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家军玉树临风地站在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前，指挥科技人员小心翼翼地将五星红旗喷涂在飞船的整流罩上。
此时，飞船已进入奔赴酒泉发射场的倒计时。
望着这艘即将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梦想的天河之舟，袁家军的思绪飘得很远很远：
7年前，在被任命为神舟飞船副总指挥时，他将职能工整地写在日记本的扉页上，内心庄严地立下一个誓言：这辈子只要能把这件事情做好，就了无遗憾了！
从1999年发射神舟一号到2002年发射神舟四号，他的心随着四艘飞船而放飞，放飞的每艘飞船都在不断加重中国在世界载人航天俱乐部中的分量。可是正如登山一样，无论哪一艘无人飞船的成功都只能表明征服了一座山峰，而现在，袁家军终于可以率领他的“船员”们去攀登屹立于群峰中的神舟五号这座雄奇的最顶峰了。
这一刻，他与他的“船员”们企盼了多年。
属虎的虎气冲天
属虎的袁家军无疑是一位执着于理想的追梦人。小的时候，他的梦想随着“东方红”卫星发送的铝板琴声直上重霄；大的时候，他的梦想随着物理方程式遨游于虚拟的太空；时至今朝，他的梦想终于附着神舟号飞船开始实现。1970年4月，东方红一号卫星飞过天际时，年仅7岁的袁家军骑在父亲的肩膀上，听着收音机里传出的《东方红》乐音，在吉林通化的长白山下仰望夜空，搜寻卫星的轨迹。
他好奇地问：“爸爸，卫星在哪儿呢？”满腹诗礼的父亲袁承维虽有“通化第一文人”的雅号，可是并不精通天文，他只能凭着感觉指着天空，告诉儿子：“大概是最亮的那一颗吧。”少年袁家军觉得卫星是那般神秘，令他心动。
一个希望的梦想就这样被埋藏在他的心间。从事高等教育的父母早已看出了儿子的心思，一个劲儿地鼓励家军，当科学家得有一副好体格，你得坚持锻炼。别看现在的袁家军身体健硕，终日神采奕奕地为飞船忙碌，儿时的他却是一个哮喘、鸡胸等疾病缠身的孩子。袁家军听了大人的话。
他对妈妈说：“您帮我缝一个沙袋，我要绑在腿上跑步锻炼，练得能健步如飞。”妈妈怕他吃不消，可又拗不过这个小“虎崽”，于是就缝制了一个两三斤重的沙袋。
于是，从那时起每天清晨他都会一边沿着山城的小河，边跑步边做扩胸运动。隔一段时间，他就让妈妈把沙袋的重量增加一些。几年下来，他的身体不仅壮实了起来，还当上了体育委员。品学兼优的他不仅是各种数理化竞赛的获奖“专业户”，由于做操姿势优美，动作规范，他还被选为全校同学的领操员。
填报大学志愿时，袁家军的第一志愿第一专业是：北京航空学院飞行器设计专业。在“如果以上志愿不能实现，是否服从分配”一栏中，他用一种虎气写了三个字：“不服从！”是不是太狂傲了？班主任担心这几个带有挑战性的字会让录取院校有看法。而袁家军轻松地说：“我喜欢学这个专业,报考北航也有信心。”高考结果他果然如愿以偿。
在大学时，袁家军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一名现代科技工作者需要有充沛的精力和体力，必须具备克服困难挫折的高昂斗志。那时，他已是田径队的骨干了。做事从不服输的他，总是琢磨着如何在田径场上赶超顶尖高手，在一次高校举办的运动会上，他当仁不让地夺得了400米跨栏亚军。
2002年10月25日，北航迎来了50周年华诞，袁家军被选为八万多名海内外校友发言的代表。仍在北航攻读结构优化博士的他真诚地向校友吐露心声：“我记得一入校时学校放了一部电影《驯火记》，我第一次深切地感到，自己将要从事的航天事业，是这样与国家的荣誉紧密相连，也将自己一生的梦想锁定在蓝色的第四天疆。在酒泉不远处的敦煌，有许多古人飞天的壁画。我和我的同事们朝思暮想的，就是要圆梦九天。”
圆梦九天是从北京的一个叫唐家岭开始的。
比起现在具有的沉稳的大将风度，1996年袁家军被任命为神舟飞船副总指挥和唐家岭航天城全面建设总负责人时，多少有些诚惶诚恐，而几乎所有的人也对这张年轻陌生的面孔打上了一个问号。
才33岁的他，虽然在毕业后参与了资源卫星等型号分系统的研制和载人航天的预先研究工作，但能挑起飞船领军人物这副重担吗？连自己的小家都没多少管理经验，能当好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有史以来最大工程的大管家吗?
