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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毛泽东与河南———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1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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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物产丰饶,人口稠密,古迹众多。加之地处中原,交通位置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作为一代伟人的毛泽东,为了民族解放大业,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河南不仅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而且多次亲临河南,在河南的大地上留下了伟人的身影和足迹。凭吊魏汉故都遗址1918年8月,为了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25岁的毛泽东和他的伙伴们从长沙前往北京。途经漯河时河水漫溢,火车停开,他们只好步行至许昌,再乘车北上。在漯河、许昌滞留的3天里,忧国忧民的毛泽东考察了附近的农村和民情,凭吊了三国魏汉故都遗址。在高声吟诵曹操著名的《短歌行》及《自明本志令》后,毛泽东怀古抚今,诗兴骤起,和罗章龙联句作《过魏都》诗一首:“横槊赋诗意飞扬”(罗章龙),“《自明本志》好文章”(毛泽东);“萧条异代西田墓”(毛泽东),“铜雀荒伧落夕阳”(罗章龙)。这诗不仅抒发了他对叱咤风云的历史英雄曹操的凭吊之情,也含蓄地表达了他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远大抱负。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也是新中国成立前唯一一次踏上河南的土地。指导河南农运1926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伐必经之省“预备民众奋起的接应”。中共豫陕区委据此指示积极发展农民运动,并派吴芝圃等29名革命青年参加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其间,所长毛泽东亲自来到河南学员中间了解河南农运情况,并为河南学员的进步给予了特别的关怀。为了确保北伐胜利,中央在武汉召集河南等省的武装农民代表开会。毛泽东亲自召集河南的筹备会给予具体指导。1927年3月“河南全省武装农民代表大会”在武昌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使河南代表大开眼界,备受鼓舞。闭幕会上毛泽东再次作了讲话,他的讲话有力地推动了河南农民运动的深入开展。加强中原抗战领导为了加强党对河南的抗战领导,党中央、毛泽东于1937年5月决定重建受到严重破坏的河南省委,并指定由朱理治筹备。毛泽东在百忙中接见了朱,指出:这个区域很重要,今后将是抗战的重要区域,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组织群众,建立党组织,抓紧时间在各方面做好准备。徐州失守后,河南的东大门已被打开,毛泽东及时地指出:河南将迅入敌手,我军应准备进入豫、皖、苏、鲁四省,深入敌之后方活动。为了切实掌握豫东敌后情况,为创建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做准备,彭雪枫于1938年8月初亲赴西华、扶沟等县进行实地考察和统战工作。返回竹沟后,即向毛泽东进行了汇报,并提出:需向河南派出大批军事干部,这是开展豫东敌后工作的万分必要的先决条件。党中央、毛泽东在了解了河南的真实情况后,多次向河南各抗日根据地派出大批干部。在鄂豫边区,毛泽东派遣曾任鄂豫皖省委常委兼秘书长的郑位三等去开展工作。临行前,毛泽东当面作了重要指示。后来毛泽东又两次致电郑,指示大别山红军要“坚持独立性”,一切大问题听候国共两党中央谈判解决。郑位三按此指示,帮助高敬亭退回了国民党的委任状,使红二十八军编入了新四军,坚持了党对红军的领导权。为了加强对豫西抗战领导,党中央、毛泽东决定成立中共河南区党委、河南军区暨河南人民抗日军。在派出干部离开延安前夕,毛泽东分别进行了接见,明确了南下开辟豫西的重要战略意图。毛泽东还起草了《关于开辟河南的指示》。逐鹿中原的最高统帅1947年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刘邓大军突破国民党黄河防线后,发起了鲁西南战役。战役未完,毛泽东即指出:“刘邓大军应直出大别山。”他深知大军千里跃进,困难重重,事件多多,所以下放了大权:“情况紧急不及请示时,一切由你们机断处理。”为配合刘邓大军,毛泽东决定陈、谢大军在豫陕鄂边区实施战略展开。毛泽东对陈赓说,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挺进大别山,搞得敌人手忙脚乱,到处调兵追堵;胡宗南又被牵在陕北,陷入绝境;豫西敌军不多,是个空子,师出豫西是有战略意义的。陈谢集团成功突破黄河天险,向陇海路前进,迫使尾追刘邓大军的国民党军队抽回两个兵团的兵力。8月,毛泽东又指示陈、粟大军,在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运河以西、平汉路以东的广大地区实施展开,恢复与扩大豫皖苏解放区,与刘邓和陈谢共同经略中原。这样,毛泽东提出并较好实施了“中央突破、三军配合、两翼牵制、逐鹿中原”的外线进攻战略。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的外线攻势和其他解放军的内线作战,使国民党军队由战略进攻转为“全面防御”。对其重大意义毛泽东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蒋介石20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关注河南城市的解放解放开封前夕,毛泽东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历史文化遗产,亲自起草了安民告示和对敌喊话材料。告示和喊话材料阐明了党的政策,并要求所有热心公益的社会团体和公正人士,与解放军合作,共同维护全城秩序,保护古城免遭破坏。对洛阳的解放、接管工作毛泽东非常关注。