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巍
在当代西方哲学中，“认同”（IDENTITY）或者是“身份”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因为这一词语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这一范畴本身哲学本质的讨论，而成为一种现实的政治和权力的标志。女性主义哲学对于这一范畴也十分敏感，认为它关系到女性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权利和地位。女性主义理论可以从各种视角讨论认同问题，但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关于性别认同的讨论。在当代女性主义哲学家中，朱迪斯·巴特勒（JUDISHBUTLER）对于“性别认同”的探讨颇具代表性。巴特勒现为美国加州大学修辞学和比较文学教授，她的研究领域非常宽泛，包括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电影，以及文学研究。她的《性别麻烦》和《麻烦的身体》（BODIESTHATMATTER，1993）是两本研究酷儿理论（QUEER THEORY）、同性恋理论以及女性主义理论的经典著作。
身为一个同性恋者，巴特勒的理论具有为同性恋者伸张权利的初衷。但在这一努力中，她对于女性主义的“性别认同”理论作出重要贡献，并在西方哲学世界产生较大的影响。她的理论既是晦涩的、模糊的，也是激进的、革命性的和立场鲜明的。主体与性别认同
20世纪80年代，当巴特勒进入哲学理论领域时，女性主义理论已经开始质疑“女性的主体是一成不变的、自明的实体”的观点。在福柯的影响下，许多人开始拒绝“性的生物决定论”，鲁宾、伊夫·塞奇威克和巴特勒等理论家把性和性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构成。与之相应，主体的概念也得以重新说明。
1987年，巴特勒出版了她的第一本著作《主体的欲望》，从这本书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黑格尔对她的影响。巴特勒通过20世纪的两个法国哲学家福柯和德里达来分析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福柯对于性和性别的论述为巴特勒的理论提供了理论框架，在巴特勒那里，性与性别被看成是不固定的和建构中的实体。而德里达的语言学则更丰富了巴特勒对于主体的思考。如果说福柯把“主体的形成”描述为一个在特有历史和推论背景下才能得以理解的过程，那么德里达则说明了语言在主体形成中的作用。显而易见，语言并不是个体性的，个体对于语言有一种不可控制性，个体讲话者被剥夺了控制自己表达的权利，这是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一个重要观点。德里达在这里强调的是，主体不是个性化的主体，而是一个公共的和社会化的主体。受德里达启发，巴特勒也坚持这样一种看法——主体不是个人的，而是形成中的语言结构。主体的地位不是被给予的，它包括在无休止的形成过程之中，它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重新的假定和重复。
1990年，巴特勒出版了《性别麻烦》一书，塞奇威克也出版了她很有影响的著作：《密室认识论》（EPISTE－MOLOGYOFTHECLOSET）。两位女性主义理论家从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心理分析结合点上提出一种理论：酷儿理论。酷儿是激进派的用语，它作为一个概念指的是在特定文化和历史时期非常态的表达方式；它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包括那些在性倾向方面与主流文化不同的“怪异者”。塞奇威克把酷儿的特性说成是不能区分的、不能定义的和流动的，认为酷儿是一种不断重新出现的持续运动。酷儿理论的问世加速了女性主义哲学对于主体的探讨。
酷儿理论的出现与当时艾滋病的发现相关，因为艾滋病最初来自于男性同性恋群体，所以人们把它看成是同性恋的瘟疫，社会反对同性恋的呼声很高。然而，巴特勒等人认为性和性别是一种历史的建构，认为主体是不固定的、建构中的、历史背景之下的，是个体不可控制的、公共的和社会化的主体，人们对于性和性别的认同也是社会的、历史的。在父权制社会里，这种“性认同”和“性别认同”范畴本身便是服务于社会意识形态和异性恋暴力的工具。性别：没有原型的模仿
巴特勒并不十分关注个人和个人的体验，而是侧重于分析个人逐步假定自己成为主体的过程。她的工作追溯了在语言和推论结构内认同形成的过程。但是，结构主义理论并不感兴趣把所有东西都降至为语言结构，而是感兴趣于分析主体出现的条件。巴特勒追随福柯把这种分析方式描述成“系谱学”——它是一种历史的探讨方式，并没有真理、甚至知识作为目的。系谱学不是事件的历史，而是探讨被称为历史的东西出现的条件。
用系谱学来解释，主体的构成假定了性与性别是制度、话语与实践的影响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换句话说，你作为主体并不能创造或者导致制度、话语和实践，相反，你是通过它们来决定的，它们决定你的性、性别和社会性别，创造产生了你。巴特勒把对主体范畴的系谱学解释与她的性与性别是一种表演的观点结合起来。她延伸了波伏瓦“女人是造就的”观点，强调女性是某种我们“做的”东西，而不是我们“是的”东西（WOMENISSOMETHING WE DO RATHER THANWEARE）。然而，巴特勒并不强调性别认同是表演，因为这预先推论了正在做这种表演的主体和行为者的存在。她强调表演先于表演者存在，这种反直觉的看法导致许多人拒绝她的表演理论。
事实上，巴特勒这一理论运用的焦点并不在于从哲学本体论讨论表演和表演者孰先孰后的问题，性别是一种没有原型的模仿，事实上，它是一种作为模仿本身的影响和结果产生原型的模仿。异性恋的性别是通过模仿策略产生的，它们所模仿的是异性恋认同的幻影，也就是作为模仿的结果所产生的东西。实际上，异性恋认同的真实性是通过模仿的表演性构成的，而这种模仿却把自身建构成一种起源和所有原型的基础。换句话说，异性恋总是处于模仿过程中的，总是近似于自己幻影中的理想，并且总是失败。然而，尽管这种模仿倾向于失败，但人们还一直为成功而不断努力着。由于异性恋不可能模仿自身，而是表演性地把自身建构成原型，那么在同性恋文化中，对于异性恋的模仿便是模仿的模仿，复制的复制，因为并没有原始的雏形可供模仿。性别差异的终结？
性别认同关系到人的主体，性别差异决定了性别认同，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性别差异，性别认同也就失去了意义，性别差异问题一直是女性主义理论中的一个困境。在新千年到来之际，巴特勒在总结女性主义理论发展的历史过程时，也试图对性别差异问题作出回答。
在全球化的时代里，女性主义哲学家也在探讨女性主义的全球化问题。而在巴特勒看来，并不存在全球统一的女性主义定义，如果说女性主义有共同点的话，那么它就是女性对于平等权利、对于更为公正的社会和制度的追求。然而这样一来，我们也马上面临一个新的困境：平等意味着什么？是否意味着男女被没有差异地同样对待？公正又是什么？它也意味着同样对待吗？公正与平等概念可以分开吗？它与自由的关系是什么？我们所欲望的自由是什么？当女性在如何获得性自由方面存在严重分歧时，应当如何选择？是否能有一个国际化的标准？此外，女性又是什么？我们如何说“我们”？由谁来说它，以及我们以谁的名义来说“女性”？巴特勒相信，这些是上个世纪结束时最有趣的、最有建设性的问题。
巴特勒明确强调，自己并不主张终结“性别差异”，女性主义理论也不能因为内外部的矛盾和理论分歧而一劳永逸地宣布性别差异的终结，尽管在她坚持说性别是一种表演，性别认同是通过模仿的表演性构成的，同样，主体也是历史的、建构中的、不确定的和变动不居的。（来源：中华读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