袁家军接的第一个“烫手山芋”，就是建设能满足飞船以及大型卫星总装、试验、测试一体化需求的国家专项投资重大工程——北京空间技术研制试验中心。
中心的规模之大、要求之高、建设项目之多，技术之复杂，时间之紧迫，施工协调之困难，都在中国空间事业上首屈一指。
与一般的土建工程不同，中心建设如不能赶在飞船研制前完成，后续的大型试验就没法进行，不仅飞船系统的研制计划会被打乱，载人航天工程的目标也将会付之东流。
试验中心包含了飞船研制所必备的十大重点试验室，其中许多设施的技术指标都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十大试验室中难度最大的又要数真空环境模拟器KM6。它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五大真空容器之一，也是飞船上天前做太空模拟试验不可缺少的关键设备。它相当于一个人造小太空，飞船只有在模拟的太空环境中逐一“过关斩将”，才有把握上天“赶考”。KM6包括：大型空间真空容器、超大型空间环境模拟器、仿真转台等，涉及材料、工艺、测量、控制等很多学科的前沿课题，许多技术难题是从没有遇到过的。
倒排的日程是不倒的后墙。那段时间，袁家军每周有2天都睡在办公室里,把塑料布往办公桌上一铺，就开始学习消化各种技术资料。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他决定以KM6为重点抓中心建设。为确保KM6真空环境模拟器一次建成并调试成功，袁家军与同事们商量，将航天型号的质量控制办法用于试验室建设质量管理，将责任落实到人，将质量目标层层分解到每个零部件，然后采取严格的试验程序和检验程序进行把关，每到一定的阶段，都进行专家评审，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
对他来说，那是一段极为艰苦的时期。袁家军满脑子都是工作，回家后还不断地打电话调度指挥，睡觉时也总是被电话吵醒。1997年夏天，在连续一个多月的失眠后，经常呕吐的他被迫住进了医院。
戚发轫总设计师关切地看着自己的助手说：“家军，以后不要把工作再带回家了。”袁妈妈心疼地问儿子：“是不是任务太重，你又好强，受不了了？”袁家军耐心地解释说：“不是好强，我是副总指挥，就是要多想办法，把工作安排、调度好，要不然怎么按时完成建设任务啊！”
1997年11月，真空环境模拟器一次调试成功，试验中心也按计划建成。一座透着浓浓现代气息的航天城在唐家岭拔地而起，成为一艘艘“神舟”和新星的孵化器。
属虎的不怕“拦路虎”
“载人航天，人命关天。我们的飞船研制工作披荆斩棘，在风口浪尖上乘风破浪，就是为了给航天员铸造一个舒适安全的天上之家。”回忆起7年前，带领试验队员打造第一个神舟飞船返回舱时的情形，袁家军至今仍难抑内心的激动。
当时，研制试验中心的建设与飞船研制的工序是交叉进行的，矛盾十分突出，神舟飞船返回舱又已成为整个载人航天工程研制中的最短线之一。凭着一股“偏向虎山行”的劲头，属虎的袁家军决定将这块最难啃的硬“骨头”拿下。
返回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和飞船的指挥控制中心，如同航天员的太空卧室。焊接过程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返回舱体积大、外形不规则，局部焊接易变形，发动机安装面及对接密封面精度要求极高，就连国内顶尖的技师都没干过这种活，无论是零件生产还是工装模具加工都遇到了许“拦路虎”。
1996年初，袁家军与研制人员制定出了长达5米的返回舱工作流程，明确了所有关键技术的完成节点，每周都坚持到返回舱焊接现场开调度会，把院士、专家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能工巧匠都请来做高参。
