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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又有上万册《穆斯林的葬礼》散发着墨香走上各书店书架，只消三两个月，它们便会被销售一空。据出版该书的北京十月出版社称，抛开以往的不算，这次是他们自1998年对该书改版以来第21次重印了。
1写作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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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1987年写完了《穆斯林的葬礼》，与那个年代其他一些作品相比，这部书十几年来一直长销不衰，您觉得是为什么？
霍达：两个字：幸运。如果非要说理由，我认为可能是我的真诚，我写作从来不太考虑社会效应如何，我只想首先感动我自己，再感动别人。一个怀有真善美之心的人才可能写出好的文章，否则再有才华，从道德品质上讲是个卑劣小人，那他绝不会有真正的创作成就。
记者：我听说当时的写作过程非常痛苦，您心绞痛反复发作，边写边吞药才完成，现在写作还是这样吗？
霍达：写这本50万字的书，你知道我用了多长时间？四个半月！可前期准备工作时间相当漫长，可以说是从我懂事起，就酝酿着想写这本书。提笔前我踏着故事中男女主人公的足迹四处奔走，看到他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历史就像在我的面前复活了。我在稿纸前常常忘记了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窗外正是三伏盛夏，书中却是数九严冬，我不寒而栗……我为书中主人公的欢乐而欢乐，为他们的痛苦而痛苦，有时甚至不得不停下来痛哭一场。当我把他们一个一个地送离人间的时候，我被生离死别折磨得痛彻肺腑。心绞痛发作得越来越频繁，我不得不一次次停下来吞药。我甚至担心自己的葬礼先于书中的葬礼而举行……写作让我现在一点儿也不怕死，因为我早就死过好多次了。
现在写作我仍然这么投入，我不能像别的作家一样，写完一段，站起来对别人说，好了，我们先吃饭吧，我根本从书中出不来。写作的痛苦如蚯蚓爬过沙滩一样，留下的痕迹只有自己看得见。
记者：您写作是用笔还是用电脑？
霍达：以前写东西我都用电脑，因为影响写作思路，我又回到用笔写了，你看，手指都写僵了。有一次我去卫生站做理疗，碰上丁宁他们，没人敢认我了，满脸满身疲惫不堪。其实我大可不必这么辛苦，两个孩子都大了，王先生（她故意随我们称呼他）的画非常好卖。
2写作之乐——
岁数最大的读者93岁
记者：写完后用什么方式调整自己了？知道发表后这么引起轰动吗？
霍达：没有喘一口气，马上开始了报告文学的创作。我知道有许多人喜欢这本书，我非常感谢这些读者。甚至有两位读者已经到了“强迫性思维”的地步，他们一男一女，三十来岁，一个是西安人，一个是河北人，除了每天给我打两三个长途电话外，还千方百计找到了我家，要帮我按摩、没完没了地想同我聊天，他们对《穆斯林的葬礼》《补天裂》中许多片断都倒背如流，我都不太敢接他们的电话了……
还有一位东北的书商，有一次与我谈另一本书的合作，他不小心透露说他靠《穆斯林的葬礼》赚了200万元。
记者：我周围喜欢这本书的读者从20岁到60岁不等，且翻译成多国文字后在异域也同样为人所喜爱，对于书中描述的苦难与人性，您觉得下一代人还能理解吗？
霍达：你当时看的时候也就二十来岁，你觉得看懂了吗？我相信能理解，就像一个六个月大的婴儿，你对他微笑，他能用同样的目光来回应你。人性是相近的，它不分年龄和国界。我知道的岁数最大的一位读者是93岁的老人，他对我说，“书中的韩子奇有原型吗？你能那么理解一个老人的心意，我走了也知足了。”他那句话分量真重！知道有那么多读者喜欢我的文字，无论多累，我都没法放下手中的笔。
3写作之情——
担心飞机失事
把珍贵资料寄一份给丈夫
《围棋少女》引来法国导演
2002年8月，旅法女性作家山飒带着《围棋少女》回国，同时带回了对该题材感兴趣的法国导演来感受该书的背景环境，而《围棋少女》本身是华人作家用法语写作并在法国获得少年龚古尔奖的作品。
《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拍出电影
2003年9月，戴思杰带着《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回国办讲座进行签售。电影在国内上映的同时小说签订了印度尼西亚版权，这是小说的第三十多次版权转让。
《上海王》将由胡雪扬投拍
2003年10月23日，虹影公开告诉大众媒体，她的最新小说《上海王》被好莱坞知名华人导演胡雪扬买断电影改编权，虹影的国际背景和该小说的题材让这一消息非常具有真实的力度。
各执一词
曹长青：卡梅隆压根没听说这事