他针对入城部队的工作报告,回电阐明了城市接管工作的9项政策:谨慎清理国民党统治机构,只逮捕其中主要反动分子;对于官僚资本要有明确界限,不要将国民党人士经营的工商业都叫做官僚资本而加以没收;禁止农民团体进城捉拿和斗争地主;不要轻易地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口号;民主改革和生活改善,要等市政管理有了头绪时酌量处理;必须有计划地处理粮食和燃料这一中心问题;必须妥善地清理、登记国民党和三青团员;一切做长期打算,禁止大吃大喝;委派懂政策有能力的人担任市委书记、市长。最后毛泽东还强调:以上政策“也基本适用于一切新解放的城市”。兵临城下的南阳守军弃城南逃。闻此消息,远在西柏坡的毛泽东激情澎湃,文思泉涌,撰写了《中原我军占领南阳》一文,由新华社播放。全文仅1500余字,却纵论古今,大气磅礴,精练流畅,被胡乔木赞为“一篇罕见的杰作”。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也是一条桀骜不驯的害河。所以抗美援朝的硝烟尚未散尽,毛泽东就亲临兰考、开封、郑州、新乡等地,调查黄河的现状,探索治理的方法。1952年10月毛泽东经徐州到达兰考,首先视察了黄河东坝头和1855年决口处,然后来到开封柳园口大堤,看到南边的村庄、树木好像比北边奔流的黄河还低,就情不自禁地说:“噢,真是悬河,悬河!”当他听到省领导汇报说开封城历史上多次被淹,现在已发现地下有三层房子时,毛泽东叮嘱道:要好好防治,不要出事。夜里,毛泽东在开封红洋楼休息时阅读了《河南通志》、《汴京志》,了解了明朝崇祯十五年开封37万人被葬身鱼腹34万人的历史。第二天临赴郑州前,他嘱咐省委、黄委会的领导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不然,我是睡不着觉的。在郑州,毛泽东从黄河南岸车站下车后走上邙山顶眺望黄河水势,后又坐专列通过黄河铁路大桥到北岸。当他得知黄委会已派查勘队到通天河,准备将来引长江水入黄河时,毛泽东笑了:“你们雄心不小啊!通天河就是唐僧西天取经路过的地方吧。之后,他到人民胜利渠视察。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黄河中游兴建的第一个大型引黄工程。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查看了渠首渠闸等,并亲自摇动启闭机,望着奔流的河水满意地说:像这样的闸,下游每个县修上一个就好了。后来,毛泽东多次来河南视察黄河。按他自己的话是:人说不到黄河不死心,我是到了黄河也不死心。为了根治黄河,毛泽东对建设三门峡水库和治黄规划进行了调查研究,提出治黄规划要以根除黄河水害、开发水利为指导思想,以综合利用、梯级开发黄河水利资源为原则。并明确了责任:黄委会是治黄专门机构,省委要支持,共同把治黄这件大事抓好。视察河南农村毛泽东来河南还有一件大事就是视察农村。1958年8月,毛泽东从河北来到新乡东风人民公社王屯村,查看了地里的玉米、棉花,同在地里劳动的社员进行了交谈;到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了敬老院、幼儿园、社员食堂、面粉厂、轴承厂、棉田等。他看到棉花一片丰收的景象,高兴地说:“农村都是这个样子就好了。”之后又到许昌襄县视察了烟田、谷地。他不顾天气炎热,又来到长葛县宗寨村视察了深翻土地后玉米的生长情况,详细询问了有关施肥、增产措施、指标等情况。随后他又到商丘县道口乡黄楼村“七一”试验田视察了红薯、水稻、高粱。他问:这地亩产红薯多少?得到回答后,他让人在几处将红薯刨出来看了看,看到红薯都不大,不相信地说:要到收了才算数。在3天的时间里,毛泽东马不停蹄地视察了这么多地方,主要是看、问,很少指示,他是在进行农村的实地调查。毛泽东还召集地、县委书记开座谈会了解农村人民公社问题。每次他都在座谈会上反复说:有什么问题?不要只说成绩,我想知道有什么问题。听到新乡大炼钢铁的情况后,毛泽东郑重地问:你们炼出的是水铁还是渣渣?在座的几位县委书记表示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完成任务的决心时,毛泽东语意深长地说:同志们,你们革命得很彻底啊,把群众的小锅都革掉了,群众家冒冒烟也是可以的嘛。他说:我在河南开的座谈会是调查会、研究政策会,很多事物不是一下子能够认识的。我们不可能到每个公社去看,主要靠下边反映材料,搞计划、方针。方针、政策是理论问题,经过实践的考验,才能证明是真理。两次“郑州会议”1958年11月和1959年2月,毛泽东先后两次在郑州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央、大区、省市委领导参加的工作会议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目的是纠正“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错误。为了开好会,会前毛泽东又派人到遂平卫星人民公社、新乡七里营和修武县做调查,准备材料。会上,毛泽东作了十多次讲话,提出了一些纠正“左”倾错误的理论观点。他说:十年向共产主义过渡,我就不一定相信。想像是一回事,是否符合客观规律又是一回事。他还说:有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一提商品生产,就觉得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现在就实行产品调拨,违反客观规律。他建议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两书,以便澄清思想,统一认识,指导经济工作。会后,毛泽东又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给河南省委全体常委讲解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的“商品经济问题”,逐字逐句联系实际地讲,听者受益匪浅。第二次郑州会议的主题是解决人民公社所有制和“共?纭蔽侍狻6浴肮膊纭钡脑鹑危蠖晕薏准陡锩业钠堑A似鹄矗晕遗赖溃菏紫仁怯捎谥醒朊挥懈绲刈鞒鼍咛逯甘荆冶救嗽谡夥矫婢陀性鹑巍W詈笏娼牖愕耐荆阂欢ㄒ咳彰渴惫匦娜褐诶妫笨滔氲阶约旱恼叽胧┮欢ㄒ屎系鼻叭褐诘木跷蛩胶推惹幸螅彩俏シ凑饬教醯模欢ㄐ胁煌ǎ欢ㄒО堋?两次郑州会议纠正“左”倾错误有时代的局限性,是在基本肯定“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可能彻底,但是毛泽东敢于承担责任、勇于纠正错误的精神,以及提出的一些理论观点,时至今日还是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⑤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