多少个不眠之夜，工人们把被窝搬到了返回舱加工现场，废寝忘食地一点一滴地啃“骨头”。作为行政指挥，袁家军始终与他们奋战在一起，大家还给他取了个“船老大”的外号。
1996年9月28日，中国航天史上第一个飞船返回舱终于诞生了。统计资料显示，类似返回舱的结构正常加工时间一般需要18个月才能完成，但袁家军和他的同事们硬是凭着过硬的技术和顽强拼搏的精神，用10个月时间将其攻下。返回舱计划目标的实现扭转了飞船研制的被动局面，为第一艘无人飞船按计划发射赢得了时间，也把飞船系统管理的思路梳理出来，对整个飞船研制产生了里程碑式的意义。由于超负荷连轴运转，又没有注意“软着陆”，返回舱的短线警报解除后，袁家军连续十天高烧不退。不过在很短的时间里，他以自己的“智仁勇”和卓越的管理协调能力树立起了指挥者的权威。
1999年11月24日，江泽民主席到北京航天城观看遨游太空归来的返回舱时，听罢袁家军条理清晰、简明扼要的汇报，十分高兴地说：“这位年轻人才37岁，说明航天事业后继有人。”朱镕基总理视察航天城时，袁家军担任全过程解说，又以干脆利落的讲解给总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合影时，总理特意点名：“刚才介绍情况的那位37岁的副院长在哪里？”
当记者问起袁家军：“领导当时为什么会选中你？”他爽快地回答：“我对技术工作比较熟悉，考虑问题比较细。领导交给我的任务，我不仅一定要按时完成，而且保证比他们的期望值更高。”
2002年3月25日，戈壁滩上一个难得的风和日丽的日子。
“神舟”三号飞船定于当晚22：15分启程。
清晨，袁家军仍像往常一样跑步来到弱水河畔，他停在东风公园与航天员别墅间的草地上，舒展流畅地打了两套杨式太极拳。从他那娴熟怡然的动作中，看不出打造飞船这一复杂系统有多难，也感受不到大战将临的紧张。在行云流水的一招一式中，袁家军把将航天员送入太空的“天字号”任务举重若轻地挑起。
神舟三号飞船是一艘与真实载人状态非常接近的飞船，也是一艘历经磨难的飞船。由于接插件测试中发现问题，虽然1000多个触点中只有一个点不能导通，袁家军与其他决策者们还是做出决定：宁可推迟发射3个月，也不能让飞船带任何问题上天。
这不仅意味着已进入酒泉发射场的队伍要全部撤回北京，而且原定于2002年发射的载人飞船也将受到影响。
而当时，经历过神舟二号飞船回收的试验队伍，都憋着一鼓劲儿，要在2001年发射，用成功证明自己。
领导们的决策，不被理解。作为飞船第一责任人，袁家军承受的压力，不言而喻。
如何让队员们把挫折看成进一步提高的一个难得机遇，如何确保神舟三号飞船的圆满成功和万无一失，袁家军几乎释放了所有的能量，严字当头，不讲情面，要求队员们勇敢地面对各种挑战。
经过前两艘飞船的洗礼，袁家军不仅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周末调度会”的法宝，而且在质量管理、质量监督、数据判读和经营队伍的情绪上，将总指挥的职能演绎得淋漓尽致。为了攻克神舟三号飞船的多个技术瓶颈和“顽症”，顶着巨大的压力，袁家军几乎跑遍了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京内京外的所有厂所及元器件生产厂家，现场拍板，归零疑点。
把所有的问题都梳理得清清楚楚，把所有的疑点都排除得干净透彻。难怪飞船临行前他会平静如水。
神舟三号飞船发射时，江泽民主席亲临酒泉，两天时间6次与袁家军握手，让他在自豪中更感责任重大。他在江主席宴请航天专家的庆功宴上，内心默默发誓：一定要全力以赴，全神贯注地打造出安全可靠的飞船，不辜负中央领导和全国人民的重托。
2002年4月1日，神舟三号飞船回家的日子。下午一点，袁家军已与160多名执行回收任务的队员浩浩荡荡地守候在内蒙古中部的理论落点。那天风沙特大，阳光甚烈，袁家军戴着风镜，总是情不自禁地抬头看天。看后他又暗自发笑，三个小时后实行制动，离看到那个红白相间的降落伞还早着呢。
16时38分，从他们待命的西北方向突然传来“嘭”的一声巨响，凭着多次空投试验的经验，袁家军当即对落区指挥长夏长法副司令说：“是抛伞舱盖的声音，伞系统已正常工作。”