曹长青（独立撰稿人，现居美国）：看到这个消息，我立刻闪出一长串问号，这怎么可能？我在好莱坞的有关网页上，找到了卡梅隆自己的电影公司（Ｌｉｇｈｔｓｔｏｒｍ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的资讯，联络上了该公司总裁雷·桑切妮（ＲａｅＳａｎｃｈｉｎｉ）的秘书金·特洛伊（ＫｉｍＴｒｏｙ）小姐。她马上说，“从没有听说过这件事。”但她也相当慎重，说会再去核实卡梅隆和桑切妮。查核之后，卡梅隆公司的总裁桑切妮通过特洛伊小姐正式答复说，他们公司从来没有听说过贝拉的小说，自然不可能买贝拉小说的版权，卡梅隆当然更没有拍摄这个小说的计划，这一切他们公司都从来没有听说过。
由于20世纪福克斯公司是个很大的机构，断断续续经过前后几个星期的电话、电子信查询，从国际部，到市场部，到公关部等等，所有人都回答“没有听说过这件事”。最后终于找到了掌管20世纪福克斯公司全部合同业务的法律部副总裁马克·迈耶森（ＭａｒｋＭｅｙｅｒｓｏｎ）。他要求用信件详细解释、说明这个版权故事的整个过程。九月底得到迈耶森先生的正式答复：“在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没有任何人知道这本书、了解这本书，从来没有购买过这本书。”
在被问道“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购买电影版权是否要通过董事会”这个问题时，迈耶森先生回答：“绝对不需要，任何购买书或故事的电影版权，都不需要通过董事会。”他接着解释了他们公司购买电影版权的程序：首先由他们的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ｓ（创意管理者）寻找可以拍电影的题材，因为那是他们的工作，他们找到、决定以后，由商业部负责洽谈，最后由法律部通过。整个过程都不需要和董事会联络。迈耶森先生说，“董事会是决定公司整体运作等大事的，这种版权的事情他们根本不管。”
这么说，贝拉和她的策划、出版人安波舜的所谓“美国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董事会已一致决定，购买这本小说的电影版权，版税高达102万美元”说法，完全是一个谎言。
安波舜曾说，“我是一个不太安于现状的人，每年不出点事情的话，别人就说那不是安波舜了。”那么这“百万美元买版权”的谎言，应该算个不太小的“事儿”吧？
安波舜：合同机密当然不会告诉曹
安波舜（图书策划出版人）：上海女作家贝拉（原名沈镭）创作的“9·11情爱丛书”三部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操作的文本资源和故事框架。尽管作品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其国际化的背景，情绪饱满的叙事和超越痛苦的博爱情怀，特别是古典浪漫主义的艺术想象，都是进入欧美主流文化市场的有利因素。因此，2002年9月第一部《9·11生死婚礼》中文版出书后，我们即着手进行项目规划和操作安排。
我们规划的项目是：
1．将《9·11生死婚礼》电影改编权出售给好莱坞的投资集团；由投资集团选择拍摄方、导演方；
2．将该丛书三部曲改编成100集由中、美、日三方合拍的电视剧；
3．将三部曲英文及多语种版权出售给欧美出版社。争取在首印数及发行量上，突破中国作家作品印量少、影响小的局面。
2003年3月，我们取得了第一阶段项目的成功：与美国某投资集团达成协议，售卖《9·11生死婚礼》电影改编权。售出金额为102万美元；合同中，投资方承诺：该片初定为20世纪福克斯公司拍摄，由詹姆斯·卡梅隆导演。合同同时规定，我方必须保密，不得擅自公布合同内容。什么时候公布，由投资方、拍摄方及摄制组根据自己的宣传公关规划方案进行。
但是，我必须向投资方及拍摄方道歉的是，由于我的一名核心谈判人员在未经公司和我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有关情况透露给了中国内地媒体。
2003年5月，由于北京暴发ＳＡＲＳ，我们第二阶段的项目交流和谈判一度中止。2003年8月，项目重新启动。至2003年10月25日，贝拉“9·11情爱系列丛书”影视及图书版权的进度是这样的：
1．第一部书，即《9·11生死婚礼》已与美国纽约一家出版社签订版权转让合同。根据协议，我们已将该图书合同提供给电影投资方和拍摄方，以利市场互动。
2．第二部《贝拉的神秘花园》和第三部《伤感的卡萨布兰卡》的全球英文版与其他语种的版权，正在与全球最大的出版集团之一谈判，双方的律师在紧张的忙碌中。
我特别要声明的是，在该项目的各个阶段的运作中，由我全权代表公司和作家。贝拉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参与其中的事务。
10月12日的纽约华文小报《多维时报》刊登署名曹长青的《美女作家的丑陋谎言——贝拉的百万美元骗局》一文，严重失实。曹文声称对电影合同一事进行了核查。在一个法治国家里，曹长青以记者的名义，探听大公司的合同机密，得到的只能是一连串的“不知道”！然而，曹文就凭一连串的“不知道”，妄下结论，如果不是此人对好莱坞电影运作的模式、程序不了解，就是别有用心。
