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英奇/主编
东方出版社出版
本书作者曾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中央保健委员会副主任。书中独家披露毛泽东、邓小平、宋庆龄、朱德、西哈努克亲王的长寿养生秘诀，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医疗、预防、保健科学等各方面的知识。
跳出三界外，又在五行中
毛泽东养生的“制衡”之妙
毛泽东的养生特点是优点、缺点同样突出，反而形成一种独特的制衡关系
按“太阳规律”办事符合人体“生物钟”节奏，对身体有益
用“奇人、奇事、奇招”来概括毛主席的养生习惯，那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而按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他跟医生的关系长期以来也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保健医生们经常会听到他说这样的话：“要是都按照你们说的去做，那我就没得活了。”有时候脾气上来，他甚至会说出更极端的话：“医生说的那是放屁！”
毛泽东就是这样一种性格，偶尔会用一种极端的话语方式来表达他对某事的独到看法。他真的认为医生的话是“放屁”吗？其实不然，他跟医生吵架时会这样说：“不听你们的不行，但都听了你们的也不行！”“我奉劝你们，在对我的照顾上不要搞繁琐哲学，这样子搞，你们累，我更累！”他就是这样，虽原则上配合医生，但又时不时同医生搞搞小“摩擦”。摩擦的结果，就是形成了一套既汲纳了医生的部分意见，又有他自己个性特色的“毛氏养生术”。
曾有医生试图让他改变作息规律，彻底改掉熬夜的坏毛病。人的生物钟决定了夜里凌晨这一段时间是人体免疫力最差的时刻，疾病最容易在这个时候侵害人体，所以熬夜绝对有害。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不是不想改，而确实是改不过来了。夜间办公，是长期的战争生涯中养成的习惯，哪怕在艰苦的长征路上，他也没有中止通宵办公的习惯。白天还要行军，怎么办呢？周恩来出了个主意，布置一副担架，让毛泽东躺在担架上，盖上毛毯，由两名身强力壮的挑夫抬着他行军。到了打尖吃饭的时候，毛泽东才下担架，这样边行军边补充了四五个小时的睡眠。长期下来，形成积习。按照毛泽东自己的话说是“按照月亮（规律）办事”。建国以后，毛泽东青年时代的一位好友写信劝他把作息时间改过来，他是这样回信的：晚睡的毛病正在改，实行了半个月，按照太阳办事，不按月亮办事了。但近日又翻了过来。新年后当再改正。多休息和注意吃东西，也正在做。总之如你所说，将这看作大事，不看作小事，就有希望改正了。
看来，毛泽东深深地意识到了作息颠倒的害处。据医学专家事后推测，主席晚年所患的脑出血，恐怕就跟作息颠倒有关。北京市一度出现数日反常的闷热天气，有的医院一天接纳数十例脑出血病人，年纪最轻的脑出血患者居然只有30多岁。医生发现：几乎所有的脑出血病人都有过“夜生活”的习惯，现代医学已经证明了吸烟、酗酒与动脉硬化和高血压的关系，但是熬夜的生活习惯可能直接或间接导致脑出血，还是一个医疗部门未充分研究的新趋向。这就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毛泽东当年的某种醒悟是有充分医学根据的。尽管他老人家最终没有能够身体力行去做到，但“照太阳规律办事”所包含的内在道理足以警策后人。
睡眠不好与作息规律颠倒的问题，不仅是毛泽东一个人的问题，也是当年整个高干保健工作的全局性问题。当年中央领导同志讲话，总是把“安眠药”几个字挂在嘴上，如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说：“说不紧张是假话，前半夜紧张，后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刘少奇也经常说：“安眠药是个好东西，假如列宁当年有安眠药的话，他老先生就不会这么早就去世，世界革命大概也不会走这么多的弯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都经历过革命战争和白区地下工作的考验。紧张、繁忙的革命工作既锻炼了他们的意志，又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他们的健康。如失眠，几乎成了高干们的“通行病”，对毛泽东来说尤为如此。入睡的时间很不规律，每次入睡的时间总比前一次入睡晚几个小时，这样，无形当中延长了连续工作的时间。严重的时候甚至有连续30多个小时不休息的状况。这无疑会给他老人家精神上造成很大的痛苦。毛主席很少对下面的工作人员发火，可是谁要影响他的睡眠，比如好不容易睡着了却被吵醒，老人家会翻脸的，甚至连“我揍你”这样的话都会冲口而出，一气之下还会把闯祸的冒失鬼拿来罚站（尽管事后会后悔，并向当事人表示歉意，并再次强调不能打扰他休息的道理）。虽然毛泽东大半生总在同失眠做“斗争”，但在“失眠”与“睡眠”的制衡中，他老人家还是能够略占上风的。因为对于睡眠，毛泽东心里有一个“度”，如果连续若干个小时不睡觉，大脑感到疲劳，心理暗示就会自然起作用：“该还债了。”工作人员都知道：每当主席决定休息，躺在床上盖上毛巾被做入睡的准备时，总会快活地叫一声：“不得了啦，讨债的又来了！”
欲知详情，请看下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