这时指挥车里传来报告声：“返回舱下降速度正常。收到飞船信标，回收3号发现目标。”袁家军举起望远镜竭力地四处搜索着，由于风沙扬起，能见度不够，看不见那个让他望眼欲穿的返回舱。
“直升飞机目视返回舱，状态良好！”17时05分，一听到这个激动的报告声，许多人都欢呼着蹦了起来。袁家军火速乘上直升机，十分钟后到达现场。当他站在摇晃的飞机上，从200米的高空中看到那个令他魂牵梦绕的返回舱时，顿生如释重负之感。
这是一次非常完美的成功。
经历过挫折后更能体会到此时的成功是那么的美妙与辉煌！那一瞬间，袁家军感觉蕴藏在内心深处的、禁锢了一年之久的巨大能量在不断向外迸发，这种能量告诉他:一个成熟的总指挥和一支成熟的队伍，不仅要经历胜利的考验，而且要经历巨大困难和重大挫折的考验。从挫折和困难之中站起来的人，才是真正的无敌强者。
对于飞船总指挥的角色，袁家军如此点评：“我向往充满梦想的职业，喜欢做有挑战性和具有冒险性的事情，它让人心跳不已。不是有句话吗？玩的就是心跳，担任飞船总指挥，它具有所有这些特征，既有开拓性，又能使各种创造的梦想得到实现，我很喜欢。”
玩的就是心跳，此话听来浪漫，可是得照着飞船研制管理的游戏规则做，则并不是一件很好“玩”的事儿。
4艘神舟试验飞船虽然发射成功了，但作为总指挥，面对已进入倒计时的载人航天目标，挑战十分巨大。再说，载人航天工程是航天人47年来承担的最大的一个系统工程，除了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还有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中科院、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等上千个任务单位，船上的元器件有数万个，船内的电缆“手拉手”接起来可以绕地球一圈。任何一个元器件或任何一根导线出现故障，任何一点多余物的存在，都会使上万名研制人员的努力功亏一篑。如何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在最短时间内最高效地使飞船满足载人要求，如何用零缺陷的管理确保成功，是袁家军整天琢磨的事情。
虽说是大器早成，但为了成为一名优秀的总指挥，袁家军对自己的要求极为苛刻，事事都沉稳地冲在最前，事事都追求完美。为了吃透飞船技术方案，为下一步载人飞行和空间交会对接、航天员出舱活动打下坚实的技术基础，原本从事结构机械研究的他，从承担任务伊始就致力于成为飞船专家。凡是对项目有重大影响的环节和系统他都能准确地把握住，并且力争做好每个环节的协调。
总指挥的另一个职能便是要了解到哪些人是型号研制中的主要角色，同时用现代的知识管理方式“经营”好大家的情绪。袁家军深谙“上下同欲则胜”的要领，并从中总结出一套理论——工作效率等于人的智力乘以情绪，飞船是一项极具创造性的工作，一定要创造气氛，让唱主角的同志心情舒畅，让扮配角的同志明白自己在系统中也须臾不可缺，这样整个团队才会和谐地朝着共同的目标奔。为了“经营”好大家情绪，袁家军的一个得意法宝便是召开非常规范的调度会，认真倾听一线人员的心声，全面动态地掌握型号进展过程中的主要问题、短线及薄弱环节。他组成“特别任务组”，以载人航天为最终目标，打破行政界线，使工作效率大大提高。
走进袁家军在酒泉发射场的宿舍，《阿波罗登月之旅》、《组织机构中的项目管理——如何最有效地利用时间、技术和人力》、《第五项修炼》、《孙子兵法》等中英文书籍，字里行间用红、黄荧光笔划出了许多重点。为了提高管理水平，只要手头能找到的书籍、能看到的外文文献，他都如饥似渴地一读为快。
为了提高管理水平，他还忙里偷闲地利用休息时间，带着同事在北大念起了外籍教授亲自执鞭的项目工程管理。现在，项目管理已成功应用于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的各项管理工作，使技术与管理水乳交融。