记者追问
业内人士：“好莱坞买断”有些是作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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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影记者在采访中，交锋双方各执一词，那么我国究竟有多少文学作品曾经被好莱坞看中，这种文学与电影的版权转换在我国的发展又如何呢？
拍出来也未必进入主流
中国社科院外文研究所有关专家介绍说，大约4年前，陈冲曾经买断过著名作家严歌苓的《天浴》，而由此拍成的电影也在台湾获得金马奖7项大奖，但是否在美国院线大规模放映还有待考证。
而且当年陈冲买下《天浴》电影改编权时是以个人名义，并没有打出诸如福克斯或者哥伦比亚等等这类大公司的名字。国内目前对文学作品的著作权的相关邻接权并不重视，比如电影、电视甚至网络游戏等等，虽然海外的版权代理公司等现在与中国的出版商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交流，但发展进程还是相当缓慢并且落后的。
美国人买的多是小说情节
图书策划人沈浩波去年曾经因《北京娃娃》一书而与美国百老汇的知名编剧有过接洽，他对记者表示，中国的文学作品将电影版权卖到海外是个非常复杂而且麻烦的过程，其中的环节众多，美国人看中剧本往往是为了购买小说的情节架构，而在电影拍摄时会改头换面，将地点和人物进行改换，他们往往只注重是否有国际性，签约更是漫漫征程，一个环节处理不当就前功尽弃。
国外作假买断版权国内炒作
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编剧、独立影评人程青松告诉记者，目前就他了解到的情况，在海外特别是美国正规院线从未上映过中国当代的电影，更别提根据中国剧本改编的电影了。
他告诉记者，好莱坞现在也并没有专门从事中美文学与电影版权之间转换交易的代理人。近年来，曾经有不少国内的作者和公司爆出过被好莱坞买断电影版权之类的消息，但是这就像“围城”现象一样，由于中美双方这一方面的信息交流并不对称，因此有不少中国的作者或者策划人利用在美国的亲戚朋友开办的文化公司，假意买断版权，然后回国炒作。
此外，他告诉记者，诸如哥伦比亚等美国的大型电影公司确实相继来到国内，在国内设立办事处等机构，投资让中国导演拍摄中国题材的电影，但这些影片也很难在海外院线上映。记者李瑛
（来源：北京娱乐信报）
记者：最近在做什么创作？
霍达：正在写两个长篇，一本写女性的叫《悟》，一本反映海峡两岸几个家庭悲欢离合的叫《天涯倦客》。我写作一般都是先定好书名才开始动笔。很少在成书后再改动，当年《穆斯林的葬礼》也是，动笔前三年我就想好了书名。
记者：您除了《穆斯林的葬礼》，还有《补天裂》《红尘》《年轮》等多部小说和报告文学，但最有影响的还是《穆斯林的葬礼》，您眼中的这本书是否与众不同？
霍达：说实话，我最得意的还不是这本书，而是《补天裂》，有评论称“那是部史诗”。
在我以往的创作中，对历史题材有着浓厚的兴趣，但晚清史却恰恰是我最不喜欢的，因为那是一段充满民族屈辱的历史。1984年，中、英两国政府发表《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中国政府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我萌生了以小说形式再现香港历史的念头，经过陆续几年的准备，1994年我终于踏上了南下香港之路，开始了历时三年的采访和调查研究。之前不久，有位富翁出500万港元要我为他写自传，我拒绝了。
记者：讲讲在香港搜集素材时的事情吧。
霍达：说这些好像有自夸的嫌疑。当时在图书馆翻阅了相关的文献资料数千万字，看到有价值的东西我会兴奋得发抖，赶紧复印四份，其中一份寄给远在北京的丈夫，由他保留着，为什么？我怕万一飞机失事我死了不就白找了吗？
我还实地踏勘一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地，探寻尚存的历史遗迹和文物，往往是每天早上八点半起来，带着地图或坐公交车或步行，走遍了香港的大街小巷、荒山野岭。当时每天早出晚归，往往回到住处后整理资料到半夜，把电视调到央视4台，不管里面说什么呢，我都会感觉自己离家那么近。
4生活之爱——
我最不能舍弃的是我先生
记者：如果这世间让您对目前所拥有的一切进行选择，您最不能舍弃的是什么？
霍达：（毫不犹豫）我最不能舍弃他——我的先生。
记者：《穆斯林的葬礼》中韩新月与楚雁潮的爱情让人神往，您怎么看待爱情？
霍达：爱情不是口头上的东西，在我现在看来，青年人的爱往往是性爱，中年人是情爱，到了晚年才是爱情。相爱的人应该以命相许、以命相托。在我的生命中我无法想像没有我先生会是什么样子。我们探讨过，如果不能一起走，我希望我先离开世界，由他来料理后事；如果他先走了，我很快会随他而去，因为没有他，我的生命就失去了意义。
