东方召开紧急职工代表大会。工会负责人在会上通报了最新的案情。一个与会者说:天元投资的操盘手王增强，已经在几天前在香港被抓获。此人持有境外护照。
会上还透露:在崩盘前，天元投资在大笔欠款还没有还的情况下，要求刘宁生再借14000万，否则他们就要抛盘。刘答应与否不详。天元投资随后将手中市值2亿股票质押贷款。这2亿股票都是属于浙江东方职工的流通股。
职代会要求每一个职工写一份说明，意在表明当时自愿将名下的股票交与公司处置。这样，公司会作为“受托人”免除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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