“把非常复杂的、要求非常高的飞船研制变为例行公事一样简单，这是我在管理上所追求的目标。”袁家军如是说。
神舟五号飞船研制过程中，袁家军经常一边散步一边想，怎么才能让大家进行更深入的思考，还有哪些疑点和问题没有彻底归零，如何让“双想”工作为飞船出场再加一道保险。
作为总指挥，在首次载人飞行即将到来时，他要求科研人员做一切设计和试验都要有“载人意识”，围绕质量工作进行策划，精雕细刻，把每项工作都做到零缺陷。
“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的失事对袁家军触动很深，他说：“实现飞天之梦的道路充满风险，在挑战风险的过程中，如果我们成功的把握越大，那么我们面临的风险就会越小。‘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飞了28次，久经沙场的成熟飞行器都会出现严重事故，我们的飞船只试飞过4次，这个相差十分悬殊的数字，其实就是悬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警钟。”
属虎的是个魅力使者
南非富翁继美国蒂托之后搭乘联盟号飞船遨游太空,此举引发了应邀前往哈萨克斯坦观看发射的袁家军的无限遐想。此前，他曾亲眼目睹了61岁的老蒂托乘座联盟32号载人飞船飞天。
“蒂托为自己的梦想付出了2000多万美金，代价实在过于昂贵。”袁家军有些遗憾地摇摇头。他告诉记者，神舟飞船现在主要是从事科学探索，一旦突破成本和安全两个关键性的问题后，中国的老百姓完全可以效仿两位富翁，像乘“空中公共汽车”一样上天游一游。他预言，在未来20年内，将有更多的人以旅游者的身份进入太空，太空旅游业将成为一项极具发展前景的产业。
2002年9月，袁家军来到成都参加中国科协学术年会。一到成都，他就赶往心仪已久的三星堆参观。在这里，他看到了古代蜀人“飞天之梦”的见证：9只大鸟在一棵宇宙树的上方朝着日月振翅奋飞。“古人就是想沿着这一神奇的通天之树攀沿而上，进入浩瀚神秘的宇宙太空。”今天的中国人怎样实现飞天梦呢？他在学术年会上作了《载人航天工程的现状与展望》的报告，掀起了一股航天热潮。
繁重的工作之余，袁家军从未放松国际学术研究与交流。英语口语极为流利的他，每次出访，都会让那些以为“中国的整流罩是用竹子做的”外国专家们刮目相看。
1997年，在联合国外空司与国际宇航联组织的国际空间技术应用研讨会上，袁家军如一匹黑马一样杀出，代表中国声情并茂地进行了大会的主题演讲，话音刚落，整个会场的代表都站立起来鼓掌。大会主席走到这位来自东方的帅小伙面前,情真意切地说：“你的演讲太精彩了。”
1998年2月，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脚下的滑雪胜地，“空间商业化研讨会”正在如期举行。袁家军就空间成本效益问题的慷慨陈辞同样赢得了如潮好评。担任会议讨论组长的他，感觉国外同行对中国航天的了解实在太少了，这对他触动很大。那段日子，极喜爱运动的他没有心思去滑雪，他想，国际空间竞争也像玩游戏一样，如果不作为成员参与进去，根本进入不了别人的圈子。国际宇航舞台上，应该有中国航天人的洪亮声音！
2002年10月，当第53届国际宇航联大会在美国休斯顿拉开帷幕时，袁家军已率领神舟四号飞船试验队,来到了内蒙古巴丹吉林沙漠深处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潜心备战载人飞行前的第四次重要演练。
得知自己在本届大会上当选为国际宇航联副主席时，袁家军正呼吸着大西北干燥而稀薄的空气，紧张地指挥科研人员进行发射前的各项测试。这一天，距他过完40岁生日，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而此前担纲国际宇航联领袖的陈芳允、陆元九和杨嘉墀等著名院士，无一不是叱咤风云的资深航天专家。