5生活之重——
文学是母亲，话剧是爱人，
电影是情人
记者：您曾说过写作是为书中人物的心灵作传，一向都是比较纯净严肃、甚至是有使命感的写作，如今人们对待写作的态度越来越宽松，您怎么看？
霍达：我感觉很明显，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写作的态度越来越慎重。在我眼里，文学对一个民族来讲是母亲，话剧是爱人，电影是情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文学不可以太不严肃，它代表了一个国家人民的文化素养和思想境界。像戏说历史呀，美女作家的私人写作呀，我认为无可指责，但我自己是不会去看的。一些浅薄的“现代文化”将人们丰富细腻的情感一带而过，致使社会上许多人随便地同居、闪电般结婚、轻易地分手……越是这样，人们越向往宝黛的纯情，向往韩新月与楚雁潮的完美。这也是好多作品畅销的理由，没什么便盼什么呀。
6生活之思——
我现在是个“堕落”的人
记者：您怎么评价自己的现在？
霍达：我觉得我现在是个“堕落”的人。以前从事报告文学的写作时，为了将一个受害人的真相公之于众，我能一口气奔走于37个县，顶着巨大的压力到村子里面找农民谈话，真是为民请命啊。哀莫大于心不死，我非常关心国家命运，老想把作家与政治家合一，我真心希望我们的民族越来越富强。
记者：您是回族，创作中也不免会流露给读者宗教的神秘感，您怎么看待宗教？
霍达：我认为应该把宗教当成一种文化，宗教信仰应该是奉献，是发自内心的，而不只拘泥于形式。
信报记者李冰／文张珂／摄
采访手记
是她，当年让我痛哭
早在八年前，在一个秋天的黄昏，我一个人伏在家里那张旧沙发上痛哭失声，泪水打湿了衣裙、椅垫，直到父母回家见了吃惊地询问理由。当他们看到茶几上那本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时，父亲立即平静了，他说：她一定是看到新月死了。那本有着素净封皮的书是他一个月前买回家的，只三天，他便读完了，却很久一言未发，第二天是他把书放到了我的书桌上。
八年后的这个周五，天是阴的，在和蔼的丁宁大姐的引领下，我与霍达挨肩坐在了她家的沙发上，丁宁是出版社编辑，近几年霍达几乎所有作品的责编。“《穆斯林的葬礼》据我所知已经重印了三十多次，长销不衰，我们今年又加印了三万本。至于怎么形容她，你还是等会儿自己来判断好了，我不想影响你……”在路上，善解人意的丁宁似乎有意要替霍达保留最后一份神秘。
我们的采访地点定在画家王为政霍达丈夫的书房。整洁、宽敞的房间，光线有些暗。很明显，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墙上挂着几张二人站在街头相依的大幅合影，靠门的一张画像上则是一位文雅端正的年轻女孩，有些褪色的字迹是“1971年1月4日”，那是画家在新婚第三天为爱妻所作的。
“给客人沏茶了吗？刚才不是已经泡好茉莉了吗？来，喝吧，这些茶具都是消过毒的。”卷发，微胖，明亮的眼，爽朗的笑，我不知道是否眼前的霍达就是我想像中的那人，那个让我在青春期头一次不是为了自己的爱情而泪流满面的女人，想像中，躲在书后的她应是瘦高且冷傲的，像她笔下的女主人公。看我们打量墙上的图片，她像个恋爱中的女人一样毫不掩饰地开玩笑说“是我追得他，你们看见墙上那张自画像了吗？是他四十岁生日时在国外画的，我老公还挺帅吧？”那自豪与快乐是透明且温暖的，屋子一下亮堂了起来。
《穆斯林的葬礼》描写了上世纪一个穆斯林家族六十年间的兴衰，两个发生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内容却又交错扭结的爱情悲剧。最初1987年冬至1988年春发表于《长篇小说》季刊总第17、18期?1987年第6期《中国作家》选载?1988年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书，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被评论为“是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第一部成功表现了回族人民的传统文化和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1989年和1992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小说连播》节目两度全文播出本书?1991年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并陆续出版了英、法、阿拉伯等文字的译本?1992年，台湾《世界论坛报》以长达一年的时间全文连载本书。
（来源：北京娱乐信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