袁家军说，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院士和飞船总设计师戚发轫院士等众多前辈长者，给了我很多的指点，帮助我学会做人做事，挺过大风大浪；航天事业为我搭建了很好的平台，让我有幸在国家重点工程中担任总指挥，在国际舞台上成为与世界宇航大国对话的一个代言人。如何进一步扩大中国在国际宇航大家庭中的影响力，在征服太空、角逐天疆的全新的领域彰显中国人的智慧，袁家军将肩负起更加神圣的使命。
作为梦在太空的“科技明星”，袁家军是专家、领导倚重的青年帅才；抛开他身上的所有标签：院长，总指挥，国际宇航联副主席……袁家军仍然是一位魅力四射的多面偶像——
大学指导员说，袁家军是高校跨栏纪录保持者，没搞体育，体坛少了一颗明星；著名演艺家蓝天野说，袁家军天生一副好嗓音，当个歌星没问题；儿子袁圣晰说，爸爸英俊潇洒，博学多才，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袁妈妈则说，袁家军要是把他儿子培养得像我儿子一样出息孝顺，我就心满意足了。
虽然飞船研制重任在肩，各种社会活动繁多，但袁家军看上去却游刃有余。只有热爱生活，才能工作得更加富有激情和灵感。每天晨跑、打太极拳和每周一次的游泳是他坚持不懈的必修课，而且每一个“科目”都定位明确：跑步要跑到背部出汗，游泳则下水就游1000米。问及为何迷恋太极拳，袁家军戏谑道：“退休后我就可以直接当太极拳辅导站的站长了。”晚上工作累了，他会去乒乓球室操练几把。走进神舟飞船试验队，你会惊讶地发现，袁家军这位队长几乎是试验队的获奖垄断者，跳绳比赛、乒乓球赛、扑克牌赛，凡是与体育技能沾边的，他都是当仁不让的冠军。
文艺舞台上的袁家军更是一个激越灵动的“音符”。他的模仿能力很强，六七岁时差点被艺校选去唱样板戏。虽然父母坚决反对，但袁家军对于音乐的迷恋并未因此止步。曾经是校园歌手的他，登台演唱流行歌曲确实“星”味十足。
1996年，航天专家与北京艺术家们联谊，袁家军用地道的英语演唱了一首《狮子王》。一曲惊四座，扮演过周总理的王铁成说：“嗓子不错，乐感很好。长得很帅，是个歌星苗子。”
比起通俗歌曲，“曲高和寡”的歌剧才是袁家军的最爱。一次，中央乐团的专家到北航作音乐讲座，第一次接触歌剧的袁家军像着魔一样喜爱上了它，那一份宁静与和谐，那一种激情与迸射，让他沉醉不已。在他家中，除了“高烧”歌剧发烧器材外，放满了各种音乐方面的书籍。有好的音乐会，他绝不会错过。去发射场,他也会带上一套音响。威尔蒂的《茶花女》，普契尼的《波西米亚人》，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经常从他的房间里“飞”出来。不过他最喜欢的当属马勒，因为马勒的音乐在忧郁中带有激情，最适合现代人的情感。
音乐让袁家军在从事高风险与高挑战性并存的工作之余感到无比惬意。科学家以博大的人性情怀拥抱自然之理，艺术家则以宇宙之理倾诉人性情怀。从科学家和艺术家身上我们不难找出他们的相似点来。
袁家军曾经两度与空军飞行员擦肩而过。
在高中和大学毕业时他两次参加飞行员体检，都以绝对优势通过了。尤其当时北航700多人报考飞行员，只有9人合格，袁家军就是这九分之一。但因为已被录取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研究生，他还是忍痛割爱，投身了航天。担任飞船系统总指挥，使袁家军再度与从空军飞行员中百里挑一选出来的精英们结缘。
每当看到航天员们一个个生龙活虎地进行各项训练，他都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这么优秀的一个群体，岂容飞船研制工作有任何闪失？航天员们对这个总指挥也十分尊重，每次见面，都喜欢向他请教飞船的各种问题。
袁家军说，在中国的第一位航天员乘神舟五号飞船飞天之日到来时，他最想对航天员说的话就是，祝你一路平安，希望你飞行中沉着冷静，为“神舟”安全再加一道保险，我们会在着陆场迎接你光荣凯旋。(特约记者左赛春)来源：人民网
